群体互动的形成与转化民工市民互动

群体互动的形成与转化：“民工——市民互动”分析摘要：文章以群体互动为契入点，描述和分析了“民工——市民互动”的形成、发展延续和转化的完整过程。通过对互动过程的研究来探寻农民工群体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农民工终结”的论断。两群体实现良性的互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关键词:群体互动，民工，市民，农民工终结一、引言本文以群体互动为契入点，分析了“民工——市民互动”的形成、发展、延续和转化的完整过程。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要整合和融入城市生活，就必须积极的发展群际间的交往，寻求交往所构成的社会网络的支持，进而求得自我群体的整体发展,实现与其他群体的良性社会互动。“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整合更主要的是取决于群际间的交往以及由于这种交往构成的广泛网络所给予的各方面的支持。”（布劳，196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需要通过群体之间协调的良性社会互动来实现。近20年来，随着“民工潮”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出现了新得发展趋势，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象海潮一样不断涌动的两群体间的互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这便是这篇文章将要探讨的问题。（一）、概念的提出一般来讲，农民工流动包括地域流动、职业流动、阶层流动等，地域流动是指由农村流入城市、有欠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者，他们的户籍身份是农民，在家承包有集体的耕地，但长期在城市劳动和工。“农民工”这一词本身既成了他们社会身份的标识，又成了他们职业特征的注解，是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独特结合。这一独特的结合所构成的独特群体在流入城市之后，会与具有非农户口的当地“市民”发生一系列的社会交往和联系，而且这种交往和联系是不断的动态变化着的，日益强化的。社会互动就是“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郑杭生，1994）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帕克和伯吉斯主张将社会互动分为竞争——冲突——顺应——同化四个阶段。前者主要概括了互动的要素、条件和内容，后者主要阐述了互动的基本过程。为了能够更加简明的叙述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群体之间日益强化的交往和联系，笔者从群体互动的观点出发，根据郑杭生和芝派的主张，尝试性的提出了“民工—市民互动”这一概念，用指“在同一生活空间（地域的和非地域的）内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因信息传播和交流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这一互动过程中也包含着两群体间的竞争、冲突等形式。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农民工研究的视角，一种从民工与市民动态的互动关系入手，描述和分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互动的形成、发展、延续和转化的系统过程的视角。所以，认识以下几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民工——市民互动”是非组织互动也非个人互动，而是一种群体互动的类型，是以整群为基本分析对象的，确切的说应该是群际互动；第二，“民工——市民互动”本身并非仅仅是社会制度的安排，而是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正常的社会现象来考虑的，；第三，“民工——市民互动”为农民工研究提供了一种纵向历时性研究的角度，从互动过程本身有其发展演化的规律分析中透视出民工群体本身的发展变化轨迹来。（二）文献回顾目前，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中，经济学侧重于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入手，认为农民工流入城市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实现城市化的途径和过程（姜长云，2003），社会学侧重于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描述和对策性分析上，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群体本身的分析中，或把民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单方面的研究他们的生存状态，如对农民基本生活与健康服务，农民工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权益保障（关信年，2003；韩嘉玲，2003）；或研究农民工中的特定群体，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浙江村”的研究等（王春光，2003；项飙，1998）；另外，对农民工的研究也都从制度和结构的角度出发，研究制度和结构对农民工的影响，如新二元结构与民工流动（孙立平，2003）。而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社会交往和联系，即社会互动角度入手研究的较少，李汉林在其《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中提出，“研究和探讨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中一些社会群体之间的积极互动，探讨这种互动对相互间的整合和适应乃至对整个社会平稳变迁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从社会关系网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民工群体中形成的关系支持网，以及这种关系网对农民工自身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朱力在《群体性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摩擦性互动》中，也就民工与市民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从社会心理学的偏见和歧视理论出发，分析了互动中的“摩擦性”现象产生的根源，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以及解决的对策。这些研究都涉及到了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侧重点和出发点都是不同的。李汉林的研究强调的是指出了民工与市民互动的重要性，但是他主要集中于农民工关系网的建立和现状分析上，并没有从中讨论这种互动的演化和发展；而朱力的研究是从微观个体角度出发，主要集中于互动的“摩擦性”这一类互动形式上，并未提到其他的互动形式。并且，这二者研究也都缺乏关于民工与市民互动过程和民工本身发展趋势的历时性关注。基于此，笔者尝试性地提出明确阐述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互动关系的“民工——市民互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希望以此来分析民工与市民互动的完整过程和状况，并从中探寻民工群体未来的发展和演化轨迹来，进行一个纵向历时性研究。二、群体互动的起源：无奈的选择“社会互动的实现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至少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群体发生交往和联系”。（郑杭生，1994）因此，群体互动的实现，也是至少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的。“民工——市民互动”的开始便是民工群体和市民群体发生最初交往和联系的开始。这种最初的交往和联系是何时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便是“民工——市民互动”的最初起源。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致富意愿趋向强烈。但此时国家的粮食购销价格却逐年下降，所保证收购的粮食数量逐年减少，丰收了的粮食销售不出去，农民的致富意愿遭到了阻力。此时国家政策也限制着农民流入城市，原本人多地少导致的农村中的隐性失业现象日益凸显，好在这个阶段农民经营农产品的自由度相对于以往逐渐扩展。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求得发展，无奈的农民们开始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寻求发展的的途径，如经营一些农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乡镇企业作为中国农民的创举异军突起。农民们无奈之下的创举——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成了一个时代农民寻求发展的主要途径，而中国的农民工群体的数量便在乡镇企业的崛起中“突飞猛进”，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农民工。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乡镇企业的农民几乎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激增（黄平、彭柯，2003），就是说农民工的数量是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增加着，但这类农民工是“离土不离乡的”。此时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互动是较少的，与城市居民发生的社会交往和联系只是部分的，局部的。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拉开盛大的帷幕，伴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对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的需求逐年增加。因此，有大量的农民被招募或自行流入城市（国家政策相对宽松）。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因为种种原因开始走下坡路，也使得它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下降，无法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于是，更多的农民选择流入城市，成为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因为工作和生活大多都在城市里，所以与市民们发生社会交往和联系的机会增多，交往的范围更加广泛，两群体之间产生了与乡镇企业中民工相比而言较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互动（不管是主观需要的还是客观造成的）。诚然农民流入城市是一个复杂而充满艰辛的过程，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成为了社会身份与职业特殊结合的“农民工”群体，这中间包含着的是农民最初的无奈的选择（尽管后来流入城市未必是无奈的），这种农民群体趋同的选择导致了进城的洪流，洪流在城市空间生活工作的时候，与市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和联系便发生了，“民工——市民互动”开始了。三、群体互动的形成：城市的吸引对中国的8亿多农民来讲，城市是一个神秘而又充满吸引力的地方，只因为城市和农村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社会隔离现象所导致。但这种隔离终究没有能够“隔离”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以及农民对城市的“好奇心”。“好奇”和“吸引”便构成了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的驱动力，掀起了农民工涌入城市的迭起高潮。城市中有他们所渴求得到的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利益、机会、金钱、声望、价值、以及权利等等。缺少这些资源的农民工又是如何在城市中寻求社会资源的呢？他们会运用什么样的途径来获取这些资源呢？廉价劳动力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因此，以廉价劳动力为代价的交换成了他们获取所需要的资源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这种交换的形成，使得利益互酬成为互动发生的内驱力，“民工——市民互动”形成并发展了。如，统计表明城市建筑业中大约有80--90的都是民工（文玉伯，2004），大量的民工投身于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中，为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个“贡献”的过程中，民工以其廉价的劳动力换取了他们所需要的但是在农村中很难获取的资源：最主要的是维持其本人以及家庭生存所需要的收入。而市民群体所获得的是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成果的享受，比如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享用，市政建设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尽管民工群体在城市中不可能得到趋于经济学公平原则所强调的等价交换，但城市仍然吸引了他们。因为农村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满足他们所需要的社会资源的，而在城市中就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取，但相对于庞大的民工群体数量来讲，这些资源又是相对稀缺的。所以，诚然是不平衡的资源交换仍然对农民工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促使其不断的付出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这些相对稀缺的资源。正如古尔纳德所言，“为了继续获得利益就需要对已获得的利益进行回报，这种需要被用做社会互动和群体结构的‘起初装置’”（布劳，1964）。民工要获取自己所急切需要的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就要用其最主要的资本——廉价的劳动力来回报这个城市和城市中的群体。城市和城市中的群体为了能够以小的代价享受到城市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成果，他们也就需要不断的为民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尽管这些资源的提供对他们来讲不需要付出很多。基于两个群体这种连续的的付出——回报——再付出——再回报的过程上，“民工——市民互动”持续的发展了下去。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民工在城市中生活时间的变长，民工们在以互酬性交换为驱动力的“民工—市民互动”中所交换的社会资源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早期民工所渴望交换到的更主要的是其本身以及家庭所需要的赖以生存的金钱收入。因为“民工进城，是处在特定的资源与规则条件下，为寻求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选择的行为方式”（黄平，2001）。但随着对民工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对“赖以生存所必须的金钱收入”的追求已经不再是民工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了。他们在与城市以及市民群体的互动中所追求的东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开始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接纳，自身社会身份的认同和被认可，还有相对与他们心理世界而言的声望的诉求等。从王春光关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的调查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继续外出的原因新生代流动人口第一代流动人口频数（人次）百分比（）频数（人次）百分比（）务农更辛苦1882233务农没有出息2713914能享受现代生活43191117习惯于外出生活8840.002031家乡没有朋友115.0012其他3315.0023总计22010065100资料来源：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2003，第200页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有39的人选择了“习惯于外出生活”；19的人选择“了外出能享受现代生活”；二者占总数的58，充分表明越来越多的民工希望从互动交换中获取的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容纳和对自身社会身份的认同要求，又有13的人认为“在家务农没有出息”，显然，这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