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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商业/管理/HR > 经营企划 > 费约翰的学思历程与中国学
1費約翰的學思歷程與中國學一、研究動機亞太各國由於歷史、地緣與文化因素,向來都與中國有著相當緊密的關係。隨著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的發展,以及政治上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崛起似乎為許多國家帶來研究中國的動機。近代的中國學研究,在許多亞太國家都造成迴響,不同的國家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對於「中國是什麼」也有各自不同的解釋。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區域大國,由於地緣、政治、安全、經濟的關係,他們也意識到需要更加了解中國,因此,以往對於中國的冷漠態度一掃而空,對於中國的一舉一動也開始敏感起來,這些都可以表現在近年來澳洲中國學的發展上。處於南半球的澳大利亞,一方面曾經歷過大英帝國的長期統治,作為一個西方的前殖民地,讓澳大利亞有著與西方脈絡下相同的文化背景,但是由於位處亞太位置上,又使得澳洲各界經常自認不完全屬於西方;另一方面,隨著二十世紀的移民潮、政治、經濟的連繫,澳大利亞也無法避免與中國有著頻繁的接觸,但是由於有著西方的文化,使得他們也不屬於東方的文化背景。在這樣的處境下,當澳大利亞中國學逐漸開始發展時,目前中國學的發展方向究竟為何?澳大利亞究竟是如何來看待中國?本篇主要以費約翰(JohnFitzgerald)的觀點,作為理解澳洲中國學視野的起點。自從1851年澳大利亞「新金山」的出現,吸引了廣大的中國人前往發展。可想而知,華人的移民對於澳大利亞造成一定的影響。然而,由於遭到種族歧視的關係,華人無法完全融入當地生活,甚至與當地的歐洲、澳洲人民發生衝突的事件時有所聞。1當這些事件發生時,澳洲華人轉而想求助一個強大的中國政府,卻無奈地發現當時中國國力衰弱的困境。澳洲華人有些上書中國政府,有些在海外秘密結社,有些加入國民黨,想改善中國政府的窘境,他們認為一旦中國政府獲得改善,他們在海外的地位就能獲得改善。由費約翰代表的與眾不同的一個觀點暗示,澳洲華人間接激發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他的這段論述中,將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與澳洲學界的中國認識有所聯繫,是否是費約翰乃至於澳洲學界對「中國」獨特的想像?關於中國民族主義、民主的學術作品已經不佔少數,然而在這些作品當中,主要的還是以「西方」自由主義或現代化觀點或是「東方」集體主義或民族主義觀點居多,2澳洲學者費約翰從移民身份與民族意識的連結出發,既不代表東方也不代表西方,是否屬於某種來自於「南方」的觀點,即從南方來看待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並回應「西方」或「東方」的觀點。費約翰身為新一代重要的澳洲中國學者,費約翰不僅對於中國的文化、倫理、文學、歷史、政治有著深刻了解,也在2002年,代替澳洲政府編撰《最大化澳洲的亞洲知識》,3對於澳洲的中國學有著一定的代表性,則從費約翰的中國學研究管窺澳洲的中國認識,似乎展現一種澳洲中心的中國學,自有其正當性。123MaximizingAustralia'sAsiaKnowledge:repositioningandrenewalofanationalasset2二、研究背景根據費約翰的研究旨趣,本篇論文的研究背景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主要介紹十九、二十世紀初期的澳洲華人,他們當時所處的環境背景,以及在當時境遇之下,澳洲華人對抗種族歧視,追求平等、正義的行動。另一部分則在介紹同一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面對中國的積弱不振,擔心滅國的恐懼,因而對抗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尋求民族統一的行動。在費約翰的書寫下,這兩部分其實是一體的兩面,相輔相成,互相呼應。(一)在澳洲的華人在過去一百多年以來,澳大利亞與英美國家保持相當良好的關係。在澳洲霍華德總理任職期間(200?─200?),更由於參與反恐與支持對伊戰爭,讓澳大利亞在英美獲得了史無前例的聲譽。不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澳洲對於亞洲與中國的態度可說是相當冷漠的。例如,澳洲第十一任總理尤斯(WilliamMorrisHughes,1915-1923)甚至認為,任何想建立與亞洲更緊密的關係者,都被視為是背叛澳洲由來已久的傳統。4事實上,這樣的排華傳統是延續於西方普遍的偏見──亞洲各國是「黃禍」5(TheYellowPeril),並且終將造成西方的威脅。1851年,由於澳大利亞淘金熱(GoldRush)的出現,吸引了許多歐洲人與中國人前往「新金山」發展。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由於澳洲對於中國的普遍不理解,造成澳洲政府開始產生恐懼、衝突、懷疑與誤解。1854年在澳洲的本迪戈()金礦區甚至還發生種族暴動的反華情緒。次年,英國便通過限制華人移民法案。由於英國的對澳政策改變,以及澳洲內部各種勢力的妥協,加上經濟的基礎逐漸穩定,澳大利亞聯邦在1901年正式誕生,但是由於種族歧視,以及白人自傲的心理,因此在當時總理巴頓(SirEdmundBarton)的「白澳政策」原則帶領下,6幾乎所有澳洲國會議員都同意維持一個「白人的澳大利亞」,並通過了「1901限制移民法案」,規定有色人種入境必須受到嚴格管制,以及通過語言測驗。在澳洲的中國人對於「白澳政策」感到相當忿怒與苦惱,並且時有零星的反對抗議事件產生。然而,這些事件引不起澳洲政府的重視,華人的無能為力促使他們為追求一個強大的中國而努力,他們相信唯有一個強大的中國,才能使他們從所遭受的屈辱和羞恥中拯救出來7。在當地中文報紙的宣傳下,澳洲華人將中國所受到的屈辱以及自身在澳洲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連結起來。因此,當他們在1901年看到澳洲成為獨立的聯邦國家時,華人讚嘆公民們所享有的權利,其冀求一個統一的中國也隨之而起。在澳洲這個多元種族的國家裡,「白澳政策」起源於對於非歐洲人的害怕,也起源於澳洲人對於自身的保護。8然而,從澳洲聯邦政府對於華人移民的歧視,對於華人秘密結社的存疑,對於華人吸鴉片、賣淫、賭博的厭惡,以及對於澳洲華人與中國的關係不滿等現象,不難理解澳洲近代的中國認識,除了政治、安全、貿易的因素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起源於對澳洲華人的印象與態度,並因而與這些華人息息相關。自1990年代以來,許多政府資助4可參考JohnFitzgerald,”WhoCareWhatTheyThink?”,DoubleVision:22。5關於黃禍的由來,可參考自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香港:三聯書局,1991。6白澳政策是指只允許歐洲白人(主要是不列顛與愛爾蘭人),而不允許或限制亞洲人和大洋洲人移民澳澳大利亞的種族歧視政策。白澳政策最早出現於新南威爾斯。《澳洲史》,張天,頁22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7可參考,楊進發的《新金山:澳大利亞華人,1901-1921年》,p.23,上海譯文出版社。8可參考AndrewMarkus,FearandHatred:PurifyingAustraliaandCalifornia1850-1901,p.xv.,1979,HandI。3的計劃,出版書籍與文章仍在處理澳洲的中國移民與社群。9(二)在中國的中國人從十五到十七世紀,由於地理大發現,歐洲洋溢著冒險精神,以及傳教的熱情,西方開始來到中國進行探索與傳教。直至十九世紀歐洲強行叩關,最終造成了清朝在鴉片戰爭以及亞羅戰爭中的戰敗,讓中國的顏面盡失。中國軍事武器的落後讓西方一覽無疑,以往對於中華帝國的尊重不但一掃而空,甚至加速了所有不論強弱的西方各國對中國的輕視。另一方面,受到啟蒙運動影響的西方人,往往帶著一種「白種人負擔」的優越感,或是基督教傳教士的「救贖」心態,來到中國進行「喚醒」。二十世紀初期,西方論者似乎普遍相信,儘管中國的過去是那樣的光榮,但是就目前的衰弱情勢來看,中國的現況根本不值得西方尊重。若用傅柯關於知識與權力的話語來說,當時西方各界對中國的想像,反映出西方的話語權力。清末國力的積弱不振,不平等的待遇以及西學的擁入,讓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中國傳統與文化的問題。1919年新文化運動以及隨後的五四運動,便是為了檢討傳統文化,並與中國的過去割斷關係。知識分子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新式小說、民主與科學的呼籲等,顯現出中國的西化運動正在進行。另一方面,在孫中山以及革命運動的帶領之下,知識界決心揹負起「喚醒」中國廣大民眾的責任,以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來襲,以及打倒地方封建主義。1912年中華民國正式建立,然而,中國卻尚未處於統一的現代國家狀態。從1916年到1927年北閥完成前,中國事實上處於南北政府分裂的歷史階段。對於國民黨而言,這些分裂勢力主要來自於清末士紳的舊勢力、地方精英的權力以及各省軍閥的蟠踞。因此,國民黨人開始進行民族革命,希望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然而,在這樣的統一過程中,由於政治或經濟因素,使得統一大業受到許多阻礙,其中包括國民黨內部的分裂、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衝突、軍閥的聯省自治、廣東的分離主義、地方士紳的抗拒等。在這樣混亂的局勢中,在國內部分,國民黨人不斷利用宣傳以及統一的象徵,塑造出集體主義的思維;在國外部分,則爭取海外的同情,以及海外華人的募款與輿論。1949年標示著國民黨的失敗,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中,毛澤東開始呼喊著「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0,象徵了中國與西方在國際上已經擁有平等的地位。八0年代當全球資本主義盛行時,中國的經濟也逐漸開始起飛,政治方面則實施改革開放,各國學者爭相來研究中國,大多數的國外學者普遍相信,中國發展出獨特的所謂社會主義途徑,其實是擁抱西方曾經發展過的道路。三、問題意識本文對費約翰的閱讀,儘量根據費約翰自己的文本來歸納閱讀的角度。在這方面,費約翰對於中國人的主體性似乎尤其關注,不論是在澳洲的華裔中國人,或是在中國大陸的知識9可參考HenryChan,Anncurthoys,NoraChiang,TheOverseasChineseinAustralia:History,SettlementandInteractions,pp.4-5。10可參考時間?4份子與革命黨人,這樣的主體意識相互穿透影響,時而個體,時而集體,也引發費約翰對於中國人主體性的關注,不但關注集體的主體性有無獲得喚醒,也關切個別中國人的主體性能否獲得保障。本文檢討的是,費約翰的主體性關懷如何和歐美流行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區隔或銜接,如何與中國民族主體性的覺醒彼此對話。(一)華人的壓抑與能動性當白澳政策落實在澳洲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時,費約翰透過在澳洲華人的經歷,感受到了華人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移情。當1901年梁啟超到達澳洲時,展開了一系列的演說,而澳洲華人總是座無虛席,他們從演說中感受到中國情勢的危及,同時也感受到梁啟超對於民族主義的鼓舞。當澳大利亞在1901終於脫離帝國,建立一個獨立的澳大利亞聯邦時,華人對於民族主義的特別情感,也體現在他們為澳洲聯邦的誕生而歡呼。然而,澳洲華僑卻在「白澳政策」下受到特別的歧視。在費約翰敏銳的書寫裡,究竟他認為澳洲的「白澳政策」對於中國華人而言,開啟了什麼樣關於身份的意義?(二)喚醒的意義在東方與西方文明接觸的情形下,費約翰透過平鋪直敘,以旁觀第三者的角度,寫出西方對於中國的喚醒作用,以及中國自己的覺醒。在他所描述的「被喚醒」與「覺醒」的過程中,西方論者看待中國的方式引導中國知識界學會用西方的眼光,來審視中國自己的「錯誤」。值得探討的是,在這樣一個知識界努力喚醒中國的敘事下,費約翰是否假定被喚醒的,是原來就已經存在的中國,還是一個因應當下政治需要所建構的中國?喚醒中國的主體最終是來自西方,或是中國知識界自己?在費約翰的文本中,有沒有既有的歐洲中心的觀點,或是一種從東方歷史文化傳承中汲取的觀點,或是有一種特殊的出自澳洲華裔的「南方」觀點呢?(三)民族主義與個人主義在國民黨建構整個民族的過程中,對於民族統一的要求,總是優先於個人的自主性。但是費約翰看到,在這個全球化的社會中,後現代、後殖民、後工業等都開始注重「主體形成」(subjectformation)的過程。因此,費約翰認為中國在民族建構的過程中,在「喚醒」民族的同時,也能「喚醒」個人的主體性,如此而對中國人權所產生的關懷,是具有中國人文情懷的的基礎呢?或依舊反映出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呢?四、研究架構:「中國」一詞能夠以許多方式來解讀,它可以意味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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