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东方：中国学术的分流与同流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邵东方，籍贯江蘇省南通县（今南通市通州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士后，于1986年出国留学，先后获得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暨信息学硕士。他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为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系统的高级行政管理官员之一。邵东方主持斯坦福大学最大的分馆东亚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系统的亚洲典藏，该馆收藏有关东亚研究的中文、日文、韩文和西方语言的图书与档案七十万余卷，是北美十大东亚图书馆之一。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佛光大学，自1999年起执教于斯坦福大学，讲授中国历史、语言、文化和思想史的课程，并分别指导宗教研究系、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他曾任斯坦福大学亚洲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和佛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多年来，邵东方从事中国思想学术史、古典学、文献学、图书馆及信息学的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及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邵东方：中国学术的分流与同流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记者：邵馆长您好！非常荣幸您能接受中国社会科网的采访。先请邵馆长自我介绍一下。邵东方：我叫邵东方，从国内到美国留学，我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学学士和硕士，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跟随刘家和老师从事中外古史比较研究。1986年秋天我到美国夏威夷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毕业后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与文化。1999年执教于斯坦福大学，自2003年起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现在除了主持东亚图书馆的馆务工作外，平时自己主要从事学术思想史、古典文献学、数据图书馆及信息学的研究。今天首先感谢中国社会科学网给我这样一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感谢周溯源总编辑、刘逖主任和方女士的邀请。记者：请邵馆长谈谈中国学术的分流与同流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邵东方：我首先要感谢刘家和、余英时、何兆武、倪德卫（DavidS.Nivison）、何炳棣、丁爱博(AlbertDien)诸先生。今天讲的内容将使用他们所提供的一些资料，并会引用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想法。我所讲的范围，大致是围绕人物、时间、方法、观点这四个范围。我所讲的不一定是思想流派，而是具体的观念，讲方法也不是具体的治学的方法，因为考虑观众中间许多人不是专门搞国学研究的。所讲人物主要是跟西方汉学有关的人物。西方学者中有一部分研究中国，中国研究涵盖面也很大，有人从政府角度研究中国，有人从经济方面研究中国，我讲的是人文学方面研究中国。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还是有一定分别的。人文学涉及到历史、宗教、哲学、文学各个方面。我也会讲一些关于传统的问题，因为中西方在总体上还是有不一样的传统问题，而在学术上，中西治学的方法也有不同。我会提到文献的作用，比如说如何利用图书馆使用资料。还有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占有资料的完整性方面会有缺陷？最后我试图作一些比较，谈谈中西学术研究的异同。每个题目中间都会涉及到这些范围，总体上以这四个范围来展开具体的内容。我们讲汉学和中国学两个概念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学术研究中间，我们可以说有两个中国（研究），一个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人在做中国研究。另外是中国以外的人研究中国，而中国本身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余英时教授曾经做了一个简单的界定，把西方的汉学叫Sinology,它研究传统的中国；把ChineseStudies定义为当代中国、近现代以前的中国。这当然是一种宽泛的划分。我在斯坦福大学开过一门叫汉学研究方法的课（SinologicalResearchMethod），基本内容是向研究生介绍如何研究传统中国。了解西方人或者中国以外的人研究中国有什么好处？第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苏轼的《题西林壁》，我们今天在国内研究中国，可能由于自己环境的限制，有时反而不如旁观者看得更清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第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促进我们的研究。我想在座的每位没有一个人只是单纯阅读中国的东西，不接触国外的书籍，也包括外国研究中国的著作。第三，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任何学者都不可能完全封闭在自己的母体文化里面。我们的前辈学者或者可以这样，因为传统学者不知道中国外面有另外一个学术世界。比如说，过去人用文言文写作，而进入现代以后，学者们就很难仅仅利用文言文进行创作，因为人的整个知识体系、语言都发生了变化，许多概念无法用文言文表述。我看到一个网站叫爱文言，里面都用文言文写，但是也很难说没有现代中国人在写作上不受西方的影响。西方汉学或者中国学研究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学科，100多年来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美国，主要大学都有东亚研究系，都有东亚图书馆，东亚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许多学校还设有东亚研究所和东亚研究中心。西方的中国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方法。比如，在国内看来，不少人想当然认为中国存在着56个民族，并以此划分进行民族学研究。但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过去民族识别的标准不符合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而不少西方中国学家研究中国民族学，认为以斯大林提出的三条标准来识别中国的民族是远远不够的，经由此标准鉴别出来的民族是不符合国际通行的人类学民族识别理论的。当然今天重新再进行民族识别会产生许多问题，因为这其中还涉及到政治的考量，如果把56个民族加以重新识别，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又如，我们在国内上历史课，通常讲人类社会发展的所谓五阶段，而这种理论在国外一向是有争论的，在西方大学里，几乎没有人以五阶段的划分法讲授中国历史。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学或汉学研究，可以说是群龙无首，意思是说研究存在着多元化。我们也很难说某某人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某个学科的带头人。许多学者之间虽然有一些师承关系，但是他们各自的研究还是多元化，并不是盲目追随某一大师。另外，中国学是多学科的，涉及历史、文学、语言、社会学、人类学等等。从这个角度说，很难由一个专门学科的学者来全面介绍整个海外中国学或汉学的发展，因为这样的涵盖面甚大。我自己有幸在学术图书馆工作，接触各个学科的学者比较多，并向在各个领域研究中国的教授、研究人员和研究生提供咨询服务，所以可以较多了解当下的学术研究概况。否则，某一学者专门研究自己那个领域，专注一本书或一部文献，或是囿于一个流派，就很难了解其他人在做什么样的研究。西方汉学发展也受到大学开设人文课程、通识课程需要的影响。比如说佛教、亚洲文明史常常被规定为通识课程。人文训练对理科的人很重要，包括我们在座经济学的同学，你们若没有深厚的人文基础就不可能考虑大的问题，大的问题像历史可以考虑很长时间的时段。我们的经济研究常以五年、十年或二十年作时段。像研究大历史的人，谈论的是人类未来五百年发展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学大历史的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发表一些弘论。比如，他们认为从真正的经济实力而言，中国人口不是多而是少，如果有20亿人口就可以成为超级大国，因为有巨大的人口和生产力。他们中还有人认为，土地资源应该是够的，不需要设出国土农业用地的红线，农业的发展需要依靠用技术来解决，而非靠保证土地的数量来解决。对中国国内来讲，大家对西方汉学了解很多是通过翻译海外汉学著作。刘东老师的汉学翻译系列介绍了很多海外汉学家的著作，使大家有机会看到海外研究汉学的成果。很多人开始了解和学习他们著作中的一些分析方法、流派、思想、观点。西方汉学本身起到中国文化的海外推介作用，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了解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阅读汉学家的著作。我们所说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在美国放在东亚研究范围里面，不是单独的一个中国研究系。东亚地区基本上主要是三个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当然也包括朝鲜。东亚图书馆的涵盖也是如此，当然朝鲜的书出得很少，据了解北朝鲜一年才几百种书，这个数量与韩国相比就很小了。当然东亚研究的一部分包括研究蒙古和西藏问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曾有一度将西藏典藏放在南亚部里面，后来通过一些华裔学者的努力，最后将有关西藏的典藏放在东亚收藏部分。现在韩国又提出了东北亚研究，他们认为这一范围包括中国的东北，还有俄国的西伯利亚。从区域性研究所系到主流的研究系，像哲学系、历史系、宗教系都有研究中国和东亚问题的。下面介绍的倪德卫教授便是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是东亚系教授。即便是东亚系，其中也有两个不同的传统。有一部分东亚系完全走的是传统汉学的路子，像芝加哥东亚系里面就有古史问题的研究。有一些专门讲中文和语言，像斯坦福的亚洲语文系原来就有这种倾向，只是教语言和中国文学，而真正讲中国文明、历史、文化则很少。所以说，西方的东亚系也有两个传统。优秀的汉学家多出自历史系，这句话是北京大学刘东教授曾经说过的，我很赞同。比如说费正清就是哈佛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还有余英时、何炳棣、许倬云也都出自历史系。这是因为历史系的训练相对来讲是比较全面、综合的，因为在历史系读学位需要时间比较长，东亚就是盯住中、日、韩研究，所以这得到的训练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往往有许倬云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谈到的情况：在中国史范围内，自己觉得天下之大只有中国；到外面一看，别处史家治史时，却是天下之大而没有中国。我在美国的大学第一次担任“世界文明史”课程的助教时，发现课本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很少，教授基本上讲了不到两堂课就结束了中国部分。虽然我们自己觉得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但是西方人却在文化和学术上并不重视你。比如在美国看电视新闻，有关中国的报道很有限，而且多为负面的报道。所以如果你出国留学，在学术上有时会有许教授同样的感受，即天下之大没有中国，这一点往往只有在国外才能感到。外国人看中国视角肯定不一样，因为他从外部对中国进行宏观的分析和批判，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吸收的。汉学家基本上把汉学研究放在全球背景之下，我想这里的历史系教授通常专攻某段，比如魏晋南北朝，很少联系全球背景。外国人在西方环境之下长大，自然而然就有比较的意识。这使得我们不会有置身世外的感受。他们研究中国也有其缺陷，比如缺乏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文化的在场感。因为你有现场的感觉，你任何大的事变都有现场感觉。其次是民族意识，任何研究历史的人都有。西方人研究中国，有一些人出于对文化的热爱，有一些作为专门学问，作为古学。他对中国文化本身没有任何兴趣，就觉得古学有意思就来研究。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大部分不能甩开主观意愿在里面。我不大同意经常用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话本身把历史当作我们身外的东西，用某种标准来衡量，但是你自己也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如果你力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就置身世外，“民族意识”也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我顺便提一下北美图书馆的情况。如果没有大量的东亚图书馆存在，美国的汉学研究不可能有这样突飞猛进的进展。美国汉学一向落后于欧洲——在30年代有法国、有日本人的研究——但二次大战以后急起直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在于：第一流大学重建东亚图书馆。战后各个大学都积极扩充自己的东亚图书馆，现在已基本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国研究。这一新的学术动向为寄寓美国的华人学者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很多著名学者都在图书馆工作过，像裘开明(1898-1977)等。“六十年来，北美汉学或中国学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主持各大东亚图书馆的华裔学人是最大的功臣。”（余英时语）费正清（J.K.Fairbank）和赖世和(E.O.Reischauer)将他们出版的著作题辞献给裘先生。裘开明、钱存训（1910-）两位在东亚图书馆界恰如“先江后海，相得益彰”。余英时以自己亲自经历的美国60年汉学发展，认为汉学界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没有东亚图书馆的协助是不可能的。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2009年在我馆查阅文献达好几个月。他深感在国内很难静下心读书写作，而在斯坦福大学居然有三个月没有任何人干扰，图书馆阅读条件也比较好，所以他觉得在美国反而学术上多产，因为查阅资料非常方便。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自胡佛研究所时期便注重中国档案文献的收藏，迁到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后，继续加强历史档案的收集。东亚图书馆于2005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黄宗智(PhilipHuang)及其妻子Bernhardt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