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寻找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竞争力

寻找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竞争力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高善文21世纪经济报道[2010-03-06]从80年代末期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和“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到90年代，中国经济正式走上了一条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龙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这个东方巨大的经济体也以“世界工厂”的角色成功地融入了国际分工，一个属于中国的高速增长时代由此诞生。而与众多经济体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象不同的是，这个时代延续了足够长的时间（长达20年），创造了足够高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超过8%），这一度被称作为“中国奇迹”，而创造了“中国奇迹”的所谓“中国模式”也因此散发着格外令人着迷的魅力。时至今日，当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一举打破了数十年来东西方的经济格局，中国经济长期倚重的廉价制造的增长模式似乎也正接近尾声。在被称作为“制造业王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广泛出现的民工荒成为了一个明白无误的标志。据媒体报道，广州及邻近的东莞等城市的农民工缺口大约为100万人，而位于长三角的浙江省等地区也出现民工荒，用工缺口达25万。事实上，近些年来，“民工荒”已多次出现，只不过这一次的规模比较大，引起的关注比较多而已。抛开对于造成民工荒的经济周期性原因的种种猜测，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适龄劳动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中国经济长期依赖的“人口红利”可能正在消退，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供给正在快速耗竭。调查显示，目前广东部分企业的缺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及效率低下、工资调整空间狭小的企业。与中小企业缺工相对应的是，当地一流的企业并不缺工，尤其是为国际企业代工的工厂，因为这些企业的客户会对劳动环境有严格的要求。这表明，大量的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一流企业。同时，农民工群体也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与其父兄相比，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可能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低端市场的主要劳动力提供者，他们对于收入增长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东南沿海的劳工工资远低于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但对于大量没能及时跟上技术升级与结构转型的企业而言，其所受的冲击是巨大的。一方面，国内上游行业通过涨价向这些下游的制造业转嫁了大量的成本；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正在向劳动力价值更为低廉的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得一些低附加值产业的利润空间正在不断被压缩。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长期过低的现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刚刚开幕的全国政协会议中，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谈到2010年工作部署时说，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作为一项立足长远的改革，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当中的比重势必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这也意味着，逐渐失去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折，它需要重新发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人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转型。因为对于中国而言，比较理想的未来是按照现有的增长模式复苏、再依靠工资和地租上涨的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然而这样的转型过程不仅受到当前复苏速度的约束，还面临着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从来都是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1997-1998年间受亚洲金融危机推动的国有银行改革就是一例。那么，倘若世界经济在今后的一两年内不能实现强劲的复苏，这段时间也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好时机。过去一年里，为拯救危机，刺激经济，中国政府推行了二十年来最大的一轮投资，并且，由于全球经济低迷，中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采购了原材料，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基础设施建设，这带来的一个比较积极、正面的影响是，它为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其效益也许不会在一个较短的经济周期内体现，但它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却是巨大而深远的，特别是随着内陆省份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当然，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只是必要条件，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则既要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也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缓解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这不仅仅局限于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也涉及到为培育新兴产业，如新能源、高科技产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资源和服务；降低行业门槛，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本和市场竞争机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GDP增长更多地体现为藏富于民。结构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这一目标或许已经达成共识，但究竟怎么做尚面临着许多的未知。为探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及发展战略当中的诸多问题，本报本期采访了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44期。（周慧兰）2010：中国奇迹再出发破解复杂性难题《21世纪》：温家宝日前表示，2010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综合国内外的情况，中国经济在今年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有哪些？高善文：在去年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下，目前全球经济基本进入了恢复阶段。但是，全球经济恢复的格局是不平衡的，不同国家恢复进程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下一步的政策调整也会有所区别。2009年初各国较为同步的实行了强烈的刺激措施，接下来有些国家的政策要正常化，有些将维持刺激力度，可能有的还要考虑增加刺激力度，步调并不一致。中国在今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既要逐步实现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又要防止政策退出过快导致经济再次失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政策正常化过程的节奏和步伐。此外，非常强力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在今年要逐步的进行解决。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高房价，房价的问题影响到民生，也影响到经济的恢复和金融体系的安全。还有一个问题是地方融资平台。作为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地方融资平台也要逐步的正常化。有很多项目已经上马，项目的风险如何评估，信贷总量如何控制等等，在操作层面有很大的困难。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更加紧迫，一是如何全面可持续的刺激消费，二是如何培育新的增长点。《21世纪》：当前，食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已经出现。决定今年通胀态势的根本性因素是什么？全年的通胀形势将会如何演变？孙明春：今年的通胀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一是基数，二是价格的正常性回归。2009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通缩的过程，同期商品价格均有所下跌，今年的通胀则是回归正常的一个过程。近三个月食品价格上涨，有天气的原因，也有春节的原因。但春节过后，已有所回落。今年既不会通缩，也不会遭遇严重通胀，而是保持一个温和的通胀。这些年通胀水平之所以比较低，主要是因为一直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价格竞争激烈。但2008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2008年下半年产能增长较缓慢。另外，去年的经济刺激使消费需求上涨强劲，若产能增长继续放缓，而需求增长不放缓的话，产能过剩势必很快消失。我们需要警惕信贷政策过紧可能进一步压低制造业的产能增长，从而加速产能过剩的消失，改变供大于求的现状，推动消费品价格上涨。这样，今年将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通胀。高善文：判断通胀先要定义通胀的指标，CPI数据是基于抽样统计的样本，主要涵盖的是一般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在这当中，食品的比重是相当高的，占到1/3。CPI是以入户调查为基础的统计数据，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大量的非正式交易没有纳入到调查范畴之内。举例来说，家庭雇佣保姆，这是一种非正式交易，创造了GDP，但是官方统计是很难涵盖的，保姆工资的上升也很难计入到消费支出的篮子当中。基于官方的CPI进行讨论，从表象上看，CPI主要是由食品价格驱动的。中国的核心CPI的波动一直不是很大，而影响食品价格很多因素都有很大的波动，包括天气、疫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原油价格等等，都会影响食品价格的起落。考虑到基数和翘尾因素的影响，今年上半年CPI将保持上升，高点可能会出现在6月份前后，年中高于4％是有可能的。但下半年CPI会逐步的降低，在今年不会有明显的持续通货膨胀压力。至于通胀到底是由产能决定的还是由货币决定的，学界迄今为止没有比较明确的结论。但是，相对能够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结论是：通胀要短期看产能、长期看货币。预判今年全年的CPI情况，产能的因素还是非常关键的。从绝对量来说，今年产能过剩仍然比较严重，但从动态变化来看，产能过剩的程度在减轻。不同的行业面临的情况不同，国际市场的产能情况也会对一些行业产生影响。中国的经济恢复得更快，对其他国家来说就产生大量的进口需求，我国进口的恢复会对国内的通胀压力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1世纪》：一面是通胀预期，一面是去年开工的项目需要后续资金，货币政策似乎正处于两难境地。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如何定位？如何破解这种政策困境？孙明春：既然去年已经开工了很多项目，产生了很多刚性需求，包括投资和贷款需求，我们就需要满足它。这些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对中国经济意义深远，不能因为所谓的通胀担心，就把这些项目变成烂尾工程，那既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错误。我们不能用短期的宏观经济周期观点来评价那些中长期项目，不能因为短期经济偏热，就把这些项目砍掉。当前全球需求还比较弱，我们还可以相对低的价格采购原材料，完成这些项目，等到两三年后，全世界的需求再次繁荣，我们很难再以这么便宜的价格进行建设了。信贷宽松未必会导致通胀，近年来的信贷主要以投资性和生产性贷款贷为主，在松驰货币的同时也扩大了产能和供应，解除了供给瓶颈，而不像欧盟国家是以直接增加需求的消费信贷和房地产信贷为主。我们对于货币政策的这种传导机制应该有一个认识。货币政策宽松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和生产价格上涨，但不一定会导致消费物价上涨。过去15年里，中国的M2增长率平均为18%，CPI通胀平均仅为2%。事实上，近年来，投资建成了很多基础设施、工业设施，消除了二十年前一直困扰我们的短缺问题和供给瓶颈，反而使通胀水平降低了。当然，这其中也包含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因素。总之，我们不能太教条地认为紧货币政策，通胀就会下降，松货币政策，通胀就会上升。促成消费型社会转型《21世纪》：消费刺激政策对09年的消费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目前，居民的消费增长正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未来消费刺激政策如何突破阻碍、释放更大的消费增长空间？高善文：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降低，独生子女正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这造成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民工荒，二是低端市场中劳动者工资增长明显。这两个方面同时出现可能意味着中国中低端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接近尾声。劳动力转向短缺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需要系统性转变，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力下降，服务型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趋势性上升，制造业中的企业可能需要更多的研发投入、技术进步来保持竞争力。近年来消费在中国GDP中占比不断降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降低。但现在这个过程已经走到了转折点附近。接下来，我国将转入这样一个过程：劳动工资占GDP的比例开始进入上升阶段，带动消费在整个经济当中的上升。我们正迎来巨大的经济结构的变迁。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是发展的必然。在刺激消费方面，去年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今年的消费仍将维持较为强劲的增长，但势头较09年会有所放缓。目前政府要做的是放眼长远，通过一系列根本性的政策来主导以及促进消费型社会转折的实现。目前政府已经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改革，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消费金融等领域都有了政策安排。迟福林：未来的消费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城市化。2008年年我国城镇人均GDP达到了3900美元，表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与此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应在55%-60%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不到46%。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未来5年可提高城市化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考虑到乘数效应，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今后，我国应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想要从根本上扩大内需，必须推进一系列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