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两岸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和台湾地区为例第一节研究缘起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理论与研究（一）理论追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当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化，从而有效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因此，经济学家们对国际贸易的关注和思考，一开始就不只是局限在贸易本身，而是始终都关心国际贸易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什么作用1。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其理论主要分为三类，即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模型，包含了“对外贸易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最初思想，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D·H·罗伯特逊(1949)提出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引发了经济学界的一系列争论，该学说认为，对外贸易不仅能带来直接的如资源配置优化等的静态利益，而且能带来间接的如规模经济等的动态利益，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之后的有关研究主要有R·纳克斯（1961）、大卫·李嘉图（1962）、G·M·迈耶（1989）、以及J·S·穆勒（1991）等。J·M·凯恩斯（1999）以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取决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及对外贸易四个主要部分，贸易顺差可以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就业，而贸易逆差则会减少国民收入，增加失业。以E·哈根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理论，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P·克鲁格曼（2001）提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针对收入增1李明武：《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兼从现代经济理论角度的解读》，《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第56页。2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解释，并论述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通过出口扩大产量、降低成本，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P·M·罗默（1986）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强调经济增长并非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力量所引致，并在对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问题进行解释的基础上,重新论述了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二）研究现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对中国2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国外最早关于该命题的研究是Kwan,A.C.CandJ.A.Cotsomitis（1991），通过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得出“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一结论。另外，Liu,X.,H.SongandP.Romilly（1997）基于双变量VARD模型，通过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SimsandHsiao检验以及Geweke检验等方法，得出“进出口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一结论。LiusongandHomilly基于Geweke检验，认为中国进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JordanShanandFionaSun（1998）通过分析出口、工业产量、能量消耗、劳动力、进口和资本支出等变量，发现中国出口贸易额与实际工业产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白雪梅等（1999）通过分析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NP两个变量的关系，得到中国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总额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董秘刚（2000）的实证分析表明：1978—1998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十分显著，相关系数平均达到94%以上。刘晓鹏（2001）对中国1952年以来GDP与进出口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了协整计量分析，认为进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不显著。易行健等（2004）、王坤等（2004）以及苏盛安等（2005）采用协整分析技术、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对中国出口、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以及GDP、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贸易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检视。对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其他主要研究还包括许启发等（2002）、包群等（2003）、张立光等（2004）以及汪浩瀚（2005）等。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关注于对中国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如尹翔硕等2即“中国大陆”，下同。3（1997）、李文（1997）、杨全发等（1998）、赖明勇等（1998）、彭福伟（1999）、张小济（1999）、沈程翔（1999）、魏巍贤（1999）以及许和连等（2001，2002）。另一些学者则利用多种计量分析工具，从总量和增长效应的角度，分别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对外贸易与GDP增长间关系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曾卫峰，2001；李小平等，2004；梁碧波，2004；杨秀琴等，2005）。对两岸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这一命题，两岸学界均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但运用定量化研究方法进行实证探讨的文章并不多见（近年来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从事相关研究）。台湾学者中，林祖嘉（2004）通过计算1990—2003年期间两岸贸易对台湾GDP成长的贡献百分点与百分比，对两岸贸易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扩张效应做出比较，并进一步运用Grubel-Lloyd指标以及显示性比较利益指标（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对两岸产业内贸易的扩大对于台湾出口额，以及台湾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影响力做出了检视。吴忠吉（2004）在从纵向角度对两岸贸易发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两岸贸易的商品结构对台湾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和作用。高长（1999）则对两岸贸易特征、台商对大陆投资趋势以及两岸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进行了较为宏观的考察。大陆学者中，胡中祥等（2001）将两岸贸易设定为外生变量，通过建立一个涵盖台湾经济各个方面的宏观经济模型，考察了两岸间商品进出口变动对台湾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影响程度。戴淑庚等（1998）通过建构和分析一系列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认为两岸贸易，尤其是台湾对大陆出口的持续快速扩张，对台湾经济总体经济成长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效果是相当显著的，而贸易的“乘数”效应则是这种促进作用的传导关键。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一）理论追溯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理论3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问题。早期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强调，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该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当属美国经济学家H·B·钱纳里，其提出的“双缺口模型”（DualGapModel）试图对“FDI的流入3以下均简称为“FDI”及“FDI理论”。4是否能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来弥补东道国的‘资本缺口’”这一命题做出验证。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储蓄、外汇吸收能力等方面的国内有效供给，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必需的资源计划要求量之间存在着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利用外资既能解决国内资源不足、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减轻因加紧动员国内资源以满足投资需求，以及动员国内资源以冲销进口而出现的双重压力（H·B·Chenery,1966）。但是，以R·M·索罗（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长期来看，FDI并不能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产出增长，因此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R·卢卡斯和P·罗默等人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才解释了这一现象。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一国技术进步来源可分为自主创新和从外部引进、模仿及学习（R·E·Lucas,1988；P·M·Romer,1994）。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SpilloverEffect），加速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不再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Zero-SumGame),而是双方获益的“正和博弈”(Positive-SumGame)4。Coe（1995）和Keller（1996）等研究进一步指出，一国技术变化往往不是来自本国研发，而是国外技术转移、扩散的结果，而FDI则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FDI不仅可以解决东道国的资本短缺问题，而且可以带来一揽子资源(主要包括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工作技能和诀窍、完整的国际分销渠道、研发支持、品牌和无形资产等等)5，从而在长期内带动东道国经济的增长。（二）研究现状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FDI和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实证检验，并得出不同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FDI在东道国会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提高东道国的经济效率，扩大东道国的出口，从而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例如，Jansen（1995）以及AthukoralaandMenon（1995）在对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的研究中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新技术的引入，提高东道国的经济效率，对当地的私人投资水平和4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1999年第5期，第23页。5王艳丽，刘传哲：《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综述》，《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77页。5出口产生直接而强烈的正向影响，并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Borensztein,GregorioandLee（1995）通过对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检验OCED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FDI作为技术转移的重要工具，可以为经济增长做出高于国内投资的积极贡献。其他较具代表性的研究还包括Balasubramanyan（1996）、A.Bende-NabendeandJ.L.Ford（1998）、ArrkenandHarrison（1999）以及DeMello（1999）等。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由于技术差距的存在，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几乎为零,加上其对国内投资产生的替代效应,并不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增长。CornwallandCornwall（1994）运用一个包含需求与结构变化的模型，对欧洲统一大市场进行效果估算，发现新经济增长模型夸大了国际间贸易以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Easterly（1999）认为，当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反而会阻碍国内投资,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N.FabryandS.Zeghni（2002）以及L.P.KingandR.Varadi（2002）分别对俄罗斯以及匈牙利两个特殊转型经济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即：FDI在短期内可以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内则存在外国公司的成功导致有害的市场集中，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众多学者也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并且多数研究均认为FDI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ChungChen,LawrenceChangandYiminZhang（1995）从数量、来源、地理分布以及组成等几个方面，探讨了FDI在中国1978年以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YanruiWu（2000）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将FDI视作一个独立要素投入，衡量了其对中国几个主要经济开放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一部分学者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利用FDI与GDP的数据，验证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沈坤荣（1999）和王新（1999）分别运用多元滞后分布模型以及哈罗德-多马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对FDI在中国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萧政等（2002）利用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数据，建立了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时间序列模型；沈坤荣等（2002）通过构建中国内生增长模型，对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其他相关研究还包括张纪康（1999）、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