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求古法弘扬传统医学

“博求古法”弘扬传统医学张可洵张锐李永乐（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0）摘要：在科技日新月异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中医学正面临发展过程中的艰难时期，处于一种后继无人的境地，通过阅读《医学源流论》和结合中医的现状，本文对如何弘扬中医学提出了一些看法。关键词：中医；弘扬；医学源流论中医学是发祥于中国古代，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疾病及其治疗的学科[1]。其形成与古代哲学、自然科学如古代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等密切相关，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战国至秦汉时期形成了中医现存最早的著作《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先秦至西汉的医学经验和理论的总结。到东汉时期，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内经》理论原则的指导下，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加以验证，创造性的发展了辩证论治的规律，著成《伤寒杂病论》，为后世所宗。两宋以后，各家学说分起，迎来中医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金元时期。各医家在对经典论著的深研之下，跟据各自的思路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形成了各自的学术思想，尤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譬如朱震亨，在其所处时代盛行使用《局方》中的方剂，多用辛燥之品，误治甚多。其深感《局方》的局限性，并根据当时环境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和“相火论”等新学说，注重保存阴精，创立了“滋阴降火”治疗大法，形成了“滋阴派”。李东垣则时值战乱，临床医生多用伤寒法治疗疾病，往往无效。其刻苦专研《内经》，把其中“人以水谷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等作为理论依据，强调脾胃在维持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创立“补土派”，对中医理论进行了深化、发展。再到明清时期，温疫流行，诸医皆以伤寒之法治之无效，吴有性独辨为温疫并非伤寒，超脱六经辨证，另辟新途，开创了中医理论的新领域。在新的理论成生之后，叶桂、薛雪、吴塘诸医家对其进行了发展和完善，提出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理论。温病学说的创立产生，使中医理论体系日趋完善。到近代，随着西方医学的兴起，中国出现了以张锡纯为代表的中西医汇通学派。祖国传统医学经历了从起始发展到繁荣昌盛的一个过程。然而到现代，科技日新月异、飞速发展，西方医学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发展，在中国现代医学也同样盛行到前所未有的局势，占据了医学领域的大半壁江山，中医面临严峻的考验。同时由于中医学在理论、文字、临床应用都深奥难懂，寻求中医治病的人逐渐减少，学习中医的人亦越来越少，或者“畏难就易，尽违古法”，中医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境界。与此同时，由于对中医认识肤浅，崇洋西方医学，也出现了废除中医的声音。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是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之后是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岩、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这便是著名的“废止中医案”。这些最终都已失败而告终。直到最近的2006年，张功耀等人抛出谬论称“中医中药的理论不科学”，并要“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直呼中医为“巫医”。这些负面的声音正在给我们一次次的敲响警钟，让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医到底怎么了？”“我们应当如何在现代社会继承弘扬中医？”最近在阅读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时有所启发，深感其认为学习中医及成为一名名中医之难，对现在中医所处的境地的原因有所理解，笔者不吝才疏学浅，对弘扬传统医学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敬请指正。1.“勤求古训，博采众长”中医起源于中国古代，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医的经典著作中引入了中国古代哲学、自然科学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阐释，采用取类比象、演绎的方法把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形成“天人相应”整体观，最突出的就是表现在《内经》中。而且中医在很多时候都是采取一种以象测脏、以表知里的方法对疾病的本质进行探求，使很多学习中医的人不能够领悟其真谛，只局限于表面，或者“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计”[2]，因而出现了很多“庸医”，也出现了像张功耀等这一类人。正如《医学源流论·医非人人可学论》中说“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2]因此，学习中医首先“勤求古训，博采众长”，勤读中医古籍，不仅要学习医学知识，而且要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如五运六气学等，才能更深刻理解中医古籍中蕴涵的微旨，把握中医的基本理论，领会处方用药的精妙之处。诚如《医学源流论·内伤外感论》中提到“能熟于《内经》及仲景诸书，细心体认，则虽其病万殊，其中条理井然，毫无疑似，变化出入，无有不效。”[2]2.四诊合参，辨证论治。“有诸内，形现于外”，中医探求疾病的病因采用以表知里、以象测藏等间接的方法来把握疾病，透过现象把握疾病本质。中医把这种诊查疾病的方法总结为“望、闻、问、切”四诊，四者相互配合才能够准确把疾病的本质，为治疗提供依据，切不可用单独一诊来代替四诊。《医学源流论·诊脉决生死论》中说“不可执一时之脉，而定其是非者。……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合而参观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脉为可凭，而脉亦有时不足凭。以脉为不可凭，而又凿凿乎其可凭。”[2]《临病人问所便论》中曰“医者望色切脉而知，不如其自言之尤为真也。”[2]“此皆《内经》《难经》等书言之明白详尽，学者苟潜心观玩，洞然易晓。”[2]只有通过四诊合参，抓住疾病的本质，才不至于在症与病相反的时候误诊误治，“如冒寒之病，反身热而恶热。伤暑之病，反身寒而恶寒。本伤食也，而反易饥能食。本伤饮也，而反大渴口干。”为临床施治用药提供可靠的依据，不至于犯“实实”、“虚虚”之戒。3.中医各科应全面继承发展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诊疗手段的不断进步，中医治疗疾病的范围正在逐渐的缩小，很多时候被用于西医治疗效果不显著的疾病如肿瘤、血液病等，或者某些疾病的善后调理，在急诊中基本上完全更是西医的设备和用药根本看不到中医的影子。回顾一下在西医尚未传入我国之前中医学的发展就会发现，其实中医囊括了内、外、妇、儿、耳鼻喉各科。《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中就记载到“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兒，即为小兒医，随俗为变。”[3]中医不仅涵盖各科，而且在各科都有自己独特之处，如在外科中有箍围药、拔脓去腐生肌等各种膏药、各种丹药、挂线疗法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特色药物与疗法；骨科在各个地区或家族中相应的不用开刀动手术而且痛苦小的整复手法和外用与口服药物；妇科、儿科中亦有很多疗效显著的药物与秘方。然而这些中医中及其宝贵的精华部分正在逐渐的消失，很多有中医特色的疗法与药物失传甚至不复存在，中医的医学阵地正在一个个失守被西医所取代。在党和国家给予中医政策方面大力支持的今天，我们应当抓住时机，积极抢救中医学中宝贵知识，加大力度深挖中医各科中的精华，全面继承、发展中医各科的特色与优势，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4.注重医德教育医学作为一门生命攸关的学科，“救死扶伤”为己任，医生在其中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医道者，以济世为良，愈疾为善。”[4]因而医德就凸现其重要性，《大医精诚》曰“人命至重，贵在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4]。然而，现在很多医生追逐名利、趋炎附势，不问病情轻重、经济承受能力，随手就用贵重、稀有之品，恃已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如在《医学源流论·人参论》中提到“不察其有邪无邪，是虚是实，又佐以纯补温热之品。”[2]患者亦“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医生更是投其所好。这样不仅有损医生的名誉，甚至会伤人性命。我们应当加强医德教育，克服这种“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把病人的生死放在第一位，做到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4]5.中医语言现代化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源之古代，与现代语言有很大差异，而且由于中国古人传统观念、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古代教育多实行各承其师、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一身只承一派之学，同时学派之间交流很少，各种中医名词术语说法不一，使某些中医术语表达混乱，不够规范，缺乏统一性，又经过千百年的变迁演化，使中医用语的外壳与其内涵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许多概念比较抽象，出现多词一义或一词多义现象，再加上许多古籍咬文嚼字，使理论深奥难懂，不利于中医理论的学习、理解、继承与发展。因此，要对中医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整理，“考镜源流”，使用现代语言对中医理论作出系统全面、清晰、规范化的解释，使中医便于理解学习，便于中医为世界所认可。中医语言的现代化、概念的规范化是中医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避免语言的隔阂和模糊不准确、意义多变、混乱驳杂，成为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桎梏。[参考文献]1.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2.刘洋．徐灵胎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22,123,125,133,145,156.3.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长沙，2001：593.4.孙思邈．千金要方．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5-16.作者简介：张可洵，女，1979年出生，现为内蒙古肿瘤医院肿瘤中西医结合科主治医师，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42号内蒙古肿瘤医院住院部11楼肿瘤中西医结合科010020联系电话：[phone]电子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