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藏学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基于美国博士论文的分析

西方藏学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基于美国博士论文的分析2014-3-1216:19:21作者：刘志扬【摘要】文章以美国藏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取向为主线，对藏学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和阶段性研究特点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同时还选择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博士论文，就西方学者对中国西藏及其他藏区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简要的述评。文章希望以此推进全球化背景下一种国际学术对话，也希望这种对话能为我国藏学研究提供方法和理论上的借鉴。本文旨在通过对美国藏学研究的博士论文的分析，研究西方藏学人类学的学术取向和研究特点，为我国藏学研究提供方法和理论上的借鉴。博士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和研究取向。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认识：首先，学者们在博士论文写作之前要阅读和消化理解大量的相关著述，并进行较长时段的田野调查。在美国，获得人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通常需要7年以上的时间，这其中还包括对研究对象语言和其他相关语言的学习，如藏语文、汉语文等；其次，博士候选人为了通过严格的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必须精心准备和论证；从撰写开题报告．整理文献综述，到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并修满规定的学分；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后，仅是实地田野调查时间最少都要在一年以上。第三，许多博士生的选题是其导师已经思考多年，但没有精力和时间完成的具有探索性和学术前瞻性的选题；第四，与正式出版著作不同的是，博士论文较少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能够触及一些敏感的、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博士生也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和论证；第五，一些优秀博士论文能够给予学界以原创性和让入耳目一新的理论贡献，是对纷繁复杂的田野材料加以认真思考后的系统梳理，是从实践层面向理论层面的升华。因此，博士论文很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和专业领域中的研究方向。许多著名学者的博士论文都构成他整个学术生涯中最重要、最富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学者博士毕业以后的研究方向都是其博士论文思路的延伸、拓展和提升。因此，对西方国家藏学人类学博士论文的分析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很好的角度窥视西方藏学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和关注热点，推动和促进我国藏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提高。在此，我们所指的藏学人类学系藏学领域中的人类学取向的研究，即采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长时段的参与观察，用田野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的论著(人类学的专业术语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在笔者收集的博士论文中，有些论文虽然为音乐、文化交流、心理学等方向，但只要强调的是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icstudy)，我们都将其归入藏学人类学的范畴。本文涉及的资料文本主要来源于笔者在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网络图书馆查阅的“PQDT博硕论文文摘库”和“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以及在美国访学期间收集的与藏文化有关的西方藏学人类学博士论文(其中包括几篇硕士论文)。一、各时期历史背景与研究特点分析截至2012年1月，自PQDT博硕论文文摘库中检索到的涉及中国西藏和其他藏区、海外藏文化圈、海外藏入社区的入文社会科学类博士学位论文(包括很少一部分硕士论文)多达2611篇。最早一篇与藏区有关的博士论文是，191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篇研究印度拉达克地区植物群和植物分类的论文。第一篇涉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论文则是192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辛格·帕达曼(Sin曲Pardaman)撰写的，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对外关系的博士论文。1930—1939年藏学博士论文仅有3篇。一篇是芝加哥大学的关于西藏国际地位的讨论，另一篇是西藏在国际政治中角色的研究@；第三篇是藏学人类学论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生，讨论的内容是汉藏边界人种的起源，这也是目前我们检索到的第一篇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藏族的论文。1940一1949年关于藏文化的博士论文有4篇，但只有一篇是专门针对西藏的讨论，内容是关于早期英国试图打开西藏大门的企图@。1950一1959年仅有2篇，一篇是从文学角度对西藏地理方面的研究@，另一篇是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讨论@。1960—1969年有8篇，其中两篇讨论的内容是西藏在中印@、中尼关系@中的角色，这是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引发的对西藏的关注，因为中国西藏在国际地缘政治上具有关键的作用。当代著名藏学家、美国凯斯保留地大学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CG01dstein)1968年在华盛顿大学参加答辩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关于西藏政治体系的人类学研究)，戈尔斯坦毕业后一直从事藏学人类学和西藏近现代史研究。1969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宗教专业的史提芬(StephanBeyer)关于西藏的度母(TARA)崇拜和仪式的论文可能是第一篇西方学者对藏传佛教仪式过程的研究。1970一1979年有23篇涉藏博士论文，其中3篇是对藏传佛教的研究，6篇是历史研究，另外还有5篇人类学论文．其中，1篇讨论了藏族的民族性，3篇为宗教方面的内容，还有l篇是关于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这一时期人类学博士论文的田野点均在中国境外的喜马拉雅周边国家。1980年代以前欧美关于藏文化研究的博士论文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数量少，从1916年至1979年总共只有4l篇，其中人类学方向论文为7篇；其次是与中国西藏及其他藏区有关的论文主要基于文献资料的研究，建立在实地田野工作基础上的民族志文本很少；三是研究角度以国际政治为主；四是大多集中在美国中西部的大学，如华盛顿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中国自身的封闭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考虑，美国中央情报局积极支持并制造了各种“西藏独立”的活动，约翰逊政府把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袭扰转为准军事行动，并与印度合作在西藏展开情报战。尼克松政府时期，随着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为了贯彻“联中抗俄”策略，尼克松政府对美国的西藏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大幅度削减对“西藏流亡政府”的资助，拒绝和推迟了达赖喇嘛的访美计划。也就是说，1980年代以前，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安全，而对中国藏区和所谓的“人权问题”并不十分重视。从中国自身来说，1959年至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政府出于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限制外国人类学学者来中国从事田野工作。西方人类学家只有到中国以外的藏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如印度、尼泊尔、不丹的藏文化圈和流亡藏人聚居地等。1980—1989年以藏学为主要内容的论文迅然增至42篇，大部分都是宗教和历史题材的论文，其中宗教21篇，历史6篇，另外还有13篇藏学人类学论文。人类学论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内容包括民族、宗教认同(4篇)、宗教仪式、民间宗教和寺院经济(4篇)@、流亡藏人的文化适应(3篇)、一妻多夫(1篇)@、医疗人类学(1篇)等。1980年代美国藏学研究博士论文数量的增多，以及研究方向偏重于宗教、历史的研究取向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首先，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流亡海外的活佛高僧受聘于欧洲和美国的大学，他们传佛法、教藏语、与西方学者共同研究藏传佛教。其中部分活佛高僧本身精通藏族传统文化，到欧美大学后，在熟练掌握了英语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后，很快成为藏学研究专家。第二，一些西方基金会出于各种目的，出钱资助西方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藏学研究，为藏学在西方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藏族高僧活佛将一批珍贵的藏文典籍、档案等带到了他们所在的研究机构，丰富了西方的藏学文库；第四，部分高僧在美国建立传教或静修中心，对藏传佛教在欧美的发展和藏文化影响的扩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90年代与藏区、藏文化有直接关系的论文达94篇，比之前各个阶段的总和还多，其中藏学人类学方向论文24篇。藏学人类学论文大多以印度、尼泊尔等国流亡藏人的生存状况、文化适应、宗教和文化认同等为主要内容，计16篇，占这一时期藏学人类学论文总数的2／3。内容包括尼泊尔藏毯制造工厂中的工厂主与工人(特别是童工)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流亡藏人群体发生的政治体制的转型@和政治诉求@；藏传佛教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发展，以及以宗教为媒介产生的流亡藏入与西方游客香客之间的关系；生计模式、生活方式和婚姻家庭等。另外，这一时期还有两篇在中国甘肃、四川藏区从事田野调查后的论文，一是通过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拉h楞寺两年时间的调查，对藏传佛教宗教意识复兴过程中女性作用的分析，二是关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民族教育的研究。1990一1999年的论文内容虽然还是以宗教题材为多，但是人类学和国际关系所占比例同样也增加了不少，这一趋势反映出美国这一时期更加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注重学术与政治的联系。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格鲁、宁玛、萨迦、噶举等各个教派都在美国设立了寺庙或坐禅修行中心，他们广收门徒，传播藏传佛教文化。另外，19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里根政府已经不再强调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与苏联问题挂钩；与此同时。一些国会议员也开始认为不必要再为了对抗苏联和地缘政治上的需要而迁就中国政府，应该把人权问题作为重新考量中美关系的标准。1989年后美国联手西方国家围堵和孤立中国，西藏问题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自此之后，西方国家屡屡用西藏问题向中国政府发难。西方国家在意欲孤立中国的国家背景下，不断拔高达赖喇嘛的声望和地位，并推动其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此达赖喇嘛成为西方公众关注的焦点和宠儿，为西藏问题国际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舞台。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不断引导和扩大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据统计，1987～2006年，美国国会总计提出了超过200项的“涉藏立法”议案。因此，这一阶段西方对西藏和西藏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和重视。2009年涉藏人文社科方面的博(硕)士论文共15l0篇，主要集中在2008年和2009年两个年份中，2008年534篇，2009年494篇。这一时期与藏区有直接关系的论文有114篇，与以前相同的是，宗教和历史内容的论文所占比例依然比较大，有55篇；文学和艺术类的分别为9篇和8篇；而藏学人类学方向的论文3l篇，占27％。2010—20儿年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有820篇与藏区有关的博士论文。以讨论西藏及其他藏区、藏族为主的论文36篇，其中藏学人类学论文9篇。很多论文聚焦于中美关系，媒体对话语权的争夺，中西文化的冲突等现实话题。200旺2011年藏学人类学论文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首先，延续了传统上对居住在印度、尼泊尔等流亡藏人定居点的研究，如从文化地理角度重新定义藏族文化的探索；流亡藏人为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而采取的语言的混合及语码转换策略；他们如何以难民身份在异国他乡保持文化的延续等。其次，对北美藏人社区的研究增多，有8篇。其原因是，1990年美国移民法草案通过，自此之后。持移民签证前往北美定居的流亡藏人迅速增加。这些流亡藏人分散聚居在各个城市，一些人逐渐取得居住国国籍。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磨合，形成了一些小规模的社区并发展出一些独特的文化特质。他们为了不被西方社会主流文化同化，尽力保持其文化特征。如通过对家乡的历史记忆及藏族服饰、舞蹈的展演来建立族群边界，强化藏族的身份意识等。与以前相比，这一时期最大的转变是，在中国西藏及其他藏区进行田野调查后撰写的博(硕)论文的数量有所增加。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宽松的政治政策和经济上的快速发展给藏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变化自然引起了世人和学者们的关注。论文内容包括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因素、经济发展与藏区生态环境的关系，藏、汉、回等民族交往的增多对民族间关系发展的影响等。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看出跨学科研究成为趋势，博士生们从医学、生物、音乐、文本(历史)等方面与人类学结合进行交叉研究；另外，进行多点比较研究民族志(multi—sitedethnography，multi—sitedeth—nographicfieldwork)增多，如纽约城市大学哈里斯(Harris)的丝绸之路与羊毛之路：藏入贸易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