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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基础学习辅导(二)主体性原则一、学习内容提示与学习策略指导本章主要讲述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则即主体性原则。内容主要包括主体性原则形成与提出、主体性原则发展的高峰以及主体性原则的衰落过程。教学重点在于主体性原则的内容、地位以及反主体性原则的主要根据,此外,还有对主体性原则产生、形成与发展起重要作用与、影响的重要人物的主要理论学说。就学习方法来说,最为重要的在掌握有关主体性原则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特别要对主体性原则的意义与理论不足作出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要联系当前西方和中国的国情对主体性原则的价值作出辩证分析,因此最好学习策略为比较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就确定了学以致知、以知识作为把握对象的主要手段的传统,所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认识论就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观念和基本学科。与此相应,主体性原则也就成为其哲学的基本原则,只不过古代哲学家尚未真正认识主体性问题罢了!但因为主体性原则是建立在主客体分离的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两者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因为从主体性原则中发展出来的人类中心说的片面性,导致主体性原则的最后衰落,但它却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基本观念,至今仍然在发挥影响。二、主要内容第一节我思故我在主体性的觉醒或自我意识原则是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其奠基人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笛卡尔时代哲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形而上学,为整个人类知识重新确定基础。他发现几何学的演绎方法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问题是如何保证推理的基本前提,即知识的出发点和基础。在知识难分真假的情况下,他认为必须使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发现,感性知识是不可靠的,即以前我们所确知的一切可能都是虚假的,但当我们对一切都进行怀疑之时,怀疑本身却是不可置疑的,因为我在怀疑的怀疑恰恰恰恰证实了我在怀疑的真实性,在他看来怀疑是一种思想,因而我们可以说,我在思想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显然,我在怀疑我在思想,必然有一个在怀疑在思想的的我的存在,因为说某一东西在思维着,而它在思维时却又不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那就是“我思故我在”他认为这可以当作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这一命题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标志着近代哲学的正式开端。他对哲学的伟大贡献在于,他通过怀疑这种否定性的方式将思想的形式与思想的内容分离开来,由此确立了主体的独立地位,并且以这作为一切知识或认识的基础。问题在于当他把认识论上的反思转化为为本体论的结果,主张我是一个思想实体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了一个非法的转换,即把认识意义上的主体与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混为一谈。而且,这一命题还有一个二元论的难题,因为他是通过将思维内容与主维形式即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开来的方式来确立主体性原则的,这就使他陷入二元论而不能自拨,也使后来的哲学家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始终难以摆脱困境即心灵与物体、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哥白尼式的革命如果说西方哲学主体性觉醒归功于笛卡尔,那么主体性原则的真正确立则可归功于德国哲学家康德。康德时代哲学所面临的任务更为复杂,最主要的有科学、自由与形而上学等问题,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贯穿于康德的全部哲学思考。因为当时经验论与唯理论关于科学知识的来源、确定性等认识论问题的争论已经走入绝境,其主要后果是使近代哲学崇尚理性、提倡科学和推进知识的理想有可能落空的危险,即意味着我们不仅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且作为科学之基础的理性本身也成了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理性与自由的冲突与矛盾问题。对康德来说,无论是知识问题还则自由问题,其实都与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相关,那就是形而上学问题,因为形而上学所要解决的是宇宙万物统一的基础、本质和根据问题,因而被人们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如果形而上学不能被证明是科学,那么人类的知识大厦就面临着失去基础的危险,现在康德正是面临着这样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在一个严格遵守自然法则的世界上人究竟是否还有自由、价值和尊严问题,康德认为这个问题都与知识问题有关,所以他就从知识问题入手解决这些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康德仿照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思路,认为既然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这条路走不通,那就不妨换一个思路,把知识与对象的关系颠倒过来,即对象必须符合认识,他认为这样就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方面,我们的知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但另一方面,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本身也有一整套认识形式,由于这些认识形式在经验之先并且作为经验的条件而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因而便使知识具有先天的必然性,换言之,经验为知识提供材料,而主体则为知识提供材料的加工整理的形式,知识就其内容而言是经验的,但就其形式而言是先天的,由此,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就是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康德哲学革命,当然其意义不仅局限于认识论,即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突出了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动性,但是由此同时也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自然科学是可能的,形而上学则是不可能的,这一革命实质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限制,但康德认为他正是要通过这一限制开放我们的另一种理性能力即实践能力开辟了无限天地,因为实践或者说道德意志是以自由为根据的,因为如果一切都是必然的,那么就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而如果事物分为两种即显象和事物二个方面,则人也可分二个方面,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服从于普遍必然法则,另一方面人又是人自身,所以也有不受自然法则限制的一方面,这就为人的自由保留了天地,所以他认为我们有必要限制知识,以便为道德信仰保留地盘。由此可见,康德的哲学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来确立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二是通过对认识能力的限制为人的自由开辟着道路,他使主体性内容得到了充分的扩充,其主体不仅是认识主体,也是意志主体,而且他还将实践引入了哲学,主张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最终通过黑格尔马克思形成了崭新的实践哲学。所以康德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一是高扬了主体能动性,而且共主体能动性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更有伦理学意义的。他所理解的主体能动性真正体现在实践领域,因为理性有两种,一是作为认识能力的理论理性,二是作为实践行动能力的实践理性,这就所谓“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身立法”。以康德为先导,德国哲学家终于将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主体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是黑格尔,他以实休即主体这一最高原则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通过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同一的原则,以本体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使认识论具有本体论意义,从而将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绝对化、本体化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由于其绝对精神所指即是人类精神,所以讲发挥主体能动性,无人能出其右。主体性的黄昏20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是主体性原则的形成发展壮大以至发挥极致的历史,20世纪之后的西方哲学则是主体原则的慢慢衰落以至退出历史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主体性的觉醒是人类成熟和标志,是人类发展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或环节,但如果将其绝对化,甚至以此作为人类目的,哲学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唯我论”和“人类中心论”,即把一切都看作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表象,是主体的绝对活动的支配物或占有物,从而不能理解和包容不同于自己的别人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作为普遍理性出现的,所以在所谓的主体性原则中他就既失去了自己,也失去了他人,而这就必然导致主体性原则的最终衰落。归结起来,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性原则: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的本质,因为人能运用理性来改造自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都可以按理性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人生必须遵循的指导。第二,目的论原则:人不仅是一个理性主体,而且人类历史也是一种理性主体的历史,历史的发展必然体现人的主体性本质和人类的最终目的,人类的最终理想在理性指导下一定能够实现。第三,人类中心原则:只有人才有主体性,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中心和主人。即万物为我存在。第四,自我完善原则:人是能够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这是人的主体性的最鲜明的体现。20世纪反主体性原则主要观点:第一,非理性原则:最能体现非理性倾向的哲学是存在主义和弗罗伊德主义,前者是通过把主体性原则推致极底来推翻理性原则,后者则是直接通过切入理性主体的核心来消除理性的基础。第二,反目的论原则:历史不是按照人的自己的理想意愿创造的,而由人所无法左右的语言结构、无意识结构书写的。第三,反主体的原则:主体是虚构的,充其量主体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也不存在一个个体的主体,它只不过是一个幻影,第四,反真理原则:真理不过是一种虚构,一种语言效果、一种语言修辞,是符号隐喻,而不是什么对事物的真实认识。结论:后现代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对于中国来说,当我们大力提倡主体能动性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强化主体性的局限性,以免重犯他人的错误。人性的定义一、本章学习指导:本章主要是考察了西方哲学中关于人性思考的一些主要理论观点及其发展过程。由于人性问题既与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相联系,因而比较容易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来学习,另一方面,人性问题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基本问题,至今为止一个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因而又是一个比较复杂而抽象的问题,所以学习起来又有一定的理解难度。根据这两点,我们认为,这一章的学习策略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要专心、静心思考,认真阅读教材,搞清人性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其在哲学和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掌握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人性问题思考的主要理论观点及其局限性,二是一定要联系现实生活学习人性问题的各种抽象的、复杂的理论观点,从而为自己进一步进行人性问题思考奠定基本的知识基础,使自己能够选择自己正确的人性观以指导人生。这也是学习这一章最主要的目标。二、主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西方哲学史,也是一部人性问题的探索史,面对人性问题即人是什么问题,西方哲学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耐心与智慧。哲学之所以要搞清“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一是因为现实的人性变化多端,二是因为定位人生的需要,除了哲学之外,人性问题又是神话宗教和文学科学的难题。从总体上看,人性问题的难题主要是我们对于人性问题的看法总是处在“人是什么”与“人应该是什么”的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拨。实际上,人性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归纳或者演绎推理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集合各种认知要素的思考逐渐深入过程。古代人性论相对简单,主要是将人性问题道德化,即将人应当是什么作为人性定义的主要方法;中世纪将古代人性论推致极端,使人性定义更加道德化和信仰化,近代人性论主要是让理性成为人性的主要之点,使人性问题变得知识化、主体化;现代人性论则立足人性复杂多变现实,因而采取了一种综合化、交叉化的思考方式即生命哲学的探讨模式。第一节灵魂与德性人性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如何区分人与动物的问题。传统的西方人性观思想动机似乎就是找出一个区分人与动物的划界标准,其目的一是由此抬高人类高于其他任何动物的地位,同时也为人类的行为确立一个基本的规范。而这个标准就是灵魂,因为人的肉体具有动物性,无法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于是古代哲学家就坚信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有灵魂或精神,灵魂至上和德性至尊思维原则贯穿于整个古代人性论关于思考人性、定义人性的思维范式之中。为了说明有关人性定义问题,古代哲学家分别提出了神创说、自然说、灵魂说、道德说等人性模式,其中神创说最为流长,其原因是它可为灵魂说、道德说提供思想依据,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强化人类的自尊心。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都是如此。因此可以说,从前苏格拉底哲学至后苏格拉底哲学,古代希腊哲学实现了一个“人学转向”,即从关注宇宙起源转向关注人类的德性、人性问题,使德性问题成为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一句话,传统西方哲学始终遵循一种道德化和神秘化兼有思路,简单地将灵魂与人性相等同。第二节自然与理性因为古代人性论将道德作为人与动物的划界标准,自然把人身上的自然属性进行贬黜和遮蔽,这种倾向在基督教神学中表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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