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经济分析

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经济分析——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曹鑫东南大学金融系，南京（211189）E-mail：[e-mail]摘要：随着中国转轨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因素得到满足后，开始关注影响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非物质因素，工作场所安全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工作场所中现实存在安全和健康问题出发，分析了在中国转轨时期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存在着对企业忽视工作场所安全投入的激励。最后，针对以上的分析，从建立与我们和谐社会相对应的工作场所安全体系出发，我们提出改善我国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路径。关键词：工作场所；安全规制；劳动力市场；二元经济结构中图分类号：F062.91．引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失衡。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损害劳动者生命和身体健康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局部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是与我们倡导的和谐社会存在着相抵触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如何引导市场建立与和谐社会相一致的工作场所安全体系就成为本文重要解决的问题了，这也是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根据统计数据显示①：2006年全国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627158起，死亡112822人，同比减少90780起、14267人，分别下降12.6%和11.2%。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发生12065起，死亡14382人，同比减少1077起、1486人，分别下降8.2%和9.4%。工矿商贸企业中煤矿企业发生2945起，死亡4746人，同比减少361起、1192人，分别下降10.9%和20.1%。2007年，全国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506376起，死亡101480人，同比减少120853起、11399人，分别下降19.3%和10.1%。以我国煤炭企业为例来看一组国际比较数据：2005年全国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3341起，死亡5986人，平均每天死亡16.4人，其中重大事故210起，死亡886人，特大事故58起,死亡1739人，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2.836，虽已同比下降7.9%，但仍居世界之首,是美国的100倍。2006年煤矿事故死亡4746人，全国煤矿共发生瓦斯事故327起，死亡1319人，其中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瓦斯事故26起，死亡490人，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2.041，达到了历史昀好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2007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降至3786人，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1.485。而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产煤大国自2003—2005年已连续三年实现了安全生产的零死亡记录。虽然从事故发生总数和死亡人数来看近年我国的安全事故存在下降趋势，但是和其他产煤大国相比我国安全生产事故仍然相当严重。这些产生于工作场所，直接威胁着劳动者生命和健康的职业安全伤害问题是非常典型的。尽管这类问题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但是控制和减少职业安全伤害，救济遭受职业伤害的劳动者，维护职业安全，却是任何一个民主、①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调度统计司统计数据法制、健康、和谐的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因此成为政府实施社会性规制的重要领域。为何我国工作场所安全问题相比发达国家特别突出？目前的工作场所规制效果为何不佳？如何才能获得更好的规制效果同时不影响市场效率？我们已经知道，风险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潜在的安全问题，但是为何在中国却存在信息对称条件下的安全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面对国内外理论研究和现实操作方面的差距，为了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工作场所规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本文将讨论中国转轨时期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以及在此条件下的企业选择。昀后给出改善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措施。2.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文献综述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管制作为一种社会管制的形式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即西方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逐渐兴起。在这一时期，政府管制己经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管制上，以人的安全、健康、平等、经济秩序、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为监管的主要内容。工作场所安全规制[1]是以保证劳动者的安全、健康、卫生、防止灾害为目的而对生产活动中的雇佣双方制定一定的标准,以禁止、限制特定行为的社会性规制。安全规制的主要对象是工作场所中的健康和安全水平,在法律的规定下,授予规制机构一定的权利,通过规制机构的安全监管来协助和鼓励生产部门确保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为职业安全和健康领域的规制、研究、教育和培训提供支持。对于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管制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从1970年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管制局(OSHA)成立之后进行的。特别是1974年，美国福特政府发布11821号行政命令，要求对管制政策进行经济分析之后，关于此领域的研究才日益受到经济学界人士的重视。因此，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发展明显表现出了与现实安全管制政策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关系[5]。对于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的规制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风险市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级差工资理论）、外部性理论和生命价值补偿理论[1]。风险市场信息收集的高成本，及管制者和健康专业人员科学知识的有限性造成了风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Lvae,1981)。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许多工人对于他们在工作场所中面临的危险几乎没有概念，并且对工作中接触的有害化学品对健康的长期影响毫无准确的理解，因此对工人进行必要的培训与宣传通常是非常必要的(Nelkin&Brown，1984)。门得洛夫(Mnedeof，1979)与培考(Bacow,1980)主要是通过提高集体讨价还价的有效性来达到管制的目标的，它从法规执行方式上提出更为合理而有效的建议。美国经济学家基普·维斯克奇(W·KipViscus)在其著作《风险选择》(RiskbyChoice,1983)中指出我们平时的任何行为都存在风险，“如果我们希望把生活中的危险限制到昀小，则所有这些活动，尤其是那些使我们面临的平均危险加大的活动，就都不能参加。冒险的行为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我们实际的行为则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我们不会去冒有可能牺牲生命的危险，但却愿意为得到某些利益而甘冒一点风险，只要这些利益足以补偿风险的损失。”[8]亦即说明工资水平和工作安全风险之间存在一个相互替代的关系。人们接受某项高风险的工作必然会要求相应的级差工资报酬。在福利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看来，人的生命价值是通过衡量个人为了避免死亡风险、伤残或疾病而愿意支付的程度来估价也就是说在某一事故概率水平条件下,个人将对降低其概率而愿意支付的数额进行权衡或交易（Schelling，1968）。纵观以上的研究我们已看出，以往的理论研究着眼于分析导致工作场所安全的理论原因分析，基于此来寻找改善市场失灵的方法。根据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定义：管制是指政府行政机构根据法律制定并执行的规章和行为，这些规章或者是一些标准，或者是一些命令，涉及的是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维持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竞争，扩大公共福利。这一定义明确地指出了管制的主要任务与目标，且同时也说明了管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3.理论模型在工作场所安全规制中，通常涉及到三方的利益主体，即规制机构、劳动力需求方（企业）、劳动力提供方。从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对管制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定义明确地指出了管制的主要任务与目标，且同时也说明了管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4]。即我们的管制手段是为了弥补市场不足，从而为市场的有序和高效的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我们的管制手段昀终还是要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加以实现。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水平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和支配：市场、由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机构对危险水平的直接规制以及工人抚恤金导致的安全激励。市场、规制机构的直接规制是为工作场所安全规制提供一个具体的客观环境,而由工人抚恤金所导致的安全激励则是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内在动力。3.1风险市场劳动力供给模型正如亚当·斯密指出：工人将会要求那些可能感觉到的风险或者不愉快的工作级差工资报酬。工资水平与安全舒适状况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替代关系。在这一假设下再做如下假设：假定1：对厂商产品的市场需求是给定的，产品和风险是同一生产过程中的联合产品，所以对产品的需求就是对风险需求的原因。假定2：技术条件是给定的，因此对这一对联合产品的需求就隐含在为生产它们而产生的对劳动者的雇佣需求上图—1风险市场劳动力供给模型[2]如图所示：S1表示处于无风险状态下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此时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即无风险工资W1,均衡的劳动供给量N1。曲线D代表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由于产品与风险之间的关联性，所以它也代表着雇主对风险的需求。从供给方面看，对于无风险的工作环境，劳动供给曲线是S1，相应的工资水平W1，工人数量N1。但是，在该问题研究中，WQDS2S*S1W2W*W1N2N*N1劳动者被假定为面临着已知的风险。因此，有效的劳动供给由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S2来表示，它代表着就业增加时边际就业量(即劳动力的边际供给量)对风险的反应。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劳动者会要求W2的工资，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为N2.因此面对风险时，劳动者要求的补偿性级差为W2—W1。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企业面对信息对称市场时，企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品—劳动的供给—状况恶化了，因此追求利润昀大化的企业具有隐瞒某些安全信息从而使企业获利的激励。3.2二元结构下的买方垄断劳动力市场“所谓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部门—弱小的现代工业和强大的传统农业—组成的。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缩小农业部门。在这种二元经济中，由于传统部门存在隐蔽性失业，以及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妇女解放，劳动力供给丰富，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不由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和劳工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由传统部门农民的平均收入决定。只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略高于农民的平均收入，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由农业进入工业部门。”②（刘易斯，1954）我们有上面知道，工资水平和安全舒适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工资补偿对工作安全投入的调节机制将不再发挥作用。因为在既定工资水平下,无数剩余劳动力在等待就业,这迫使劳动者对工资和安全水平的选择转变为对就业和失业的选择,如图—2所示,劳动者对安全—工资的预期等效用曲线由EU1转变为EU2。图—2劳动力无限供给情况下的安全—工资等效用曲线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使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具有垄断力量,而劳动者处于劣势地位缺乏讨价还价能力,只能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和安全水平,甚至是更低的安全水平。因此,在供求严重失衡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不可能改善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此时政府进行规制尤为重要。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也解释了为何劳动者明明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依然选择没有级差报酬工资的高风险岗位。从马斯洛五层次需求理论来看，人们在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可能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即对个人安全的需要了。也就是说中国当前大量劳动者基本上是处于马斯洛五层次需求中的第一层。因此，他们在择业的时候对于风险的考虑经②Lewis,W.A.,1954,“EconomicDevelopmentwithUnlimitedSuppliesofLabour”,TheManchesterSchoolofEconomicandSocialStudies22,139—191,ReprintedinA.N.AgarwalaandS.P.Singh(eds.)TheEconomicsofUnderdevelopment,Bombay: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