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观后感【5篇】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观后感【5篇】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中国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会、中国青年网等相关单位联合发起“千年大运河，文脉庆中国”公益直播活动。在此，网友将为大家带来“千年大运河，文脉唱响中国”公益直播【精选文章】回顾，欢迎大家借鉴！“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观后感1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00多公里。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具有很多特征，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大运河文化具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双重性。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农耕经济就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经济形态。大运河的产生与当时统治者争霸和巩固政权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是农业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大运河实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大运河所经过的区域都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大运河的开发和保护必须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运河不仅有调节沿岸生态平衡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防洪排涝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大运河形成以后，在服务当时统治者的同时，也带动了沿岸区域的商业发展。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淮安、宝应、高邮、扬州因运河带动，工业、商贸及手工业极为发达;济宁是烟草盛产地，每年数百万银两交易量;仪征是盐、材料、煤、棉麻商品的集散地;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各种集散于此;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应特别指出，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第二，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包容性是其内在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载体——大运河的特点的概括。大运河的最大特点就是“动”，包括人类的“动”，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动”，文化的“动”。大运河“动”的特点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它的包容性。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指的是大运河本身心胸的宽广。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体制的不同，这都形成各个区域的文化的不同。大运河贯通以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从而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第三，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开放性是其外在特征。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外在特征，或者说是大运河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这和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由其内在特征，即包容性决定的。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它内在的胸怀。正是由于其宽广的胸怀，才有对待不同地方文化开放的自信。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唐代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元稹在《法曲》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在音乐、服装上吸取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内涵。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吸收对流域外各地文化精华上，还体现在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化，无论从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仪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国特色。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如运河北端的通州，解放前几乎村村有寺庙，有的村甚至有几个庙。明代后期，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从张家湾登岸进京，通过各种努力，传教士们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在传播教派的同时，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介绍到中国来，使当时的人们首次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魅力，并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运河沿岸的城市有很多都是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据点，尤其是京城和运河南部城市。从唐到清前期各代，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诸国甚至是欧洲的客商、文化使者，经过运河沿岸城市到达当时的京城。这些人一方面带来自己的文化，传播在运河流域，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运河沿线的文化带回本国。特别是在元朝以后，由于北京一直是强盛、统一封建王朝的首都，大运河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朝鲜、日本朝贡的首选路径。贡使们往来于运河之上，见证了帝国曾有的辉煌和大运河的繁华。第四，“外柔内刚”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分析大运河文化特征时，人们常将其和长城文化一起比较，认为长城文化具有“阳刚”的性格，而大运河文化则具有“阴柔”的特征。这种观点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大运河文化具有外柔内刚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大运河缺少长城的壮观，没有高大挺拔的外形，只是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一条人工河流，在普通人心里，大运河和普通河流没多大区别。这只是大运河“外柔”的一面，大运河还有“内刚”的一面，而且，也是大运河主要方面。大运河文化的“刚”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大运河虽不是军事防御工事，但大运河不仅可以保障军事物资的供应，还加强了南北的沟通，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权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强盛，国家的强大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其次，大运河是一项综合工程，要开凿并管理维护好大运河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综合实力。大运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保障。以科技为例，在北宋时期发明闸室技术，至今，还为三峡水利工程所采用;涵桥疏通技术已采用了与现代水轮机相同的技术;高精度利用等高线水文地理科学原理，为当代人惊叹。再次，从历史的角度看，更能发现大运河的“刚性”。在中国古代，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不是灭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就是在自己百姓的反抗洪流中退出历史舞台。而大运河畅通的时期往往是该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当大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废弃，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导致王朝的灭亡。所以大运河文化是“内刚”，这种“刚”是真正的“刚”。以上四个特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体现了大运河文化“融合”的性格。大运河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同文化地域的文化元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冲突、融合并改变着，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自己的性格——“融合性”要深入了解大运河文化还应从特征看到体现该特征的核心精神。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四个基本特征，实质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的体现，或者说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和文化”。所谓“和”，是指和谐、和平，其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中华和文化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论和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道蕴含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管子》认为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和合故能习”。和谐所以团聚，就不会受伤害。墨子认为“和”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而“离散不能相和合”。“和”是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他主张治国处事、礼仪制度应以和为价值标准。为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猛宽相济互补。处理人与人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示孔子对“和而不同”的赞成态度。除此之外，在儒家经典中，还有许多关于“和”的论述。《淮南子》：“天地之气，莫大于和……阴阳相接，乃能成和。”《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和者，天地之正也”，王夫之：“阴与阳和，神与气和，是谓太和”等。“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大运河文化集中体现了“和”思想。大运河文化的四个基本特征都是“和”文化的体现。“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观后感2中国大运河因变而生、因变而充满生机与活力。运河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延展过程，自春秋战国时期始，2000多年来，大运河的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情在变，水工设施在变，治水理念在变，治水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春秋战国时期是大运河创建初期，那时，实力强盛的诸侯国为称霸中原、统一中国，大多会开凿运河，满足政治和军事需要是运河创始期的主要诉求。当时的运河多位于水系发育的河网地区，主要是用于连通两个相邻的天然水体。这个时期的运河开凿路线都不长，且为了取得水源，尽可能地利用河流、湖泊，所以大多水路弯曲迂回。这些运河与天然河道之间区别不大，受自然水体的水位影响较大。因此，初创期运河建设的成就其实更多地体现在设计者们对运河线路的成功规划——他们以运河连接了江淮和黄淮，甚至连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而在工程技术方面，这时期的运河大多还只具备起码的人工渠道和水源工程。隋唐宋时期是大运河建设的第二个高潮期，在这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横贯东西和纵连南北的大运河体系最终形成。此时，对都城的粮食供给运输已经成为运河工程的主要动因。较之初创期，这一时期运河工程规模更大，也更为系统。运河具备了交通调度、水源供给和泥沙防治等综合功能，且与天然河流边界分明，成为相对独立、完整的工程体系;在技术方面，具有综合工程效益的复闸工程系统称为这一时期中国水利工程领先世界的标志性工程。元明清由于定都北京，需要一条江南产粮区至北京的漕运水道，这带来了大运河兴建的第三次高潮，沟通六大水系的京杭运河在这时形成。在技术方面，京杭运河在解决黄河以北的运河供水、穿越分水岭及黄河泥沙淤积等问题方面表现出了卓绝的创造力，其闸、坝等无论在设计、工程形式和功能方面，都代表了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成就。漕运制度在这一时期也日趋严密、完善。明清两代，国家开始设立专门的漕运和河道机构，分别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管理着天下漕运事务和大运河的畅通。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淮河治理，京杭大运河再次复兴，大运河的部分航道仍在通航。目前，仍有10万多艘船舶长年航行在运河上，大运河是中国“北煤南运”的主要通道，据统计，仅淮扬运河段就相当于8条京沪高速公路的货运量。除了主航道承担着运输、灌溉、泄洪等功能外，大运河部分航道还担负着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输水的重任，对于中国优化水资源配置、解决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千百年来，大运河流淌不息，从版图目的的区间水道演变成古代中国经济、思想、文化、军事、政治交流的主要渠道，而今又继续充当着南北经济大动脉的角色。大运河的河道线路延续至今，大运河航运、水利、灌溉的功能仍在持续，而新的技术也会在大运河上继续出现。如今，在京杭大运河与淮河水道交叉的地方就矗立着一座被称为“上槽下洞”水上立交工程的横跨淮河的水路通道。通过它，入海水道泄洪时从大运河底下穿洞而过，实现了对淮河流域下游的防洪减灾，而上层大运河的通航能力和运输功能也不再会受到影响。“运道有迹可寻，而通变则本乎时势”，变动是运河遗产的天然属性，也是其生命之源。我们相信，随着申报世界遗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深入，大运河的未来将迎来一个新的变化的历史契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条“母亲河”将不仅是航运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