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心得(5)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心得(5)“千年大运河，文脉唱响中国”公益直播将在大运河沿线几个代表性城市举行，大家看完有什么感想？在此，网友们将为大家带来“千年大运河，文脉唱响中国”公益直播的体验(五篇精选文章)，欢迎大家借鉴！“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观后感心得1首先，大运河的开凿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创造，作为一个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系统工程，无论是时间的持续抑或是空间的延展，大运河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出现，在沿运河带的荒野上又呈现出了具有崭新特质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第一，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南和华北地区的自然生命获得了新生。一方面，大运河把原本各自独立的中国六大水系得以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钱塘江因大运河这根厚重的纽带而联结在一起，中国的自然水文系统相对封闭的状态由此被打破，形成了一个超大的流动的空间，从而激发了自然水系发挥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大运河的贯通改变了其流域经过的自然生态，吸引了大量移民向该区域移居生息。最典型的就是江南一带，运河开凿前原本是地广人稀、林莽茂密、沼泽遍野，还处于半开化的状态，随着早期运河的开通，江南逐渐成为人口密集、世代繁衍、“谷帛如山，稻田沃野”“良畴美柘，畦畎相望”的锦绣之地。第二，大运河的贯通缔造了无数运河城镇生命的新生。先秦时期，作为蛮荒时代的江南还是城镇稀落，但是随着运河的开凿贯通，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运河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是最繁忙的运输大动脉。两岸“行商坐市、常亦数千”，洛阳亦成为最繁忙的都市之一。扬州则因运河成就了经久不衰的繁华，“春风十里扬州路”，使扬州一举拥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其运河码头成了“万商之渊”。而“人间天堂”——苏州因运河通达，所到之处皆可见“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道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临清，因为把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造成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使其一跃成为明清时期“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中心城市。至于众多的乡间小镇，因其枕河而建，因运而生，随之商业繁茂，客商云集而兴旺发达。如北京通州的张家湾，天津的河西务、杨林，浙北的乌镇、南浔等。大运河构成了城镇发展的生命线，成就了众多城市生命的辉煌和荣光。第三，大运河造就了文化生命的新生，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景观。大运河在开凿过程中，沿岸所建的埭、堰、坎等，在运河两岸矗立的亭、桥、塔、闸、寺庙等都因河而生，因河而兴。至于文人墨客、帝王将相的书文遗迹，诸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贽的《焚书》《藏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明代的吴门四才子、东林党人，清代的扬州八怪等无不是与运河水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运河的通达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各区域文化的交融，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北方文化、甚至岭南文化等随运河的流波而相互渗透。同时，大运河也为新技术(农耕技术、印刷术、造纸术等)的传播开辟了通道，使中华文明日显昌隆。再次，大运河的开凿使运河沿岸的生命形态得到了充分的养护。无论是自然生命还是人类、城市和文化生命，随着大运河的开凿诞生之后，也因为有了运河的养护而成长发展。虽然有人认为隋炀帝贯通京杭大运河劳民伤财为的是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因此对大运河的开通抱有不屑甚至反感，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不管帝王将相的意愿如何，实际上运河开通之后客观上所存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对不同生命形态的养护。一方面，运河水滋养了无数的生灵，因其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虾之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渔业、商贸业、造船航运业等诸多行业的发展，使沿岸经济社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另一方面，运河疏通既有效地承担了分洪、泄洪、防洪的功能，又起到防旱、抗旱的作用。保护着沿岸居民在遭遇自然灾害之时增添了一道保护自己免受或少受灾害影响的屏障。以唐宋以来的江南为例，可以说没有运河的养护，就不可能有江南的富饶，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也正是得益运河航道可以把江南的粮、丝、棉等传运天下以养育生命。“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观后感心得2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集中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成就。在历经千年的通航岁月里，古老的大运河与生活在运河沿岸的百姓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今天跟随我们的记者感受一下运河人家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涵。大运河景县段全长73.2公里，自南向北流经5个乡镇47个自然村，其中，留智庙镇的白草洼村和安陵镇的华家口村与大运河历史渊源尤为深厚。相传，隋大业四年，隋炀帝北巡游玩，途径白草洼;隋大业十二年，秦琼、程咬金大战白草洼;公元744年，诗人李白也曾到安陵访道士盖寰，并作了一首题为《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篆临别留赠》的诗。清朝时，康熙皇帝南巡船途经我县境内，填词一阙，其词刻碑于董子祠内;乾隆帝南巡也曾驻扎在我县城北，特为开福寺赐匾书“无量福田”四字，并咏诗二首等等。这些历朝历代的名人，通过运河的蜿蜒流淌为我县遗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拓宽和修缮，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京杭大运河景县段一直承担着繁重的航运任务，长达1367年。漕运的繁荣，带动了运河沿岸码头的兴盛，安陵镇华家口村就是其中之一。当地村民李凤林介绍：华家口一路向北都是货场，运输的货物有豆子、高粱、牲口，有时也拉人。在与村民的交谈中，我们似乎得以窥见华家口码头昔日的繁华。虽然大运河带来了交通便利，但是它也会发怒，吞噬来往船只。为了解决水位落差的问题，运河在形成时就设计了很多弯道，在华家口村就转了一个大弯。景县文广新局局长李树旺介绍：弯道的一个目的是控水，缓解水流，另一个目的为了河道船只运输安全。弯道的设计保证了航运的安全，但是转弯处的坝体却经受着不小的冲击。历史上，大运河华家口段经常决堤，村庄被淹，庄稼被毁，给当地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也影响了作为当时运输大动脉的航运，直到清宣统3年，华家口夯土坝的修建，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夯土坝是清末时期，时任知县王为人领着老百姓修建的，采用的工艺是特制的黄土，把它蒸熬了，再用上等的白灰，在南方特殊的地理位置，运来的那种糯米熬成浆，把它和成泥，然后一层一层的筑起来的。”李书旺说：“筑起来之后，它的坚硬度是很强的，当时的检验标准成功不成功，就是50米外强弓拉满射箭，射在坝体上的弹回来，不再留任何痕迹，说明这个工艺是特别成功的。”如今，我们敲打坝体，声音如打到洪钟上，坚硬度依然完好。自华家口夯土坝建好后的上百年时间里，华家口段再也没有发生过决堤。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而华家口村的夯土险工作为遗产点也名列其中。谈起华家口村的运河情缘，75岁村民李凤林深有感触，他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运河断流之前，华家口村三分之一的村民都拉过船，从天津拉船一直到山东临清。李凤林还为我们哼唱起当年的船工号子。余音绕耳的船工号子不仅喊出了运河精气神儿，也见证了运河千年的繁荣与沧桑，以及运河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白草洼和华家口还是有名的抗战村，全村上下积极响应号召，参军参战，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充分展现了运河人勇敢坚强的精神风貌!悠悠运河水，浓浓赤子情。千百年来，大运河以其宽厚的胸怀，滋润了运河沿岸广袤的土地，承载着漫长悠远的历史文化。如今，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程的实施，全县上下正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运河精神，乘势而上，鼓足干劲，为运河沿岸穿新衣、描新容，共同迎接这条流动千年的中华文脉的辉煌与复兴。华家口村党支部书记闫学军表示：今后将大力发展华家口村的旅游业，计划建运河文化博物馆，恢复从前的三教寺，把运河文化利用好，传承好，保护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华家口，让村民们更加富裕。“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观后感心得3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00多公里。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具有很多特征，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大运河文化具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双重性。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农耕经济就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经济形态。大运河的产生与当时统治者争霸和巩固政权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是农业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大运河实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大运河所经过的区域都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大运河的开发和保护必须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运河不仅有调节沿岸生态平衡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防洪排涝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大运河形成以后，在服务当时统治者的同时，也带动了沿岸区域的商业发展。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淮安、宝应、高邮、扬州因运河带动，工业、商贸及手工业极为发达;济宁是烟草盛产地，每年数百万银两交易量;仪征是盐、材料、煤、棉麻商品的集散地;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各种集散于此;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应特别指出，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第二，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包容性是其内在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载体——大运河的特点的概括。大运河的最大特点就是“动”，包括人类的“动”，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动”，文化的“动”。大运河“动”的特点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它的包容性。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指的是大运河本身心胸的宽广。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体制的不同，这都形成各个区域的文化的不同。大运河贯通以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从而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第三，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开放性是其外在特征。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外在特征，或者说是大运河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这和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由其内在特征，即包容性决定的。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它内在的胸怀。正是由于其宽广的胸怀，才有对待不同地方文化开放的自信。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唐代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元稹在《法曲》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在音乐、服装上吸取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内涵。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吸收对流域外各地文化精华上，还体现在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化，无论从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仪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国特色。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如运河北端的通州，解放前几乎村村有寺庙，有的村甚至有几个庙。明代后期，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从张家湾登岸进京，通过各种努力，传教士们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在传播教派的同时，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介绍到中国来，使当时的人们首次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魅力，并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运河沿岸的城市有很多都是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据点，尤其是京城和运河南部城市。从唐到清前期各代，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诸国甚至是欧洲的客商、文化使者，经过运河沿岸城市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