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学会上海会议论文

60印度城市化进程缓慢原因探析王红生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一、印度城市化进程总体趋势印度城市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历史上，印度的城市先后受到三种文明的影响：早期的印度教文明、中世纪的伊斯兰教文明和现代时期的基督教文明。在很长时间里，印度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在过去100年里印度才缓慢地发生城市化进程。下表显示1901－2001年百年间印度城市化的总体趋势。印度的城市人口从1901年的25.8百万增加到2001年的285.4百万，在此100年中城市人口增加11倍多。相比与独立前，独立后印度城镇化的步子有所加快。每十年城市人口增加比例从1961年的26.4%增加到1971年的38.2%，1981年的46.0%，1991年的39%，以及2001年31.4%，均大大高于20世纪前30年的增长水平。表1印度城市化的趋势，1901－2001普查年份城镇数目城市人口人数（百万）占人口比例每十年增加1901188825.810.8-1911187525.910.30.31921201228.111.28.31931214533.512.019.11941232944.213.832.01951292462.417.341.41961246278.918.026.419712643109.119.938.219813425156.223.746.019914689217.225.739.020015161285.427.831.4资料来源：M.S.A.Raoed.,AReaderinUrbanSociology,OrientLongman,1991,p78.就印度城镇人口的绝对数量而言，在世界各国中已经名列前茅，实际数量印度排在中国和美国之后名列第三。但若依据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情况就不是那样了。根据居住在城里的人口的比例，印度仍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依据1991年普查，只有25.7%的印度人住在城里，而在像美国、日本和西欧这些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城市人口的比例在66-85%之间。即使在亚非不太发达的国家中，城市人口的平均比例也在34%左右。因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印度的城市化都是低的，有些研究者认为印度仍然是一个农村社会。1另外，依据三个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2001年印度的农业产值在国民产值中不到20%，而农村人口却超过总人口的70%，其他国家当经济发展到这一水平时，具有高的多的城市人口。2因此相比于其他国家，印度城市化水平是较低的，城市化的速度是较慢的。二、城市化动力不足对城市化的影响影响印度城镇化进程的动力主要有工业化、城乡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和人口移61动。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将迅速工业化作为发展经济的指导方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工业结构上，印度已从一个主要生产消费品的国家变为轻重工业全面发展的国家，成为世界第十大工业国。印度的工业，无论是公营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无论是旧有的还是新建的，基本集中在城市地区，工厂主要坐落于城市，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另一个动力。印度农业现代化进程同绿色革命紧密相关。绿色革命在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为活跃城乡商品经济做出了贡献。由于农业和工业发展的结果，在城镇中商业活动增加了几倍。绿色革命地区的农业产生出巨大的剩余，由附近村庄的农民们卖到城镇中心。同样的，农村地区农民的繁荣为城镇区域的商人的货物提供了市场。绿色革命大大增加了农业的投入，已经生产出来的工业品找到了销路，从而强化了城乡间的贸易活动。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城镇化加快的主要原因。影响印度城市化进程的第三个动力来自教育的发展。独立以来，历届印度政府都强调教育，民间对子女教育也怀抱颇高的热情。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能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许多是受过较好教育，生活条件较好的年轻人，农村中真正贫困家庭是无力也不想走出去的。其实，不见得在城市里就能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就能挣得比农村多。也不是呆在农村就没有活路了，许多人迁移是为了让孩子能上个好学校。城市学校一般比农村强，考上大学的机会大得多，孩子考上大学后，高昂的学费又迫使父母不得不寻求打工的机会，无论在中国还是印度，许多父母是为子女的教育而外出打工的。在印度，接受更好的教育被绝大多数村民认为是外出的最大动力。3对于那些根本无力也不想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贫困家庭说来，出外的动力和能量都要小得多。最后，移民既是以上三个因素的结果，也是城市居民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将各种各样的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来。劳动力移动加快城镇化过程。总之，城市化既是发展过程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工业化促进农业的发展，农业发展导致生产力的提高并提供市场化剩余的增加。当此剩余到达城市中心时，受此影响，各种经济活动增加了。这种现象保证了城市中经济机会的增长，由于存在巨大的商业机会，个人和群体被此吸引，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进来，产生农村人口向城镇和大城市移动，导致城市化过程加快。那么又如何解释印度城市化的速度缓慢问题呢？答案就在独立几十年来印度社会变迁的步子不太快，因此仍维持了很大程度的城乡之间差别的宏观社会结构。城市化既是社会变动的动力，又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城市化缓慢在于社会变化的动力不足。如同前面分析提到的，在独立以来的五十余年里印度在通讯、工业、教育等等方面已经产生出部分现代化的状态。但工业的增长率同东亚邻国相比仍很低。据2002年一项统计数字，印度的IT和外包产业，吸纳了320万从业人员，印度制造业仅吸纳620万劳动力。4绿色革命的成果仅限于一些地区、某些作物和一部分农户，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十分严重，农村已经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市却无力吸纳。城市化速度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印度城市化步子为什么如此缓慢，显然还有别的原因。城市就业机会不足是印度城市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还应该从印度社会文化结构上寻找原因。三、种姓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印度城市化进程的缓慢还在于很大比例的移动人口最终还想回到农村。农民走出村庄是必然的，关键是如何走出去。走出去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是有人介绍和联系。要有工作机会。很难想象一个农村居民会突然离开自己的村庄到外面闯世界。一般说来，通常的途径是，政府部门的招工，中间人包工头招工，或者亲戚朋友的介绍引导。其中，最后一种途径尤为62重要。因为外部世界是个未知世界，风险性很高的世界，一出门就开始花钱，能否找到是个未知数，有了工作后能否及时拿到钱也是未知数。农民们承担不起这种种风险，当然也不愿承担这种风险。避险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充分利用熟人、亲戚、族人的关系。在印度，农村劳动力移动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男性劳动力周期性地到异地农村打工，属于季节性移动；第二种是男性劳动力较长时期地到较远的城市打工，将妻子儿女留在村子，自己在年节假日回乡探亲；第三种则是在城市中有了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后，将自己的妻儿接到城市一道生活，实现核心家庭的城市化。5无论何种模式的外出，种姓观念和种姓因素在其中起重要作用。虽然独立后，印度宪法宣布歧视贱民为非法，但种姓隔阂的观念是难以消除的。很难想象让村里一个婆罗门带领一群贱民出外打工，或者让一个婆罗门为贱民老板打工。一般说来，婆罗门和贱民外出打工的工种一般是不同的。贱民往往承担城市的环卫工作，婆罗门力图挤进公务员的圈子。婆罗门是不会为了生存而去打扫厕所的。因此，印度研究者一般认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后，所接受的并不像一般文献认为的是从事城里人不愿做的事，他所能做的更大的可能是做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工作。农民们移往何出，移到多远，主要取决于他们所认识的人，人际关系的纽带而不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6一般说来，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移往城市会带来社会结构和文化的重大变动。农村社会强调血缘和地缘关系，城市社会重视社会经济地位。但由于印度城市化进程中强大的种姓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社会变动。独立后，印度的商业种姓仍活跃在工商业领域。商业种姓由于他们从事商业的时间长，大多从事他们的世袭和运营良好的商业活动。他们从父辈继承下来目前的事业，仍然以相似的路数经营生意。也有些人是自己建立的事业，有些店主不再经营祖传的生意，但他们分享了父辈们的经验、得到金钱上的支持、并学到商业的计谋，他们还从商业网络上得到帮助。对从事私营商业的非商业种姓说来，他们缺乏足够的资本和合适的社会网络来建立一项新的事业，因此他们大部分人只能参与小生意。另外，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也产生出许多新的工商业门类，这些门类同传统工商业没有多少联系，更多的是手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的结果。这为广大非商业种姓中很大数量的人进入与他们的种姓职业多少有关的工商业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如贾特是印度北部的传统务农种姓，他们主要参与关于农机具、拖拉机、抽水机和收割机的修理工作，在田野操作农机具时他们已获得初步的技术知识。一些高级种姓，如婆罗门和拉其普特虽总的已从原来种姓职业中偏离，但他们从事与他们的种姓地位相一致的高度受尊敬的职业。最典型的是印度软件业，随着软件业的发展，一批新的财团迅速崛起，电脑软件同传统印度工商业任何行当都没有多大的联系，印度软件业被认为同印度人的英语水平和数学能力有关，这被认为是高级种姓婆罗门的领域。因此，今天在印度软件业中执牛耳的大亨大多不是传统的工商业种姓，而是传统的高级种姓。7总之，关于当前印度城镇中种姓和族群关系的状态正由于经济和其他生活领域中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为落后种姓的保留和提拔政策、技术进步、不断完善的通信网络都是造成这种复杂性的根源。但种姓和族群因素没有在印度城市化进程中消失，有时甚至出现强化的趋势。为了垄断某种行业，获取安全和利益，各个进入城市的地方或族群或迟或早会努力形成某种利益群体。在印度，由于移民从进入移入地的第一天起就获得了当地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成为当地政治势力努力争取的对象，如果他们显示出足够的内聚力的话，不仅外人不敢随意欺辱，而且可以积极参与移入地的政治。为了加强内聚力，方便生活和工作，增强安全感，来自同一地区或同一族群移民们往往选择住在一起，久而久之，在城市中，出现独特的居住区域。在首都德里的居民中，孟加拉人、旁遮普人、比哈尔人是重要的居民成分。孟加拉人的移入，同殖民时期英国人将首都从加尔各答移往德里有关，他们许多人是随着中央政府搬迁，作为官员和公务员而来。旁遮普人主要由于印巴分治，大量锡克教徒从今天的巴基斯坦移居首都德里。而比哈尔人大量进入63德里是近20-30年的事，比哈尔是印度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首都是他们的首选。在德里，旁遮普人大多从事公务员或白领工作，比哈尔人则大多从事非正式部门的体力劳动。他们各有较集中的居住区。在新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内以及在旧的城镇和城市带中，种姓附属机构不仅仅存在，而且由于政治化而得到重组来应对它们的成员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城市化进程中，往往同时带来人际关系的疏离，在具有高度城市化水平的城市中居民们对自己的邻居一无所知是十分正常的。但某些印度城市阻挡住了非人际化的城市力量的发展。Doshi的文章“现代阿哈麦达巴德的传统邻居：pol”考察了印度现代城市阿哈麦达巴德中pol的重要性。8Pol是由街道居民构成的邻里组织。由一条街和四至分明的界线圈起的一带房屋组成。将这些房屋的居民连结在一起的是社会－政治网络，它反映了共同体或社区生活的特征。Pol的同质性得自于共同种姓，其成员全部或大部同属于该种姓。在一个pol的非正式的、人际间的和亲密生活的背后，Doshi发现根深蒂固的正式结构，这些结构在现代城市的背景中组织和调节他们的生活。各个pol有自己的董事会，除了维护pol的规范外还管理当地事务。Pol也有效地防止了不安全和无助等这些城市中的共同问题。它们不仅仅具有防卫取向的有形结构，四周有强固的墙和有人防卫的大门，也要求居民邻里间相互合作自我保卫和相互帮助。虽然不断有些年轻人搬出pol,居住到现代居住区，他们总是愿意保留在父母pol中的成员资格，并参与pol的社会和宗教活动。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有研究指出：日益增加的人口和村庄中教育的推广已经导致受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