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始于唐五代而终于两宋[1]。在促使经济重心南移的诸多因素中，南北自然环境的变迁是一个重要因素。本节拟从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等方面，讨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一)唐宋时期气候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在农业社会中，一般说来气候是决定经济状况好坏的主要因素。历史时期我国气候的演变大致是冷暖交替，但其总趋势是由暖变寒，即温暖期趋短，程度趋弱；寒冷期趋长，程度趋强。七世纪中期气温变得高于今天，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世纪后半叶。十一世纪初气候转寒。十二世纪初气候加剧变寒，气温低于现今。十三世纪初气候开始回暖，但气温仍低于现今，这种情况持续到十三世纪后半叶[2]。由此可知唐五代处于温暖期，而两宋基本上处于寒冷期。唐宋之际经历了由暖转寒的气候变化。上述气候变化影响了粮食作物的生长期。唐五代温暖期作物的生长期比现今长十天以上，两宋寒冷期作物的生长期则比现今短[3]。唐人韩鄂在《四时纂要》四月条下已谈及麦之贵贱与贮麦之事，而宋太宗、真宗几次在汴京之郊“观刈麦”则在五月[4]，说明北宋小麦收获日期比唐代大大推迟了。唐两税法规定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而北宋夏税纳毕期南北三个不同的地区分别为七月十五日、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秋税则十二月十五日毕，后又并加一月[5]。此亦可证北宋谷物收获期大大迟于唐代。南宋时连江南的冬小麦也要迟至五月才成熟[6]。麦收的推迟必影响其他作物的种植，因此一年中总的生长期缩短了。气候变化的幅度会随纬度增高而增大，因而北方气候变迁幅度大于南方，所以两宋时气候转寒所导致的生长期缩短，南方没有北方严重。气候变化也影响了粮食作物的产量。在我国，气温每变化1℃，产量的变化约为10％。此外年温普遍升高或下降1℃，冷害的频数会随之大量减少或显著提高，这对产量也有重大影响[7]。唐五代温暖期北方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前代增长了10．3％，宋金寒冷期则比前代减少了8．3％[8]。但在低纬度地区，温暖气候对冬小麦种植反而不利，因为它需要经过春化阶段，即一定的低温条件。所以直到两宋寒冷期，小麦才在南方普遍种植。水稻是需要高温的作物，其产量受温度的影响尤为显著。低温不仅影响其发芽，同时也不利于结实，易于增加空秕率。南宋时以长江为界，南北水稻亩产相差悬殊：“大率淮田百亩所收，不及江浙十亩。”[9]宋代南北普遍变冷，但南方变幅小于北方，加上其他有利条件，因此粮食亩产量普遍高于北方。气候变化还影响了粮食作物的分布。年平均气温下降2℃，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向南移纬度2°~4°，反之亦然。唐五代温暖期北方农业区向周边扩展，水稻广泛分布，关中、伊洛河流域、河内、黄淮平原、幽蓟等地都大面积种植水稻。两宋寒冷期北方农业区南退，水稻种植范围明显缩小。除河北平原淀泊地带、黄淮平原淤灌区在一段时期内较大面积地种植水稻外，北方其他地区的水稻分布均少而分散。北宋和金朝政府都奖励开发稻田，但终于无法恢复往昔之盛况[10]。然而，转冷的气候却未能阻止南方水稻种植区域的扩大。宋代除长江流域外，闽江、珠江流域也广植水稻。小麦的种植，虽无证据表明宋代北方种麦少于唐代，但南方种麦大大超过前代，却无疑问。南宋建炎、绍兴年间，江、浙、湖、湘、闽、广“竞种春稼(小麦)，极目不减淮北”叫。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气温较唐代低，有利于小麦的春化，恐亦是缘由之一。气候变化对经济作物的影响也很明显。自唐前期至南宋，蚕桑业中心逐渐从河南、河北移至江南的太湖地区，桑树生长的最适温度为25℃~30℃。南宋年平均温度比唐代低2℃~4℃，要使种桑养蚕温度保持与唐代相同水平，蚕桑地区必须向南推移2．2—8个纬度。河南、河北约在北纬34°—38．5°，太湖约在北纬30．5°—31°，两地相差3~8个纬度，符合上述温度与纬度变化关系的原则[12]。喜温果树的种植范围也向南移动，如柑桔，唐代种植的北界东起长江中下游北岸，西沿汉水而上向西北延伸，且唐代史料中未找到柑桔冻害的记载。但十二世纪初以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柑桔多次遭受毁灭性冻害。柑桔是多年生植物，产量随树龄而增长，冻害会给生产带来巨大损失，从而迫使其种植范围向南退却[13]。降雨这一气候要素的变化也对农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百毫米降水量的变化相当于每亩五十公斤水分潜力的变化，而年降水量增加或减少一百毫米，我国东半部的森林农业区会向西北扩展一百公里或向东南退缩一百公里[14]。历史上千旱期常与寒冷期重合，在北纬35°—40°地区尤其如此[15]。这样农业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南宋与金对峙时期的北方，恰当既冷且旱时期，黄河流域降雨量普遍减少。南方则不然，长江流域之雨量反见增加。这是由于十二世纪恰为历史上太阳黑子发现最多之时期，而雨量既可因黑子增加而增进，亦可因黑子增加而减少。长江流域属前者，黄河流域属后者。因此这一时期黄河流域虽亢旱，长江流域却雨雪丰盛[16]。金代北方因缺乏水源，水稻种植更加困难，而华北小麦开花至成熟时期雨量稍逊便会歉收，若遇亢旱则更不可收拾。此间南方农业继续发展，而北方农业停滞不前乃至趋于衰落，与南北两地雨量变化的不同趋势是有密切关系的。综上所述，唐宋时期气候的变化与南北农业的盛衰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因农业还受其他自然、社会因素的制约，情况便颇为复杂。气候变冷使生长期缩短，北方复种指数因而处于较低水平，即便有品种、技术的改进，仍只能维持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南方自唐以来两季轮作及稻麦复种发展的趋势则未受到气候变冷的太大阻遏。在气温降低、雨量减少的双重作用下，北方单位面积产量明显下降。南方气温变幅小，雨量仍充足，加上其他有利条件，亩产反而有所提高。宋金时期北方继十六国北朝之后出现第二次改农为牧的高潮，这虽与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有关，却也是农业区在寒冷气候之下向南推移的表现。南方既未受政权更迭的影响，农业区又可自温带向亚热带扩展。凡此种种，都有利于南方农业的总体实力超过北方。若进一步深究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则从宏观上看古代经济开发对气候的影响虽远不如现代显著，但从微观上看人类活动的个别项目对气候的影响则已是现实的问题。如农田开发后水土流失使地表不能蓄水，改变了地表温度及水分性质，也就引起近地层气候的变化。不良耕作方式影响了气候，而气候又反过来影响了农业。唐宋时期北方确已有此端倪，南方则要到更晚一些才出现这类问题。(二)唐宋时期水文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古代水利工程大多是就近利用天然水源，或筑坝蓄水，或修渠灌溉。因此天然淡水水体的存在与否，是决定水利工程从而是决定农业兴衰的重要因素。湖泊是浅层淡水的集聚之处，其扩展与湮废是水文变化的重要表现。以下主要探讨湖泊的变迁及其影响。唐宋时期南北方湖?白变迁的趋势不同，北方趋于减少、缩小，南方趋于增加、扩大。不同的变化趋势对农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曾相当丰富，湖泊众多，星罗棋布，后因气候变迁及农业开发，水体大量减少，湖泊不断消亡。试以山西、河北、河南为例，说明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山西。据《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的记载，今山西省境内的湖泊，北朝有十六个，唐代有七个，宋代仅有三个。三本书的作者在记载湖泊时取舍标准可能不一样，但结合泉水、地下水、土壤水分、河流流量等情况加以分析，可知山西的水文变迁确在朝着水资源减少的方向发展。湖泊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缩小、消失，正是水资源减少较为明显的表现[17]。这一情况使农田灌溉受到影响，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因而下降。晋西南原为人口稠密地区，唐代设有十一个县，宋代减到七个[18]。自唐至宋，山西的人口数量与密度均处于下降趋势。水资源减少还使部分地区的农业从集约经营倒退回粗放经营。宋代的山西除汾河河谷以精耕细作占主导地位之外，其余山区大多是刀耕火种[19]。比起唐代，其耕作方式显然是倒退了。河北。今河北省西南部北朝时尚有湖、渊、泽、池不下十余处，唐代这一带湖泊仍不少。河北中部、东北部唐宋之际亦存留不少湖泊淀群。但宋金之后，这些湖泊池淀多数堙灭。如北宋末黄河泛滥，泥沙淤填了河北西南最大的湖泊一一大陆泽；金以后永定河南徙及滹沱河北泛，河北中部的众多湖淀也被泥沙淤填[20]。这一情况使河北水稻种植由盛转衰。北宋曾于河北平原中部利用白洋淀一一文安洼这条冀中洼地带的大小湖泊，大兴稻田，“置斗门引淀水灌溉”[21]。这一带湖泊堙废后，水稻再无法大面积种植了。兼具蓄洪和灌溉功能的诸多淀泊消失后，河北灾害频率急剧上升。唐五代的343年间，河北有41年遭水灾，13年遭旱灾，平均6．3年受灾一次；宋辽金的319年间，河北有43年遭水灾，35年遭旱灾，平均4．3年受灾一次[22]。河北农业从此一蹶不振，不复昔日发达景象。河南。宋以前今河南省境内湖泽、陂塘之数不少，黄河两岸周围尤多。由于黄河不断决口、改道，大量泥沙的沉积使这些湖泽、陂塘逐渐被淤没。特别是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河南徙夺淮后，原有湖泽和历史时期所修人工陂塘大多被堙埋。具有调节水量和灌溉农田功能的湖塘消失后，黄河泛滥时河水四溢于平原，农田倍受其害，干旱时节则农田缺乏灌溉用水，抗旱能力下降。唐时圃田泽、孟诸泽等大湖均有沟渠与黄河相通，其积水面积随黄河河水的消长而消长，它们堙灭后，不复具有调剂水量的作用，周围大片农田极易受淹。历史上有名的芍陂、鸿郄陂等曾长期发挥作用，均可溉田几十万亩，它们的堙废造成灌溉事业的莫大损失[23]。湖泽、陂塘的消失还使河南不复成为水稻栽培的重要地区。唐玄宗时许、豫、陈、亳、寿等州有水田百余屯，占全国屯田九分之一[24]。后唐与北宋也都于洛阳设稻田务。而金代只能在某些低洼积水之处暂时种稻，水退后仍种麦。如兴定四年(1220)河南大水，遂命唐、邓、裕、蔡、息、寿、颍、亳诸州及归德府有积水处种稻[25]。水源缺乏、水田荒废，与湖塘消失密切相关。历史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一直比较丰富，虽然江河湖泊有所迁徙盈缩，但总的来说水资源并未减少，有的地方淡水水体还有所扩大和增加，亦举例述之。洞庭湖地区。东晋南朝时洞庭湖地区由沼泽平原演变为大湖景观。唐代洞庭湖周回达五百余里，东洞庭水面已开始向西洞庭扩展，赤沙湖有纳入洞庭湖的趋势。宋代洞庭、青草、赤沙三湖已连成一片汪洋水域，周回达七八百里，面积比南朝扩大近一倍[26]。湖区屯垦与湖泊水域扩大相伴而行。水域扩大增加了农田灌溉用水，然而近湖农田也易受水淹，人们于是筑堤捍田，又随泥沙淤积而展开围垦。唐宋时湖区围垦从西向东推进，并形成三次高潮。南宋时湖区每年约提供商品粮四十万担[27]。今沅澧人湖处，淳熙年间已是“桑麻蔽野，稼穑连云”[28]，肥田尽垦，人烟稠密。唐宋时期洞庭湖的变迁对湖区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鄱阳湖地区。鄱阳湖古称彭蠡湖。唐代其湖周已达二百余公里。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迅速向东、向南扩展，迫近鄱阳县城，从而兼有鄱阳湖之称。宋元时期的鄱阳湖与隋唐时期的彭蠡湖相比，已扩展出一个“弥茫浩渺，与天无际”[29]的鄱阳南湖[30]。由鄱阳湖水系冲积而成的平原约二万平方公里，唐宋以来这里水利繁兴，灌溉便利，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元祐年间都颉著《鄱阳七谈》，“言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言林麓木植之饶，水草蔬果之衍，鱼鳖禽畜之富[31]。湖区的洪州、江州、饶州、南康军等都是产米重要地区。如洪州“其田宜秔徐，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32]，乃是漕粮极多的区域。宋代鄱阳湖区产粮基地的形成，是湖泊水域扩大和人们兴修水利的共同结果[33]。太湖地区。太湖面积原先远较后来为小。唐代太湖人海水路受阻，湖水泛滥，太湖面积因而扩大了。人们排除积水，与水争地，并疏浚人海通道，创立堤岸水闸，形成历史上少见的水网。这一过程持续到宋代。宋时太湖面积已达二千平方公里，与汉代相比扩大了三百至四百平方公里。太湖以北以东还分布着许多大小不等的湖泊，其中不少是形成于唐宋时期。湖泊之间，有许多塘、浦互相沟通。水网化的形成促进了灌溉事业的发展，大量土地从而得到开发[34]。太湖地区因此成为重要的产粮基地。中唐时期该地区每年调出稻谷三十万石以上，占当时北调的南粮总数四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