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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瓦窑堡会议在苍茫的黄土高原上,有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古城,名叫瓦窑堡。据《关中圣迹图志》载,瓦窑堡,“在安定东三十里。元初建,因山为堡。明季,‘寇’数至,邑人郭永治守御有方,堡赖以无恐”。公元1227年蒙古军灭西夏后,长驱入陕。金国为保存实力,遂于同年秋弃延安而撤,随之陷入蒙古军队的控制之中。时为元太祖铁木真丁亥年,瓦窑堡当建于这一时期。元、明、清三代至民国时期,皆为边塞要冲,屯兵设防,屡经修建,逐渐成为陕北名堡,享有“天下堡,瓦窑堡”之誉。瓦窑堡历史瓦窑堡地理位置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迫切要求对日本进攻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政策,纠正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为此,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的起因瓦窑堡会议的参会人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主持)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李德(军事顾问)瓦窑堡会议内容在此会议上,主要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左图为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作报告23日,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同日,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瓦窑堡会议成果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的历史意义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的历史地位西安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有周、秦、汉、隋、唐等在内的13个朝代在此建都,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曾经作为中国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100多年。早在100万年前,蓝田古人类就在这里建造了聚落;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出现了城垣的雏形;2008年,西安高陵杨官寨出土距今6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市遗迹,被选为当年中国考古发现之首,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迄今最早的城市遗址,也将西安地区城市历史推进到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建国以来,世界上已经有200多位国家首脑和政要访问古都西安,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德国总理、法国总统、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韩国总统等。西安事变的背景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左图为张学良右图为杨虎城西安事变的经过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止园紧急磋商,决定发动对蒋中正的兵谏。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扣留了蒋中正,十七路军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囚禁的地方1936年西安事变时报纸1936年12月12日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最初的反应是杀死蒋介石。最初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蒋,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但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事变后各地群众自发游行支持蒋,声讨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秦邦宪(左)、叶剑英(中)、周恩来(右)但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后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却意外地得知,张学良已经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机场。张学良的提议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对。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事变解决后,南京市民自发放鞭炮到机场迎蒋西安事变-事件评价中国共产党评价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国民党方面评价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江泽民,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基本停止了内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停止了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卢沟桥事变卢沟桥地理位置卢沟桥亦作芦沟桥,亦称永定桥、马可波罗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上,距离北京市中心约15公里。该桥因跨越卢沟河(今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座古老的桥又增添了新的意义。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背景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卢沟桥事变的经过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日军炮轰卢沟桥七七事变中的卢沟桥吉星文金振中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收到日军重创的宛平城1937年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卢沟桥事件影响七七事变被定性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和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七七事变是中国全面性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集团经过充分准备后,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把6年前在中国东北挑起的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率先在世界的东方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全民族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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