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以宜兰地区史前为例

1聚落發展與自然環境變遷─以宜蘭地區史前為例林淑芬*以今日進步的科學水平，我們卻仍困頓於大自然變化所衍生的種種問題，全球增溫、氣候遽變、海水面上升、物種滅絕、臭氧稀釋等生態失衡的警訊，使得人們一直引以為傲的「人定勝天」這句話在最近幾十年中受到強烈的質疑。相對於生活型態尚在原始、比現代人更依賴大自然的先民而言，自然環境的改變為之帶來的衝擊與考驗也勢必較現代人來得嚴峻。宜蘭位在台灣東北部，是北部與東部之間文化傳播的樞紐，考古學資料顯示這裡的史前文化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之末，其文化內涵與台北及花蓮地區都有密切的類緣關係。然而這裡的文化發展並不連續，在某些時段出現明顯的間斷，考古遺址的時空分布也透露出聚落發展與自然環境演變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筆者根據宜蘭地區地下孢粉化石所提供的古環境訊息，試圖從自然環境變遷的觀點對此地的史前聚落發展提出討論。一、前言人類自二十世紀末葉以來，環境變遷課題已愈來愈受到學術界、政府部門、甚至一般民眾的重視。自然界為人類提供了生存發展的必要舞台，可是自然環境的風雲變幻卻也時刻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經濟，以至政治、軍事、宗教等一切活動，即使是在科學發達的今日，自然環境的變化仍不斷考驗著現代人的生存應變能力。在人類的發展史中，早期社會由於處在較原始的生活狀態，自然界的地形、氣候、動植物資源分布等等皆深深影響著史前族群的活動與發展。此階段的人群由於對自然災害的抵禦能力仍很薄弱，改造環境的力量有限，因此當環境發生變化時，史前社會通常只能隨之做出不同程度的改變來適應環境變遷。根據環境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助技師林淑芬2古學的研究顯示，因自然環境發生變化影響史前聚落的正常發展，進而引發社會文化興衰動盪的現象十分常見。許多學者提出在世界文明最為蓬勃發展的全新世期間，距今五、六千年前由於全球氣候較為溫暖濕潤，世界上許多地區的自然生態與之前相比大為改善，在有利的環境條件下，包括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國文明相繼誕生，許多學者也相信導致各大古文明衰落的原因可能與氣候條件改變使得人們的生存環境惡化有關（俞偉超1992；Weissetal.1993；Binfordetal.1997；Stanleyetal.1999；Yuetal.2000；deMenocal2001；WeissandBradley2001；吳文祥、劉東生2001、2004；WuandLiu2004；Yasudaetal.2004；吳文祥、葛全勝2005；王星光2005；王紹武2005）。這樣的論述雖然引來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determinism）1的爭議，但是不可否認，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必須在自然界中進行，環境條件的改變對人類活動必定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氣候與環境的變化會使古代文明面臨壓力，無論是對當時尚在原始狀態的農業，還是對尚未充分掌握技術與對策來應付環境事件的社會組織都可能產生影響，尤其是突發性、大幅度變化的氣候事件往往對早期人類的活動及其社會文化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實際上，因外在自然環境的改變使得人們在文化行為上做出調整以重新適應的現象對於位在氣候和生態系統較為敏感脆弱的區域尤其明顯。例如中國北方沿著長城一帶是我國農業與畜牧業的分界線，半農半牧的經濟型態是此地最具代表性的地域特徵，因此一般稱之為農牧交錯地帶。這裡的自然地理正好也位在半濕潤與半乾燥、暖溫帶與溫帶的過渡帶上，生態體系對於氣候波動的反應極為靈敏，過去隨著全球氣候的週期性變化導致氣候帶的南推北移，冷暖乾濕的起伏波動曾對當地農牧業經濟造成巨大影響，考古學資料顯示在全新世大暖期結束後，此地由於氣候日趨乾冷，環境條件的惡化不僅使得人們在經濟型態上由農牧並重的形式逐漸轉變為以游牧業為主（楊志榮2000；楊志榮、索秀芬2000；李水城2002；索秀芬2003、2005；滕銘予2005；韓茂莉2005），這裡的史前文化更出現明顯衰落甚至中斷的現象（田廣金、史培軍1997；田廣金2000；靳桂云2004）。沿長城地帶是一個氣候敏感帶，這裡的生態體系具有易變的環境特質，因此1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determinism）是近代科學對於人地關係的早期認識，它的核心思想是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有著絕對性的支配作用，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由於環境決定論把人類及其文化發展都歸結於唯一原因─環境，過度誇大環境的決定力量，忽視了人類文化發展與技術進步對於社會進化的作用，顯然過於偏頗。聚落發展與自然環境變遷─以宜蘭地區史前為例3能夠敏銳地反映出氣候的波動。在水源及動植物資源分布等人類生存所必需的要件發生變化下，先民通常透過經濟型態、社會結構、生產技術等多方面的改變來進行環境適應，但是一旦環境極端惡化，勢必引發社會內部的不安與衝突，甚至導致整個文化系統的衰落。因此透過氣候敏感地區史前文化特徵的轉變及聚落時空分布的研究，可以對過去人與外界環境之間的關係得到較為明確的認識，這將有助於合理解釋許多考古事件發生的原因，並對當前環境變遷問題提供有益的啟示。宜蘭位在台灣本島的東北隅，三面崇山峻嶺環繞，一面濱臨太平洋，形勢隔絕的天然條件使得此地在自然地理和人文發展上均成一獨立體系。考古學資料顯示這裡的史前文化開始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偏晚階段，優越的自然條件及豐富的天然資源雖然造就了此地豐富多樣的古人文歷史，然而相關資料卻顯示這裡的史前文化曾經發生明顯的轉變，期間甚至一度中斷，過去考古學者曾將之歸因於遺址未被發現或已遭到破壞所致，然而隨著古環境資料的累積，說明影響宜蘭地區史前聚落發展的因素可能與自然環境的變化有關。宜蘭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地形條件使得此地深受冬季季風的影響，是台灣低海拔地區生態系統較為敏感脆弱的區域，過去冬季季風的消長不僅造成此地在地貌、水文、植被及自然資源分布上的改變，亦可能影響蘭地居民的生活條件。本文宏觀分析宜蘭地區史前時期的聚落分布及地理環境特徵，並透過多項指標重建此地的古環境變化，試圖由環境變遷的觀點探討史前聚落發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二、宜蘭史前聚落的時空分布宜蘭原稱「Karalan」，又稱蛤仔難、甲子難等，文獻上也有稱之為蘭地或蘭陽，因為地處東北一隅，在山海阻隔之下陸上交通相當不便，因此早有「曠野荒埔，與世無通」之說。封閉的地理屏障使得近代漢人的拓墾與開發歷史比台灣西、南部地區足足晚了一、兩百年，然而宜蘭水源充足，兼俱漁獵農牧等各項優勢，雖然漢人的開發較晚，考古學資料顯示此地的史前人類活動已有悠久的歷史。這裡的史前文化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之末，其發展過程與相鄰的北海岸地區及台北盆地極為類似，與花蓮的史前文化亦有密切的關係。林淑芬4根據劉益昌（2004）所建立的文化架構，宜蘭地區的史前文化層序包括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大坌坑文化晚期、繩紋紅陶文化和丸山文化，以及屬於鐵器時代的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與舊社類型，各文化層序的編年、代表性遺址及遺址分布特徵請參見表一2所示。表一宜蘭地區史前文化層序與編年表考古學文化年代（yrB.P.）代表性遺址遺址分布特徵鐵器時代較晚階段（十三行文化舊社類型）600－近代淇武蘭、打馬煙、加禮宛、流流、新店、宜蘭農校、社尾、下番社、猴猴、奇立板、貓里霧罕等河流下游岸邊或海岸內側沙丘、河口附近鐵器時代較早階段（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1300－800淇武蘭、利澤簡、下埔、流流、中崙、五十二甲、海岸海岸沙丘（文化空白）新石器時代晚期（丸山文化）3600－2400（可能延續至更晚）內員山、枕頭山、丸山、武荖坑、月眉山、大隱、內城、東澳、海岸等平原邊緣的丘陵緩坡、突出的小孤山、海岸附近的緩坡新石器時代中期（繩紋紅陶文化）4200－3700大竹圍、份尾、海岸、丸山平原區古老沙丘、平原與丘陵接壤的邊緣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大坌坑文化最晚階段）5000－4500蘇澳新城河口或靠近海岸的階地關於宜蘭史前文化的演變，劉益昌（2000）曾經指出：大竹圍遺址代表新石器時代中期以拍印繩紋暗紅褐色陶為代表的文化，喜歡居住在海岸沙丘地區，其來源可能是北海岸地區的訊塘埔文化；丸山遺址代表新石器時代晚期以淺褐色素面灰胎夾砂陶為代表的文化，遺址都發2本表主要依據劉益昌普查計畫所建立的文化架構（劉益昌2004），但鐵器時代的年代則參考淇武蘭遺址的發掘成果（陳有貝2005a、b）。聚落發展與自然環境變遷─以宜蘭地區史前為例5現在淺山與平原交會的邊緣地帶丘陵地或小山丘；利澤簡、下福遺址代表以使用鐵器為主的金屬器時代較早階段，以灰褐色拍印紋夾砂陶為主，並有少數灰黑色細砂陶，喜歡居住在海岸沙丘地區，流流遺址上層代表金屬器時代較晚階段，以紅褐夾細砂拍印紋陶為主，並經常伴出漢人製造的陶瓷器。這段話扼要說明了宜蘭地區不同時期的史前文化特徵，同時也透露出各時期的先民選擇建立聚落的地理條件並不相同。一般而言，人們對於居住空間的選擇首要為環境，包括地形地貌、水文條件、自然資源分布及其經濟效應等等皆是考慮的基本要素，因此宜蘭史前聚落分布位置的變化暗示著不同時期的人們所面臨的外在環境條件並不相同。整體而言，宜蘭的考古遺址通常座落於平原的溪畔、海岸沙丘後方、或是平原周緣的緩坡上。在距今3700年前之前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包括大坌坑文化最晚階段及繩紋紅陶文化），聚落大多位在平原區上的古老沙丘或是平原與四周高地接壤的邊緣地帶。根據大竹圍遺址的出土石器包括斧鋤形器、錛鑿形器、刮削器、砍砸器、刀形器、矛鏃形器、穿孔石器、砥石、搥打形器、臼砧、尖狀器、網墜等，以及生態遺物包括木炭、浮石、貝殼、植物種子、樹木枝幹等，可知當時人群的生活型態是以農耕與漁獵並重，其中對於水域資源的依賴頗深，充分利用平原上的河流與海岸資源（劉益昌等2001；劉益昌2004）。可是之後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丸山文化卻捨棄平原區豐富的天然資源，向地勢較高的丘陵緩坡或淺山上遷徙，同時逐步改變其生活型態。這樣的變化可以從丸山遺址的發掘資料中得到證實。在丸山遺址下層出現部分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繩紋紅陶文化的代表性遺物，之上疊壓著新石器時代晚期丸山文化的遺物，說明兩者之間一脈相承的類緣關係（劉益昌1995a）。而由丸山時期出土豐富的斧鋤形器、錛鑿形器、刮削器、砍砸器、刀鐮形器、矛鏃形器、網墜、尖狀器、圓板形器、方形多孔器、砥礪石器、環玦形器等石器，推測當時的生活型態亦包含了農耕、漁撈和狩獵，但是與前期文化相比，此時斧鋤形器的比例明顯增加，說明山林開墾與農耕活動的重要性提高，先民顯然是以近山地區的山地資源利用為主（劉益昌2004）。由大竹圍遺址與丸山遺址的絕對年代資料可知，這次人群遷移的時間大約發生在距今3900─3700年前。考古學資料亦指出，宜蘭地區的史前文化發展並不周全，在丸山文化結束之後，這裡的史前文化進入一段空白時期（劉益昌1995a、2000、2004）。根據遺址林淑芬6的地層堆積與碳十四定年的結果，在距今大約2000年至1300年前之間，宜蘭地區尚未發現任何屬於這段時間的考古遺留，劉益昌（1995a）更指出除了文化層序上的中斷，在此空白時期的前後期文化也呈現出兩種完全不相關的遺物內涵與文化面貌。在這段文化空白的時間裡，與宜蘭在地理位置十分接近的台北盆地及北海岸地區仍進行著連續的史前文化發展，包括屬於新石器時代較晚階段的植物園文化與圓山文化土地公類型，以及屬於金屬器時代最早階段的十三行文化番社後類型與十三行類型，這些文化遺物卻完全不見於宜蘭地區（劉益昌1995a、2000）。經過將近千年的文化空白之後，宜蘭地區的史前文化正式邁入鐵器時代。在距今1300年前左右，一群可能與花蓮普洛灣類型文化有關的人群來到宜蘭地區定居。此時期的聚落大多建立在平原區海岸後方的古老沙丘上，根據利澤簡遺址發現的小型貝塚，推測當時的生活型態是以海岸資源利用為主（劉益昌1995a）。然而淇武蘭遺址的發掘資料顯示，鐵器時代的人群並非自此在平原上安居樂業，在距今800年前左右，屬於淇武蘭遺址下文化層的人們曾暫時搬離居住了數百年之久的聚落所在，一直到五、六百年前才又再度回到此地（陳有貝2005a、b）。綜合上述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