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学历、环境和博彩行为-----------一个文化经济

观念、学历、环境和博彩行为-----------一个文化经济学理论框架及实证分析[摘要]本文在经济人同质性的假设上引入文化因素，通过建立Dprobit模型，对参与博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利用江苏扬州与海南海口调查数据，比较两地观念、学历和个体所处环境影响主体博彩参与的共性与差别。研究结果显示，两地主体的受教育程度、对博彩业发展的态度和个人所处社会环境以及性别都对个体博彩的参与有明显的同方向的影响，差别在于扬州人的参与博彩决策受个体观念影响的程度大于海口人，而海口人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程度要大于扬州人。据此本文认为，博彩行为是一个更多受文化、社会环境影响的有限理性经济行为；认可观念与环境的影响意味着政府博彩政策宣传与引导会有较大的政策作用空间；我国的博彩政策需要推行一种宣传和营销方式调整下的发展战略。[关键词]博彩行为，博彩参与率，Dpobit模型Abstract:Byrelaxingtheassumptionofhomogeneityindividualandaddingthefactorsofculture,thispaperanalyseswhichfactorsaffecttherateoflotteryparticipation.Usingdatafromlotteryinquisitioninhaikoucityinhainanprovinceandyangzhoucityinjiangsuprovince,andapplingDprobitmodel,itreviewsthecommonnessanddifferenceofrateofLotteryparticipationproducedbyindividualsconcept,recordandcircumstances.Theresultsmanifestthatsex,levelofeducation,conceptandenvironmenthaveobviousinfluencetotheindividuallotteryparticipation,thecontrastrestonthatpeopleinyangzhouinfluencedmorebyconceptwhilepeopleinhaikouinfluencedmorebycircumstance.Accordingthis,Lotteryisarestrictedrationalbehavioraffectedmorebyfactorssuchaspsychologyandenvironments;publicizingmayplayanimportantroleinourcountry’sfuturelotterypolicy.Andmore,adevelopingstratagemshouldbeadjustedinourlotterypolicy.Keywords:Lotterybehavior;RateofLotteryparticipation；Dprobitmodel一、引言经济学研究一直是以经济人的同质性为假设前提的，但是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化于个体的文化因素是否会对人的决策产生影响1？对于这样一个有意义却较为宽泛的命题，本文从文化经济学角度，采用现代经济学宏观问题微观分析的范式，以文化因素对个体博彩行为影响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这一分析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具有理论意义，即放松新古典研究的假设，在传统的经济行为的分析中引入文化因素，并尝试构建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使经济行为的研究更贴切现实；二是具有现实研究意义。中国的博彩文化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虽然它不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却无疑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需要面对和引导。目前中国一方面有合法的彩票销售，但参与率不高，另一方面却是赌博与私彩盛行2，在这个大背景下研究博彩的参与和决策行为，力争把民间存在的社会游戏和一些地下存在的私彩转化为政府有控制的博彩游戏，既可以在满足人们机会娱乐需求的同时，缓解赌博造成的不良影响，更可以为国家薄弱的养老、教育等福利基金有效融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三是通过计量分析可以了解政府博彩政策的行为空间，为政策提供具体的决策建议。国外研究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成果很多，但是研究文化对经济行为特别是博彩行为的内容1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1在《新闻周刊》发表的观点，提出人类的本性可能是相同的，但它往往受文化的影响。全球各地的经济市场都与各地在历史、社会结构、心理、宗教和政治状况方面的独特性相适应，这些因素影响着人们工作、消费、投资、储蓄和冒险的意愿。2据北大彩票所研究员保守估算，中国大陆每年就有将近6000亿元的人民币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同时国内非法彩票等赌博活动呈爆发式蔓延。根据2003年年底广东省农村调查队对广东省29个县2460户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推算，广东省农村去年购买地下私彩的金额高达33.2亿元！比去年广东全省体彩的销售额多出4亿元！从公安部打击非法赌博的情况推测，到2003年，非法彩票等赌博活动的年交易规模已超过了合法彩票发行的规模。这一现实更多地牵涉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城市低收入人群参与私彩购买，农民参与私彩购买等）。不多。Miyazaki,Langenderfer,andSprott(1999)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不参与博彩的第一、第二大原因分别是“从信仰上反对博彩”（beliefagainstthelottery）（40%）或认为博彩具有”负面价值”(badvalue)（35%）3，其背景是英国国教认为大规模的博彩是违背基督精神的（Mandal&VanderDoelen,1999）。也有研究认为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信仰障碍，提出中国文化是以一种娱乐游戏包容博彩的，与西方人看重“机会”(chance-oriented)不同，中国人更喜欢试试“运气”（luck-oriented）（Friedland，1998,Phillips,1980），所以常常会为了验证自己的运气而参与博彩。一个在澳大利亚对中国人的调查显示这一比重竟高达45.3%。LauandRanyard(1999)将其解释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博彩的参与和支出。Weber,Hsee,&Sokolowska（1998）认为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相对忽视博彩游戏中的概率，并设想这种对资金损失风险的忽略是与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集体主义理念有关；GordonJ.WalkerandKerryS.Courneya（2006）根据观念和态度会对博彩行为影响，用计量分析了在加拿大的英国人和中国人由于不同文化背景对博彩行为差异的影响程度，结论是中国人主要受情感态度（affectiveattitude）4影响，而英国人较多受价值态度(instrumentalattitude)的影响。从经济角度进行的博彩行为研究一般不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研究的范畴。国外经济学分析博彩实际参与的传统角度是注重于博彩者的人口各统计特征，比如教育特征(Borg&Mason,1988;Miyazaki,Sprott&Langenderfer,1996),种族特征(Borg&Mason,1988;Williams,Mizerski&Straughn,1994),年龄特征(Jackson,1994;McConkey&Warren,1987)，收入水平等（GarenJ.&Scott，1994；Masonetal，1997；AllanLayton&AndrewWorthington，1999），试图确定人口统计特征的变量与博彩行为的相关性。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又对博彩参与的行为动因方面进行了探讨。如AnthonyD.Miyazaki,JeffLangenderfer,DavidE.Sprott（1999）和DavidE.Sprott，AnneM.BrumbaughAnthonyD.Miyazaki（2001），Hong,etal.,（2004）。其中有学者基于动因的分析，对参与博彩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做出更细致的解释，提出主体对运气的观念、对概率的忽视、“接近成功的幻觉”、“控制的幻觉”等都会影响其是否参与，更有人提出是这些现象背后的个人心理特征，如风险规避、模糊性规避、风险容忍、损失规避、乐观心态等影响了博彩的行为，如Guisoetal.（2004，2005）。届此，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与从经济角度进行的分析显示了某种程度上的融会交叉趋势。国内经济学对博彩行为的研究不多，社会学有一些研究，但很少有人应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博彩行为的研究，更没有将文化因素纳入一个行为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运用2006年六月江苏调查数据和2005年七月海南调查数据，想建立一个包含文化因素的博彩行为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影响博彩参与的个体与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并计量各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对博彩行为的影响程度。文章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构架了一个分析博彩参与行为的理论框架，并根据框架选出可调查的变量，第二是借鉴JohnW.Sawkins&ValerieA.Dickie的方法，用所有被访者的数据建一个解释博彩参与的Probit模型，研究哪些因素导致了行为主体参与博彩。本文根据理论分析，将影响因素归纳为主体生理特征、经济特征、主体文化特征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与已有研究的不同在于，模型一方面放松独立性前提，假设个人所处社会环境会对决策产生影响，从而增加了环境变量；另一方面放松个体经济理性假设，加入文化变量（学历、观念），回归时通过观念变量的加入观测其变化。文章结构如下：第3另一个调查对参与博彩与不参与博彩的动机都进行了调查分析，AnthonyD.Miyazaki等人认为参加的主要原因是想赢钱（46.1%）、冲动(18.4%)、觉得自己运气好(11.8%)、娱乐(9.9%)、对教育做贡献（4.6%）；不参与的主要原因是不具有投资价值（badvalue）(19.2%)、不了解或不感兴趣（16.2%）、对博彩的负道德评价（15.1%）、没有钱参与（13.1%）、没有时间参与（12.4%）。4样本通过括号内的三个选项显示他们的态度“affectiveattitude”(i.e.,enjoyment,excitement,andpleasure),andinstrumentalattitude(i.e.,usefulness,wisdom,andgoodness)。二部分为研究设计与模型，第三部分为数据描述，第四部分为运行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二、研究设计与模型（一）理论框架与模型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博彩行为是一种受文化因素影响的基于主观效用评价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效用由产品本身的期望效用和购买博彩产品的过程效用减去成本组成：设效用Zi=期望收益+（购买过程效用-成本）。期望收益决定于博彩产品的中奖金额与相应概率的乘积和；购买过程效用取决于由个体的个人生理和经济特征不同，以及导致的参与博彩的过程体验效用的差异；成本包括由个体观念导致的心理成本、个体能力导致的参与成本、和是否与社会文化环境一致而导致的心理成本。所以产品因素、个人生理、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及环境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它们通过影响个人的主观效用评价影响决策。具体而言，产品特征决定博彩参与的期望收益，但同时受到主体理性能力（学历）的影响。学历越高越容易发现博彩产品期望值为负，不具有投资价值，会更少参与；个人客观因素如个人生理特征、经济特征直接影响博彩者的风险态度，一般而言年轻人、男性、低收入者会更多风险偏好，进而参与博彩的主观效用较大，会更多参与博彩；而个人文化因素包括观念与学历的影响。首先本文认为“对博彩发展的观念”影响个人参与博彩的心理成本，即如果主体对博彩的道德评价较低，会加大其参与博彩的心理成本，从而降低主观效用。其次，是学历的影响。本文认为反映主体理性能力的“学历”也影响博彩的参与成本，即如果博彩个人文化水平低，参与把握游戏会比较吃力，参与成本提高，效用水平下降，最终也影响对博彩参与的效用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