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与经营绩效之谜政策优势还是管理优势

1所有制与经营绩效之谜：政策优势还是管理优势？方军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200433）摘要：1996－2004年我国工业企业的统计数据显示，国有企业的资金利润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而销售利润率却相反，上述发现在控制了行业、规模、资本结构和技术构成之后依然存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差距加大，而销售利润率差距则不断缩小，这说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绩效的差异主要源自管理方面的差异。关键词：所有制；经营绩效；市场化进程我国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低的效率和效益似乎成为常识（Holz，2002；张军、金煜，2005），这一点也为大量的经验证据所支持。Jefferson、Rawski&Zheng（1996）研究发现，1980－1992年期间我国集体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显著高于国有工业企业；刘小玄（2003）针对390个制造业的数据也发现，某制造业中国有经济比重与该行业净资产利润率显著负相关；相反，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全社会生产要素的效率（刘伟、李绍荣，2001）1。但是，对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原因的解释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管理劣势说和政策性负担说2。许多学者(肖耿，1998；刘小玄，1998；钱颖一，1999；姚洋、章奇，2001；刘伟、李绍荣，2001；刘小玄，2003）认为，过多的委托代理环节以及所有者缺位，交织以高昂的监督费用，使得国有企业具有不同于非国有企业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管理机制的缺陷和管理水平的低下（芮明杰、宋亦平，2001）导致了国有企业的低效，因此，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被视为是转变激励机制进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昀根本方式（刘小玄，2003），加快所有制改革、甚至实行全面私有化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Lardy，1998；Sachs，1998）。林毅夫、李周（1997)、林毅夫、刘培林（2001）、林毅夫（2002）则认为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所导致的预算软约束才是目前国有企业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当政策性负担剥离之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处于相同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可能就不再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原因（林毅夫、李周，1997）。如果国有企业低效主要源自管理劣势，增加经济中非国有企业比重的改革理应提高我国企业整体经营效率，不过，我国的改革实践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出现产值变动与资本利润率变动相背离的现象，即前者快速增长，而后者总体上却呈现下滑的趋势（张军，2002；陈仲常、吴永球，2005）3。如果国有企业低效主要是因为**方军雄（1974－），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制度环境与资源配置效率、会计与资本市场实证研究，E-mail：[e-mail]。1事实上，刘小玄（2003）、刘伟、李绍荣（2001）并没有直接检验所有制的经营绩效差异，他们研究的是行业/地区中国有经济比重对行业/地区效益/效率的影响。2按照现有文献，管理劣势说等同于产权论，政策负担说等同于竞争论，管理劣势内生于产权，政策负担导致了竞争的不平等，本文采用更为直白的说法。3现有文献主要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分析了背离现象，刘洪（1998）认为市场竞争的加剧是导2政策性负担，那么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深化应当逐渐缩小两者效率的差距，Holz（2002）根据我国1978－2000年统计数据所作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差异逐渐缩小。此外，Holz（2002）直接检验了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盈利能力的差异，发现在考虑企业流转税负担和资本密集度因素之后，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之间盈利能力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Holz（2002）没有控制行业的因素4，这可能对研究发现造成重大影响，由于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历史因素，国有企业在各个行业的比重可能存在差异，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行业可能恰好是那些资本密集度相对较高、税收负担较重的自然垄断行业（例如石油开采业），即林毅夫所谓的“战略性负担”，因此我们看到的国有工业企业更低的盈利能力以及盈利能力的变化可能是因为行业配置的影响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我们针对1996－2004年我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的简单统计发现，国有企业的资产报酬率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而销售利润率却相反，换言之，采用不同的绩效指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呈现不同的状况。鉴于此，本文选取分行业数据，控制行业、规模、技术构成、资本结构等因素，以进一步分析所有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及发生作用的机理——政策优势还是管理优势。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企业经营绩效及其衡量，第二部分综合评述所有制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文献，并通过理论分析得出本文待检验的假设，第三部分是本文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和简单描述性统计，接着是对本文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和分析，昀后对本文发现进行简单的总结。一．经营绩效及其衡量现有经济学者在研究所有制与企业绩效关系时，关注的通常是效率（efficiency），例如全要素生产率（Jefferson、Rawski&Zheng，1996）、技术效率（姚洋、章奇，2001），而决定企业自生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恰恰不是效率，而是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Holz，2002；林毅夫、刘培林，2001；林毅夫，2002），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如果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水平,则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反之，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则不会有人投资于这个企业,这样的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林毅夫、刘培林，2001）。根据财务分析文献（Palepu、Healy&Bernard，2005；Gibson，2005），盈利能力是指企业管理策略和活动创造利润的能力，而企业的管理策略和活动包括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融资活动（Palepu、Healy&Bernard，2005），因此对企业盈利能力的考虑大致分为对全部致工业部门资本利润率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随着非国有企业迅速进入原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行业集中度不断下降，而集中度下降则是导致资本利润率变动的根本原因，张军（2002）则从企业技术升级的角度分析了市场竞争对资本利润率的影响，他认为工业部门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升级，进而必然提高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然而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并不符合我国工业部门的比较优势，从而影响了资本的产出效率，导致资本利润率的下滑。4虽然Holz（2002）提出了行业因素可能是影响税收负担和资本密集度更基本的因素，但是由于数据选取的关系，在检验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经营绩效时并没有控制行业因素。3活动盈利能力的考核与对经营活动盈利能力的考核，这也是近期研究所有制与企业绩效通行作法（Holz，2002；Xu、Pan、Wu&Yim，2005）。衡量企业全部活动盈利能力的指标（下文称为资金利润率）主要包括：资产利润率tiROA,=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净资产利润率tiROE,=利润总额/股权权益5前者衡量的是企业投资的综合效益，而后者还考虑了企业财务杠杆的效果。衡量企业经营活动盈利能力的指标主要考核企业销售活动对利润的贡献程度，而销售活动对利润的贡献主要来自销售收入与相关销售成本的价差，同时考虑到流转税负担是影响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盈利的重要因素（Holz，2002），我们选取了如下指标（下文称为销售利润率）：工业增加值率tiAvalue,＝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6销售毛利率tiinM,arg＝（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收入可控销售利润率tiSprofit,＝（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费用）/销售收入完全销售利润率tiCsprofit,＝（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销售收入。二．所有制与经营绩效：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国有企业的缺陷和问题不断被识别、廓清（WorldBank，1995）。例如，国有企业存在大量的冗员（Boycko、Shleifer&Vishny，1996），国有企业聘请高级管理层倾向于关注的是政治资源而不是管理能力（Krueger，1990），国有企业经营更多的关注社会和政治目标，这导致其关注的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创造（Chen、Firth&Rui，2006）。总结起来，国有企业的缺陷和问题主要包括源于政治干预对企业目标的扭曲和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的缺失两个方面（Shleifer，1998；Chen、Firth&Rui，2006）。政府对国有企业设立、经营等方面的管制使得国有企业成为政府领导下的附属机构，失去了企业的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重要性质（王雁红，2003），这使得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经营目标更加注重社会和政治目标，而对企业的经营效率关注不足（姚洋、章奇，2001）。此外，国有企业过多的委托代理环节以及所有者缺位等缺陷，使得国有企业具有不同于非国有企业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张维迎，1986；肖耿，1998；刘小玄，1998；钱颖一，1999)，管理机制的缺陷导致国有企业资金整体配置和使用的低效。虽然林毅夫、李周（1997)、林毅5利润总额应为税后利润，但是《中国统计年鉴》并没有提供税后利润数据，因此研究中我们采用利润总额计算净资产利润率。6工业增加值率衡量的是效率，而不是盈利，不过其考核的也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为了与原有研究相协调，本文列示了工业增加值率的结果。4夫、刘培林（2001）、林毅夫（2002）认为，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所导致的预算软约束才是目前国有企业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但是，为国有企业消除政策性负担仍然任重道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面临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条件仍然是不争的现实。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所有制对企业的效率依然存在影响——非国有企业在效率上极有可能高于国有企业（姚洋、章奇，2001）。林毅夫、李周（1997)、林毅夫、刘培林（2001）、林毅夫（2002）则认为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是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的基本因素，政策性负担包括“社会性负担”——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冗员、更多的社会职能（如退休职工、企业办社会）、更多的债务（邓鸿勋，1997），“战略性负担”——国有企业行业的选择被迫集中于资本很密集的产业、资本很密集的区段，而我国的比较优势恰恰存在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或是在高科技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所发生的支出主要通过“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科目反映，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影响企业当期的利润总额，但对企业销售利润却不产生影响。“战略性负担”以及国有企业可能更多的承担的地方政府“形象工程”，主要影响的是国有企业资金的整体配置效率和效益。综上，我们不难预测国有企业具有更低的资金利润率。一方面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低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并且承担各种政策性负担；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可能享有更多的政策优势（邓鸿勋，1997；芮明杰、宋亦平，2001），拥有更多正式的官方的“关系”（Peng&Luo，2000），鉴于中国市场经济历史较短的状况以及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关系”可能是中国企业获得生存、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Tsang，1998；裴文睿，2004；Li、Meng、Wang&Zhou，2005），这种政策优势或“关系”的存在可以帮助国有企业获得各种稀缺的资源（Che，2002；Brandt&Li，2003；Xu、Pan、Wu&Yim，2005），例如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优质项目的审批、更容易获得低成本的融资（王友平，1996）；在原材料的采购方面，1985年中国正式形成的价格双轨制7使得主要受计划指导的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成本更低的紧缺原材料（刘小玄，2003）；人工支出方面，在改革过程中，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工资机制存在很大的差异，民营企业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刑春冰，2005），国有企业长期施行低工资的薪酬管制制度使得国有企业拥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