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历表2

个人简历2007年第09期(总第143期)世纪桥个人简历求职意向照片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所在地区学历专业婚姻状况目前年薪联系方式住宅电话公司电话手机个人主页通讯地址：邮政编码：教育背景最高学历最高学历学校：_____________专业时间：____年___月至____年___月第二学历第二学历学校：_____________专业时间：____年___月至____年___月ShiJiQiaoNo.09,2007(GeneralNo.143)神秘数字研究综述高锦花(延安大学人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摘要:本文对国内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神秘数字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与概述,内容涉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数、宗教文化数、易数等不同的信息,旨在为学界进一步展开神秘数字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关键词:神秘数字;普通数字;综述收稿日期:2007-06-14基金项目:延安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YD2006-41)作者简介:高锦花(1973-)女,汉族,陕西米脂人,延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化。神秘数字一直是个有趣的话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探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版和发表了不少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或论著。本文仅就接触到的有关论文和论著,摘其要点,进行概述。一、20世纪70～80年代的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神秘数字的研究相对而言是不够的,论著和论文都相对较少,并主要围绕易数展开。七十年代初,杨希枚先生就这个问题写过一些文章,如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论稿》这篇文章里作者用大量笔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神秘数字,并认为这些数字尤其是古神权社会使用的一种神秘语言或鬼神的语言。杨先生通过对《易经》易卦的研究认为,从一到十这10个数字是基本天地数,分析了这些数字与古代社会的思想和生活的关系,从而认定神秘数字的这种思想理论是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是从久远以来,或至迟东周迄于秦汉之际,自古社会生活的情状归纳出来的一种思想实录。在此之前,杨希枚还发表过有关神秘数字的论文有《再论古代某些神秘数字和古籍编撰的神秘性》(《大陆杂志》四十二卷五期,pp.1-3)、《略论中国古代神秘数字》(1972年A,《大陆杂志》四十四卷五期,pp.28-31)、《古籍神秘性编撰型式补证》(1972年B,《国立编译馆馆刊》一卷三期,pp.9-19)。而《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论稿》(1973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三十三卷,pp.89-118)实际是对这几篇文章的一个总结和概括。而其《论神秘数字七十二》(1974年,台湾《考古人类学集刊》卷35-36合刊,页12-45)是对神秘数字进一步思考的结果,并探讨了数字“72”是如何与古代社会生活相结合,又如何反应着古社会的某种神秘思想。杨先生将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分为三类,即“1.基本天地数(1～10);2.真正天地数(天三地四两数,这来源于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观念和数算几何学上圆方周径的比数%%3比4有关);3.十数以上神秘数”(由天地数衍生的十数以上的数字,作者认为从理论上讲,都得是神秘数字)。通过此文我们大体可以肯定前人研究多集中在三、六、九、十二、二十四、三十六、七十二等与三或三的倍数有关的数字上。而且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数字都具有不言而喻的神秘性。简言之,七八十年代的研究范围基本是在易数这个主题内进行的。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神秘数字的问题则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相关的文章和论著比前一个时期都有所发展,一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先后问世,给学术界填补了空白。吴慧颖著的《中国数文化》一书(岳麓书社,1995年),首次将数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书中广征博引,探讨了中国数字中包含的重要文化因素。叶舒宪和田大宪著的《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将数字与神话学联系起来,认为许多数字在其起源上都与神话发生学有着某种联系。此外如王晓澎、孟子敏合著的《数字里的中国文化》(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与王红旗著《数字—神奇的含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这两篇论著,历述了从“一”到“十”的这十个数字蕴含的广泛含义,但笔者以为都有过于简括之嫌,有的甚至是就现象论现象,没有深入探讨为何这些数字为国人所看重,为何能引起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兴趣的深刻文化底蕴。专题性的学术论文在这一时期显得异常活跃,不少文章纷纷就具体的某个神秘数字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叶舒宪在其《揭开神秘数字“五”的奥秘》(《民间文化》,1999年第3期)以及《神秘数字“十九年”解谜》(《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两文分别研究和探讨数字“五”和“十九”的神秘性。对于数字“五”的神秘性,作者认为首先“五”是人类“进取诸身”即计算用的数概念发展而来的,但人类之所以崇拜数字“五”的深层次原因“还需要从神话思维时空观上考察‘五’的基数意义的产生”,这就是从“四”到“五”的空间分割所隐喻传达的宇宙观方面的蕴含,即在四方的基础上划分出五方,而中国古代五行思想的形成同五方观念有着难解难分的关联。以五方配以五行、五方神、五帝、五岳、五方色、五气、五味、五音等,成为圣数“五”形成的主要动力。至于数字“十九”,作者根据《庄子》一书中“十九年”使用的频率和特殊用法作了自成一家的解释,认为十九这个数字之所以具有神秘性是因为其从上古十九年置闰的历法中得以确认的,是具有循环性的一个周期数字。成友宝的《神秘数字“三”新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8月)一文,将古今中外凡是与神秘数字“三”有关的内容全部加以罗列,认为“三”是一个完美之数,“无三不立”,由“三分法”使人们形成三分思维,进而形成“唯三是取”的定式。文章最后认为神秘数字与神秘思维有密切的联系,研究神秘数字“三”有助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加深对诸如“三生万物“、”成于三“、”立于三“的理解。台湾学者邱宜文的《时空之钥-山海经的神秘数字探析》(《东(下转第132页)·201·内容和方法的选择,德育评价的公正性等,从而影响德育教育的实效。由此可见,每一个教师的工作都会直接影响到德育工作的实效性,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其他课程也应该在课程内容中渗透德育内容,这样可以使学生随时接受德育内容的熏陶,让德育工作真正深入到学生内心深处。(二)德育教育要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德育教育在强调灌输的同时要把其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寓教于知、寓教于乐、寓教于美,增强吸引力与感染力。德育教育不应该只是学校的事情,社会和家庭同样应该重视道德教育,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知不觉的接受道德教育,这样就可以不断地强化学生的道德行为;反之,就会在客观上冲击或弱化学校的德育效果。学校良好德育环境的营造往往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支持,有时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对人思想的无意识的熏染,常会比正面的说服教育更容易让人接受,甚至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德育教育要渗透到学生生活、学习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让学生随时随地在接受德育教育的熏陶,不断地增强道德认识,不断地强化道德行为,这样的德育教育才可能具有全面性和持久性。(三)德育工作应重视学生的参与学生也是大学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美国高校是将学生视为德育工作共同体的一员,这样做的好处是增强了学生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并在学生与老师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实质上,参与的过程也是一个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学生在参与中更能理解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而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被动地去接受德育教育,这样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将会得以大大增强。参考文献:[1]冀学锋.试论隐性德育课程与高校德育课程体系构架[M].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57.[2]胡虹霞.新加坡学校的公民道德教育[M].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2002,(2):56.[3]唐正东.美国文化中的历史意蕴[M].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2002,(3):55.[4]刘宏伟,孙艳艳.新加坡德育经验对我国的启示[M].教育科学杂志社出版,2002,(1):62.[责任编辑:青松](上接第102页)南大学学报》,2004年1月、3月,)分上、下两篇文章,文章抽取了《山海经》中所包涵特殊数字的神话记述,进行分析,寻出三、四、五、九四个神秘数字进而解析它们的起源和象征意义,发现神秘数字于初民时空观念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数字三是“超越”,象征“创生”;数字四是“四方”,象征“秩序”;数字五是“中心”,象征“完美”;数字九是“边际”,象征“极限”。四个圣数的神秘作用不但独立,而且是息息相关的。《山海经》的神秘数字观念,恰恰“反应了神话思维喜于两两对立而使彼此体现的习惯。”叶正渤的《说“×”》一文(《淮阴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认为原始数目字×(即五),乃起源于原始人类对空间方位的认识,即对以太阳的运行为平面的空间方位的认识。而他的另一篇文章《从原始数目字看数概念与空间方位的关系》(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5月,)正是从空间方位解释了十个自然数的起源。有些文章则从易数与易卦的数字推出数字的神秘性所在。如郑实的《易文化与神秘的数字文明》(《飞碟探索》,1996年第5期)就是代表,作者认为“就数的基本思维方式而言,作为无文字时期产生的易文化,其对宇宙结构,自然形态,人文环境的思维过程,可以看成数字文明阶段远古人运用数字运算推理,认识和解释世界的过程。”王化平先生的《数字卦两点思考》(《求索》,2005年12月)则是从全新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数字卦的问题,意在说明数字卦以数字为媒介,而数字卦在原始阶段与数字的奇偶性并无深切关系,奇偶性的引进是人们基于数学知识的增长,控制或调整巫术手段的结果。奇偶性的引进为日后柔刚、阴阳等二元对立概念的导入铺平了道路。关于数字与宗教祭祀的关系,如何长文先生的《数字与宗教文化的关联》(《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一文认为:原始的祭祀、占卜与历算等宗教活动促进了数字的抽象化进程,但同时,也使数字成为了神秘的宗教符号,其与多种宗教文化形态构成了观念上的对应。特别是数字的奇偶形式,其于古老的阴阳观念作用下,在上古祭祀文化中具有系统的象征意义。蒙古学者色音的《萨满教神秘数字的符号人类学解读》(《内蒙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年第1期)。认为数字“三”、“七”、“九”、“十”这些神秘数字已被符号化,在萨满教观念体系中起着一种表达思想和感情的副语言神圣功能,它在特定的场合能够表达一些特定的思想,是具有神秘性的。此文为我们研究萨满教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而西南师范大学的董艳艳在《试论祭祀卜辞中的数字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6期)一文中通过对甲骨文祭祀卜辞的祭牲数量的统计,探讨了商人的思维观念。作者经过统计分析认为,像1、2、3、5、10这五个数字的多次出现,不是偶然现象,它反映了商人对于这五个数字的自然崇拜,并进而分析了这甲骨卜辞中这五个数字具有的神秘性是因为首先与商人对神的崇拜有关,其次与哲学的联系有关。当数字的名称确立后,当数字被经常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的实践经验,生活习俗想象并赋予一定的感情色彩时,数字就产生了神秘性。再比如《三十六与七十二》(秦建明,《文博》,2005年第6期)一文认为“36”和“72”这两个数字被从天文学中抽出,变成了神秘数字,这与中国古代崇天法天有着重要关系。另有一部分论著则主要是从民间风俗习惯和文学作品中、以及中西文化对比中来探讨神秘数字。这主要是就个别具体的数字展开研究的。比如《三十六、七十二、一零八阐释》(张德鑫,《汉语学习》1994年第4期)、《模式数字“九”的文化阐释》(李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6月)则主要从所谓型、音、义三个方面对模式数字“九”进行的文化破译,充分体现了“九”的神奇色彩。《神圣而神秘的数字七》(李树德,《世界文化》,1999年4-13)、《神秘数字“七”再发微》(刘道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两文主要探讨了中国民俗中对于数字“七”的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