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国企读书分享会交流稿读从制造到服务有感

XX国企读书分享会交流稿－读《从制造到服务》有感这本书讲了中国在结构转型期的经济特征、产业特征、经济波动、政策选择等问题。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的严谨让我印象深刻，书里的讨论总是“有一份数据说一分话”，在少数需要做逻辑推演的地方，措辞也是慎之又慎，读完本书让我对结构转型期宏观经济走势有了基础性的认识，如同张无忌成为绝代高手必须练成九阳神功及乾坤大挪移一样，一个国家要想变身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必须经过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从工业经济到服务业经济两次结构化转型的变身，以2012年为拐点，2002年到2012年，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高峰期，市场上供不应求现象占主导，宏观经济总体处于过热状态。从2013年到2019年，也就是中国进入从制造到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期之后，市场上供大于求现象占主导，宏观经济就呈现出了易冷难热的周期特征，整体面临着总需求不足的新难题，目前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成熟期”。下面我从三点讲下我的读书体会：一、明白从制造到服务的拐点为什么2012年是变身的拐点，从书中可以了解作者将平时的消费主要可以分成食品、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三类；从数据当中可以看到，在2011年到2012年这个时期，人们在制造业产品上的支出占比在2011年达到了峰值，2012年起，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人们的服务开支开始快速增长。这其实已经反映出了，消费层面的“从制造到服务”的变化趋势。从2012年开始人们在旅游、收发快递等人力提供“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尤其是在医疗、教育、科研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上的投入显著增长。比照国际经验“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投入增长说明，一个国家迎来了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作者通过中国经济结构相关指标的梳理，以及国际视野下的比较，作出一个判断也就是：中国经济在2012年前后告别了工业化高峰期，开始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消费升级是推动这一转型的原动力。二、明白“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三难选择”。在经济结构转型期，作者发现，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种常用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工具，是很难同时顾全保增长、防风险和稳房价这三个经济目标的。我们跟着作者来看一看，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在进入转型期之后的宏观经济政策演变从2012年到2018年期间，中国选择的是保增长和稳房价目标，所以，当时我国刺激总需求的主要措施是政府隐性债务扩张。这样做的一个弊端是会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也就是会妨害到“防风险”的目标。因为，地方融资平台的这些新增债务对应的资产收益不高，但融资成本却比较高，并且存在债务的偿还期限跟项目的投资回收周期不匹配的问题，意思就是，你用借来的钱投了个项目，项目还没创收呢，这边借的钱就要还了。所以，很多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要靠着借新还旧才能维系下去。随着这部分债务越滚越大，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随之上升。后来，当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过大，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时候，我国选择的是把稳房价和防风险作为目标。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2018年，我国加大了金融部门去杠杆的力度，还有治理地方隐性债务的力度，这些政策有效地防止了房价上升、防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上升，但同时就不能很好地顾及“保增长”这个目标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时期的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力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作者认为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三难选择根本原因在于由于总需求不足这个约束条件的存在，我们经历了在保增长、稳房价和防风险这三个目标之间反复、艰难的，其中核心便是人们的消费观念，观念是制度和政策的最核心支撑。主流观念不变化，新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就难以维系。三、转型并不会意味着制造业的重要性下降从书中了解到虽然制造业企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了，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些压力有没有变成动力。也就是得看看，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情况怎么样。在书里，作者用数据说明了，制造业的投入、生产和产品这三个环节，都能看到产业升级的特征：比如，对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增大，高效率企业增多，资源配置更优化，出口附加值率——也就是出口产品中来自国内的增值比例——在不断提高。中国的制造业在不断升级、变强。想想2010年时，咱们国产手机、汽车跟国外品牌还有很大差距，而十年之后，华为、OPPO、小米这些国产手机不仅在国内站稳了脚跟，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强竞争力；吉利、长城、广汽等自主品牌汽车，技术进步显著，这些行业的竞争力提升，依托的都不是一家或者几家企业，而是这个行业里，从核心元件的研发，到各种零部件的生产部署，整体的效率提升。但是凭借规模优势，中国制造业有成为全球数量和质量双料冠军的潜力。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打破三项制约因素。一是技术制约：一种最普遍的担心是，中国制造业技术距离世界前沿还有很大差距，一些核心技术中国还没真正掌握。二是其他类制约因素主要是更高的环保标准，或者工资、房租的上涨，总之就是个体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压力上升。作者认为，这些其实可以看作产业成长过程中的必需经历，很多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但并没有妨碍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总体来看，这些压力并不是制约制造业升级的理由，甚至可能成为倒逼升级的动力。三是“买”“卖”平衡的内部制约，干得好和卖得好之间是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关系。这种良性互动需要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来一次转型升级。具体来说就是，让城市生活方式相比于农业生活方式，开始在社会里占更大的比重。因为，城市生活方式是工业品最主要的需求来源，是制造业投资的最可靠的收入预期保障。城市生活方式的不断扩张和不断升级，同时也是对工业品数量和品质的需求升级。跟国际比中国目前城市化率仍偏低，虽然有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但他们大多不能真正进入城市生活。整体来看，我国的城市化是落后于工业化的，而这会制约制造业的发展潜力。未来，让更多的农民工能在城市安家、进入现代城市生活，进一步实现市场规模扩张，是打破中国制造业发展制约的一条重要路径。从书中所知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一股要求变革的巨大力量。它给传统观念和传统经济带来了淘汰压力，也给以往的制度和政策带来了巨大冲击。在目前这一阶段，我们的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处于相对脆弱的阶段，稳定总需求尤为重要。从当前国际局势及疫情大环境下，目前中国在宏观政策、社会治理的其他多个方面都体现出了“稳定”这个大基调。这是2022年到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间段的中国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顺着“稳定”这个思路去推演，我们会对很多大问题的方向更有把握，比如文旅行业的智能化／标准化／定制化发展，比如2022年的宏观政策方向，比如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未来——这些问题要解决，但也要服从“稳定”这个大逻辑。这些，都是我们理解未来经济环境的重要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