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之道

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之道“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传统的研究视角和多数学者大多只注重于唐玄宗的不理朝政，沉醉歌舞美色，以及杨国忠、李林甫等奸臣当道；或者叛军强大，组织有方等因素。然而，许多学者却忽略常常一个史实：安禄山之所以能速成气候，与他的用人之道有很大关系，史思明就是他的得力干将。虽然安禄山后来被其子安庆绪所弑，而安庆绪又为史思明所杀。但史思明依然继承安禄山“不拘一格降人才”作风，继续网罗各式人才。在安禄山和史思明皆为少数民族的背景下，他们不拘泥于民族界线，惟才是举的用人标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战略安史叛军中虽然有将近二十种少数民族成分，但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汉族人。然而，安史叛军这样民族结构纷繁复杂的军队，竟能横行盛唐之时长达八年之久，并几度攻陷洛阳和长安两京，原由固然很多，但从用人角度，如下三方面因素尤其值得我们重视。放宽用人视野。作为蓄谋叛乱已久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其根本目的是要推翻李唐王朝，建立一个统治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新政权。基于这一目的，他们当然要充分考虑当时唐王朝统治范围内的民族结构。虽然在唐朝的北方、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活跃着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且有的已对唐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但从总的布局来看，汉人生活的地区占绝大部分。这种布局势必会使安禄山、史思明充分考虑汉族人的能量和势力，不至于把视野仅仅局限在少数民族身上。广泛储备人才。安禄山、史思明在叛乱前后都曾广泛搜罗汉族中有能力的人物为其所用。安禄山、史思明虽是胡人，但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唐王朝统治地区内汉族是主要民族，汉族人是其依靠的主要力量。为此，他们广泛搜罗唐朝宗室、汉族名流、儒学贤才以及唐朝名将的后代为己所用。据《新唐书。郑虔传》记载，安禄山曾“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被挟持的百官中就有一些儒学贤才，如郑州荥阳人郑虔著书八十余篇，时号“郑广文”，是当地有名的博学多识之才，就在这时被安禄山授为水部郎中。积极开发人才。安禄山叛乱后，叛军先后攻陷两京，唐王朝的一些文武官员，或由于对唐玄宗和杨国忠表示不满，或由于官场失意，或看不清局势发展的自身发展前景等原因，纷纷主动投降了叛军。而到了叛军阵营，许多原先不被重视的人才竟能如鱼得水，扶摇直上，找到发挥自身才能的广阔空间。这正如《旧唐书》作者所说的那样：“禄山寇陷两京，儒生士子，被胁从、怀苟且者多矣；去逆效顺，毁家为国者少焉”。这些“儒生士子”在安史叛军中十分活跃，对于叛军的发展壮大，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策略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史思明“聘儒生讲制度”。《新唐书。邵说传》载：“庆绪遁保西城，搜胁儒者为己用。”河南洛阳人裴宽“有重名于开元、天宝间”，其子裴谓在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后逃匿于山谷。史思明“素慕（裴）谓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骑数十迹逐得谓。思晚见之，甚喜，呼为郎君，不名，伪授御史中丞，主击断”。相州安阳人邵说进士及第，颇受史思明的器重，被史思明封为判官。邵说也为史思明父子尽心尽力，成了史氏政权的有功之臣，唐金吾将军裴儆说他“与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判官，掌兵柄，亡躯犯顺，前后百战，于贼庭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数十人，剽盗宝货，不知纪极”。综合安禄山和史思明等人的用人事迹，我们总结了以下符合当时客观实际四个主要用才方式。重视当时名流贤才，以才能和学识取人。据史册记载：唐太宗四世孙李之芳“有令誉，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天水略阳人权德皋是后秦尚书权德翼之孙，“少以进士补贝州临清尉。安禄山……假其才名，表为蓟县尉，署从事”。诗人王维九岁“知属辞”，开元初进士及第，“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维为贼得，以药下利，阳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中山无极人甄济“早以文雅，见称于时”，安禄山对其颇为赏识，推荐为范阳郡节度掌书记。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派蔡希德“领行戮者李等二人，封刀来召”甄济，安庆绪“亦使人至县，强异至东都安国观”，强迫甄济为其效劳。引进名门之后、扩大招贤纳士的声望。唐朝名将张仁愿、薛仁贵的后代张通儒、薛嵩也被安禄山拉到了自己的阵营，张通儒曾任大燕政权的左相、西京留守；薛嵩不仅参加了安史之乱，而且还为史朝义防守相州。张仁愿和薛仁贵都是唐朝有名的军事将领，张仁愿为了断绝“南寇之路”，主动承担起筑“三受降城”的重任，“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负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薛仁贵在与高丽、契丹、九姓突厥战争中大显身手，战功卓著，军中传有“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赞歌。经薛仁贵的出击，“九姓（突厥）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他们当时无不为当时皇帝所器重：张仁愿历仕周之武则天，以及中宗李显、唐殇帝、唐睿宗李旦四朝，曾任御史大夫，拜左位大将军，又封“韩国公”，加光禄大夫，追谥“太子少傅”，可谓权倾一时，地位极其显赫；薛仁贵屡受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封赏，曾“授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兼检校安东都护”，死后又“赠左骁卫将军，官造灵舆，并家口给传还乡”，其子薛讷官拜左御林军大将军，复封“平阳郡公”，死后追封“太常卿，谥昭定”。可是，他们的后代能放弃先祖的爵位和自身名节，被吸收进入叛军队伍更能说明安禄山对汉族人才的重视。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奖惩措施并严格考评执行。据《安禄山事迹》卷中记载，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元月，安禄山“奏前后破奚、契丹部落，及讨招九姓、十二姓等应立功将士，其跳荡、第一、第二功，并请不拘，付中书门下批拟。其跳荡功请超三资，第一功请超二资，第二功请依资进功”。很明显，安禄山提拔官员的标准是功劳的大小和才能的高低，而并非民族或其他因素。有功受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安禄山登上政治舞台到他被杀的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很难找到他改变这一标准的具体史料，所能看到的则是大量有才能、有名望、治军严肃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士，或受到安禄山的推荐而步入仕途，如“颇笃学，赡文词”、有智谋的高尚就曾得到安禄山的推荐而任平卢掌书记；或受到安禄山的器重而得到提拔，如田承嗣“世为卢龙小校，禄山以为前锋兵马使。尝大雪，禄山按行诸营，至承嗣营，寂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者，禄山以是重之”，遂将其提拔为将帅，委以重任。所以，史册所载：“（天宝）十四载五月，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陈事，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这些被蕃将代替的三十二位汉将应当是才能低下、功劳不大或者与安禄山意见相左者。鼓励“拿来主义”，吸收先进人才的技术为己所用。所谓“拿来主义”，意即善于吸收汉族军队和汉族人士的先进作法，以彼之锐矛攻彼之坚盾。安禄山自阴谋叛乱直到被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十分注重搜罗博学多才尤其是有一技之长的汉人为其所用。这些汉人对那些愿为安禄山卖命的少数民族官兵来说，是汉化的熔炉和鼓风机，许多汉人还直接出谋划策，把自身本领传授给叛军。所以，少数民族官兵在安史叛军中逐渐被汉化。在与唐中央抗争中，他们既具有彪悍、勇猛善战等特点，又学到了这些拥有特殊技能的汉族人的作战方式，遂在战场上所向无敌。例如，安禄山手下悍将阿史那承庆本为突厥人，但在与唐军作战时，主要采用了汉族人的作战方式。《旧唐书。薛愿传》载：“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通”彻“）殆尽，而外救无至。贼将阿史那承庆悉以锐卒并攻，为木驴木鹅，云梯冲棚，四面云合，鼓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余日，城中守备皆竭，贼夜半乘梯而入。”这种作战方式，在此之前，突厥尚无先例，可见这是从汉族将士那里学来的东西。“安史之乱”的用人启示当然，笔者花大篇幅、下重笔墨论述安禄山等对汉族士人的重视和重用，并不是否定少数民族或游牧民族在安史叛军中的作用，或者贬低少数民族或游牧民族在安史叛军中的功绩。笔者认为，安禄山、史思明能够迅速攻陷东都洛阳，入兵西京长安，少数民族将士的彪悍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仅靠少数民族将士，安史叛军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叛乱初期便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更不会在盛唐之际坚持八年之久。诚然，安禄山和史思明在网络人才之时，恩威并施、威逼利诱、甚至不择手段（如：对王维下药导致阳痿一案），这必为今天讲究规则和发展的社会所唾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玄宗不重视关键人才，不持续关心和提拔人才，也没有开发人才的长远打算。突出的表现是：以个人好恶和关系远近随意任用官员，不注意能人贤士的地位与能力是否匹配，更不关注优秀人才尤其是青年才俊的成长和发展空间。最后终究导致放弃京城、避难四川，差点丢失帝位、断送大好江山。事隔千年，怎样拓展人才开发力度，制定合理的人才晋升标准和任用制度，严格把握绩效考评和激励惩罚措施以及加强“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都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愿后人不再步入前人之歧途，把握公平、公开、公正的选拔标准和先进的用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