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建筑论文：近代江门的侨资房地产业及其对城市建筑景观的影响

景观建筑论文：近代江门的侨资房地产业及其对城市建筑景观的影响［摘要］论文从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对相关地方档案、方志等资料的整理分析，对近代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业的阶段性特征、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业的类别差异作了初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侨资房地产业的发展对江门城市建筑景观变迁的影响。得出结论: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业有着鲜明的阶段特征。［关键词］江门;华侨;侨资企业;房地产业;建筑景观;历史地理学1919年之后的侨资房地产业不断发展，抗战前达到投资的黄金时期，并呈现出商业化的趋势，商住混合型的骑楼得到大规模建设，发展到纯商业性的酒楼及戏院的出现。抗战后的侨资房地产业虽没有此前繁荣，但带有恢复性建设的特点。伴随着侨资房地产业发展的同时，中西文化在侨资这一媒介作用下共同被融入到房地产建设当中，使近代江门城市的建筑景观呈现出丰富特征。近代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侨资房地产业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城市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迄今为止，相关研究仍然较为薄弱，仅有少数著述或论文涉及到这个问题，如林金枝等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丛书中有相关章节专门论述华侨投资国内房地产业的情况，①桢淳《福建华侨投资房地产业启示录》、李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华侨为何聚资于房地产》等论文对相关问题也有阐述。②鉴于近代以来东南沿海地区侨资房地产业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现象，对于相关地区城市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拟从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对相关地方档案、方志等资料的整理分析，对晚清和民国时期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业的阶段性特征及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业的类别差异情况进行初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侨资房地产业发展对江门城市景观变迁所带来的影响。③一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业的阶段性特征近代华侨在中国国内的投资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江门的侨资房地产业也兴起于此时，并且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内都有一定的发展。根据江门市房产公司1958年房改的统计，沙仔尾、仓后、堤东、北街等区共有房屋4300座，其中华侨房屋751幢，占17.42%。［1］上述房屋除了4幢建于解放后外，其余都是解放前所建。这仅是城中四区的情况，此外，在江门河的南岸以及江门周边郊区的房屋，很多也是由华侨在民国时期投资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清末民国时期(1862—1949年)，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业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可以看出，除了1919年之前华侨在江门投资房地产业较少外，其他各阶段的房地产投资所占各行业的比重都超过了40%，在所有行业中的比重是最高的。而在各阶段中，1919—1937年之间的房地产投资额是最高的，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这一点在表2中也有更清晰的反映。因此，有必要分时段对近代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业的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二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类型的多样性清末民国时期华侨投资江门市房地产业不仅投资数额大，而且种类也较多。根据房地产的用66途大致可以分为自住型、商业型以及商住结合型三类。自住型以侨属聚居点为代表，商业型主要有酒店及戏院等，而商住结合型则以沿街骑楼式建筑(沿街商店)最为典型。(一)自住型———侨属聚居点早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新会大泽乡人吕永统与同乡海外华侨合资组成吕余庆堂，在东海里购置土地，规划建住宅，然后用抽签认购的办法卖给吕姓同乡和侨胞。该里的侨民多数旅居美国，少数旅居古巴、印尼和澳大利亚。其间，本地殷商黄世溥等人以黄启基堂名义在江门紫坭村前购置土地，从东到西共规划11条巷，每巷建住宅4座，每座占地150平方米，始名福田社(后称福田里)。黄启基堂出售该处宅地不分对象，侨属购买的最先是鹤山县旅美归侨李猷源，其后不少美、加、澳洲等地侨眷也在该处购地建房，建成侨属聚居点。随后，由归侨及本地商人组成的合成堂分别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水南乡置地建龙环里和东升里，聚居该处的多为四邑旅美侨眷。宣统二年(1910年)，有归侨参加的协成堂在水南置地组建凤翔里，也是多为旅美侨眷在此聚居。［16］清末民初，新的归侨、侨眷聚居点相继出现。清宣统三年(1911年)，旅美台山归侨李雄治、李猷亮等合资成立李均昌堂，在水南李家庄附近置地建光华里，先后建成34座侨房，都是祖籍四邑的李姓旅美华侨所有，又称新李家庄。同年，新会泷水旅居马来西亚华侨阮世焕和旅美华侨阮宠添倡议，由阮宠添之子阮涣如在香港召集阮氏族人集资，以阮亲睦堂名义在水南置地兴建阜元里。1914年，旅居新西兰的华侨集资组建集成置业公司，在石湾村附近置地建启明里，华侨黄黎阁首建4座3层楼房。随后，归侨相互介绍在该里购地建房，其中以新会崖西黄、李等姓归侨居多。其间，旅美和其他国家华侨相继在凤翔里购地建房，形成侨属聚居点光尧里。1916年，合成堂扩大股东和资本，成立广合成堂，又在水南置地建光德里。［17］(二)商业型———酒店及戏院1.酒店(酒楼)民国初年华侨投资酒楼较少，然而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华侨对酒店尤其是大酒店的投资明显增加。1926年美洲华侨许济阜投资10万港元兴建蓬莱酒店，而在1927—1937年间兴建的几间大酒店，如蓬江、中华、环球等，股东大部分也是华侨。［23］实际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江门的酒店远不止这几家。不论在抗日战争前还是光复后，本市常安路、堤西路等商业繁荣地区的高楼大厦，大多是经营旅店的，合计共约三十余商号。旅店业又分为大、中、小三类，大的称酒店，共有七间，其中又有附设餐厅部的。［24］至抗战爆发前，江门已有高档旅店(即大酒店)四家(参表5)。(三)商住结合型———骑楼(沿街商店)伴随着江门市政建设的开展，道路两旁出现大量华侨投资建设或改建的沿街商店。在政府官方推动的城市、城镇市政改良运动中，侨汇资本的参与促进了“骑楼”街道的发展。［28］在20世纪20年代，江门市的商店，近半数由华侨投资兴建，长堤路、莲平路、兴宁路一带的骑楼式商店即是如此。［29］1925年江门改为省辖市后，城市建设有较快发展:沿河拆建河堤，修筑码头;市内拆建常安路、莲平路、仓后路、太平路等;商店有的改建成三层或四层楼房。［30］这些商店大都是以“骑楼”的形式出现的。①三、四层的楼房首层一般作为商店，二层以上则多为住宅。骑楼式建筑有其独特的优点，采用骑楼的建筑形式可减少行人对道路交通的干扰，出挑较小的柱廊建筑形式也方便商品的展示，堤中路、常安路正是遵循这一原则。从平面形制看，骑楼式建筑仍为中国传统民居“竹筒屋”的布局方式，进深大，面宽小，但内部布局已经大不一样，大部分完全改造为小型商业建筑，使传统建筑与商业有机融合，土地利用集约达到最大化。也就是说，虽然在建筑平面布局形式上保持了传统布局，但却增加了现代的功能，更注重商业气氛的营造，而不是原来的前店后宅。［31］不过，江门民国时期的骑楼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进度较深，楼房建筑密度较大，加之楼房窄长，又与邻屋共墙，仅在临街有窗，通风透光条件极差，且无厕所，居住极不方便。当然，这些都是骑楼式商业建筑的共同特点。虽然江门的骑楼建筑有其缺点，但骑楼式商业街的出现作为江门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表征，深刻地反映了华侨对江门市房地产业所作出的贡献和影响。华侨对骑楼建设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华侨对骑楼投入的大量侨资方面，而且骑楼本身的建筑风格也体现了诸多的华侨因素。华侨在建筑文化的选择方面，存在着这样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深受传统乡土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在与西方建筑文化全面接触的过程中，又感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在很多方面的先进性，有从西方建筑文化中去谋求可能有助于本土建筑文化发展的元素。［32］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华侨对江门骑楼的大量投资，正是受到传统乡土社会价值观念与西方建筑方文化双重影响的结果。三华侨投资房地产业对江门城市建筑景观变迁的影响晚清以来，华侨对江门房地产业的大量投资，使城市出现了一大批中西合璧的民居、酒楼等。尤其是从民国初年开始，江门又兴起大规模的拆城墙建马路热潮，迅速形成以骑楼为主要特征的街市，公园、戏院等公共场所也大量开辟。这些都使江门城市建筑景观产生了很大变化。69①所谓“骑楼”，是南方多雨炎热地区临街楼房的一种建筑形式，即将下层部分做成柱廊或人行道，用以蔽雨、遮阳、通行、经商，楼层部分跨建在人行道上，故有是称。(一)骑楼景观骑楼发源于中国传统的竹筒屋，并不是伴随着华侨的产生才出现的，这种建筑在先前的东南沿海一带即已出现。起初骑楼的功能是满足实用以及适应气候，进入近代后逐渐由起初功能较为单一的建筑演变为集商业、居住、人行通道、休息、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近代华侨投资对江门城市景观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骑楼式商业建筑所构建出的建筑空间及文化特征上。从建筑空间结构方面而言，骑楼建筑由于在街道和建筑之间存在过渡性的架空层，即所谓的“灰色空间”，因此骑楼街道空间相对于普通的城市街道空间具有特殊性。据学者研究，从近代广州骑楼商业街的横断面看，很清楚地反映出三种不同性质的空间———中间是露天公共(交通)空间街心、人车快捷的纵向(或横向)流动带，两侧底部店铺是店员监控的商品营销空间，骑楼底下、廊柱内侧的空间是模糊性的所谓骑楼空间(即灰色空间)。［33］近代江门的骑楼街道也具有这样的特色，这种空间结构的形成不仅在功用上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而且在外观上给人们以视觉享受。(二)民居景观这里所说的民居主要是指华侨投资的侨居点，以清末民国时期华侨投资的13个侨属聚居点为代表。这些聚居点的建筑风格以及内部装饰充分反映了华侨因素的存在。如在侨居点启明里和南芬里，如今依然保存着较为完好的民国时期的民居，这些民居的建筑风格明显带有西洋风格，如爱奥尼克式的柱头、美轮美奂的阳台栏杆，特别是南芬里34号的那幢房子，有着长长的柱廊、等距离排列的立柱、古罗马式的拱券，在一大群青砖屋里，特别地出类拔萃。［35］侨居点民居的建筑风格以及内部的装饰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的风格，同时也吸收了华侨侨居国的相应建筑元素，使江门的民居景观呈现多样性。从现在保存的民居依然可以看出以前这里是一条条整齐的小巷，这显示很可能华侨在投资聚居点时更多地采用了西方的建筑规划理论，再结合江门五邑地区传统的建筑文化，便形成了江门当时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四结语从上述论述可知，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业有着鲜明的阶段特征。侨资房地产业刚刚兴起的几十年间，不论是投资数额，还是投资所占各行业的比重都相当少，但是这一时期却是江门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大的侨属聚居点几乎都在这一时期建成。1919年之后的侨资房地产业在之前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抗战前达到投资的黄金时期，在这一阶段，华侨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呈现出逐渐商业化的趋势，不仅原先纯居住性的侨属聚居点在地域上有所扩展，而且商住混合型的骑楼得到大规模建设，以至于发展到纯商业性的酒楼及戏院的出现。抗战时期的侨资房地产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抗战后的侨资房地产业虽没有此前繁荣，但仍然在缓慢地发展，并带有恢复性建设的特点。伴随着侨资房地产业发展的同时，江门城市的建筑景观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西文化在侨资这一媒介作用下共同被融入到房地产建设当中，使近代江门城市的建筑景观呈现出异常丰富的特征，这也是近代江门城市发展在建筑形态上的表现。［参考文献］［1］［2］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4、82页。［3］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华侨研究会等:《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广东第2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92～493页。［4］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第14～19页。［5］［6］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第659～660、82页。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