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课论文——从人才培养模式浅谈钱学森之问

从人才培养模式浅谈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因此钱学森的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又打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现在社会，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归根结底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存在不足，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需要革新人才培养模式。自1999高校进行大规模扩招以来,高校在大规模扩招的冲击下,在人才培养、科研能力等方面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由于在校生人数的大量增加,政府、地方等对教育的投入与之不能适应,使得高校对人才培养的质量有所下降。我想通过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国外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对比，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进行浅析后提出相应的培养新对策。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和高等教育体制的不同，中西方在人才培养理念、模式和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别。（一）外国高等教育“宽进严出”，而我国则是“严进宽出”。国外入学和毕业的政策上，大多高校实行“宽进严出”的政策。以英国为例，无论是本地学生还是留学生，只要经过资格审查，就有机会进入高校学习，尤其是攻读硕士研究生。但是在学期间，大学实行严酷的淘汰制度，高等教育的淘汰率非常高，达30％，优胜劣汰已成了规律。在对待毕业生的学位授予上非常严格，毕业生很难毕业，从而保证了人才的质量。而我国的高校招生基本上是以高考为依据，这一选拔方式能够快速、方便地选择出成绩优异者，但从科学的人才评价角度看，这种单一考试成绩指标不可能对人的全面素质和能力做出评价，而且不利于对学生人学前的教育进行良好的引导。这也就是所谓的“严进宽出”的教育政策。进入大学需要“过五关、斩六将”的严格的高考，可谓“一卷定终生”。从人才评价的角度看，缺乏科学性，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对学生其它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关注。显然，这种培养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二）在教学模式方面，外国实行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完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我国实行的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学年学分制。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学以学生为中心，以人为本。教学方式提倡灵活多样，目的在于启发和诱导。实行的是完全学分制，学生拥有对专业、课程、时间、教师、学习方式等全方位的选择。所设的课程横跨多个学科，强调科学的广度和深度，给学生很大的发展空间。弹性学制允许学生提前毕业，中途休学或者分阶段完成学业。我国虽然近年来也对外宣布实行学分制，但是由于传统的教育模式根深蒂固，很难做到完全学分制。学生选课范围狭窄，每学年选修的课程固定，学生不能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来安排课程，导致学分制实质上还是学年制，即冠以学分制之名，行学年制之实，属于将学时简单折算成学分的“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因此，其并不能真正实现学生的自主选择。课堂上虽然多了一些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但依然还是以老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教育方法。（三）课程设置方面，国外实行的是“通识教育+专业课+选修课”，我国只注重专才的培养，忽视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最早源于美国，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共同的知识基础。通识教育是一个柔性的课程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程式化模式，尤其是在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上，应该融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起来，使学生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基础。大学前两年不分专业，设置通识课程，课程内容必须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夯实基础。大学后两年，分出专业，设置专业课和选修课，规定必修学分和选修学分，实行弹性学制、跨系或校选课制等，形成自由选课制，鼓励和要求学生选修外专业的课程，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我国高等教育更重专业性，尤其20世纪50年代之后学习苏联模式之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性更加突出，许多“螺丝钉”似的人才被培养出来，专业过分细化，甚至于按照生产流水线的个别工种进行专门化教育，这一点从我国历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就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专业总数一度达到1343种，足见其分类之多。虽然之后几经调整，至1998年专业目录中的专业总数缩减为249种，但专业化的教育影响仍然深刻。（四）师资建设方面，国外本科教学师资队伍高水平化和国际化，国内师资水平有待提高。高水平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国外大学十分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他们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聘请知名的专家学者任教，一方面又鼓励本校教师成为国际教授，并且大学有严格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比如美国耶鲁大学，在教授的评定上，尤其是终身教授的聘任，其标准是高之又高，一般都是在全世界该领域顶尖人物的竞争中产生。由此，耶鲁大学有一半的教师都是外籍教师。再如日本筑波大学公开招聘7名教授，来自26个国家的187人提出了申请，参与竞争，最后学校只招聘了7人。此外，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十分重视国际化，注重大学教学、科研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广泛的视野空间。近几年来，我国开始重视教师的聘任选拔工作，但大学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大学在人才的引进和教师的选拔、聘任上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由于高等院校不断扩招的原因，许多教师被“破格”提拔上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教师知识积累不足，难以胜任研究生导师的工作。还有部分教师，虽然有一定的学术水准，但本身担任行政职务，整日忙于事务，无暇顾及学生，从而造成了本科生和研究生质量的下降。另外，我国高等院校的教育虽然已开始了国际化的合作，并且国际化合作与交流的步伐不断加快，但是高等院校的国际化方面还比较薄弱，无论是师资构成、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还是在经费来源上，和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五）教育管理方面，国外实行分权制的管理方法，我国则由中央统一管理。国外对教育的管理，实行的是中央和地方“分而治之”的方式，政府只在教学质量和拨款方面实行统一宏观监控，而学校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及学术发展则有学校自主管理。这样可以使学校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培养人才以及规划学校的未来，使大学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以中央控制为主的模式，国家对高校实行行政干预，学制、学费及人才培养模式要有中央统一管理，高校自身对院系的管理太死，因此我国的高校普遍缺乏活力和创新力，太死板。虽然近年来，国家把部分权力下放到高校，但还远远不够，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路后的教育模式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六）我国本科教育在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上与国外还存在较大差距。现在的趋势是，研究性学习开始受到普遍重视。美国大学一般把本科生科研纳入课程计划入课程计划，参加科研项目的学生可以获得学术学分，成为总学分的一部分。斯坦福大学为低年级开设了175个seminar课程并设置独立学习和研究的课程，强调举一反三和知识的融会贯通．使学生接受特定的科学研究方法训练，该校在2006--2007年度就为1200名本科生提供了400万美元的项目资助，学生需要参与标准科学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麻省理工学院(MIT)制定了“扩大大学生研究机会计划(UROP)”，加州理工大学推出“夏季大学生研究计划(UROP)”，加州理工大学推出“夏季大学生研究计划(SURF)”。而我国还是“粉笔+课堂+书本+考试”的传统模式,本科生几乎很少参与科研项目，而且，对于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教育也很缺乏，本科教育基本不涉及，即使进入研究生阶段，方法论教育也不是作为一门正规的课程列入课程学习当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个系统工程，首要的是教育理念，其次是可操作的稳定模式，这涉及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组织管理、师资队伍建设、学习方式等多个要素,每一个要素都要在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在确定人才培养规格和专业目标后，围绕这个目标进行模式构建。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目标因学校发展历史、特色、未来发展战略定位各不相同，但这一目标必须符合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其实现过程必须遵循人的发展规律。努力为国家、为社会培养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并有较强的科技运用、推广、转换能力的人才。因此不难看出，解决钱老之问，革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