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军队人才队伍建设的思想与企业骨干队伍的培养(2)

3．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改进教育方法。我军培养干部是从战争年代起步的。残酷的战争对指挥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战时环境决定了军事教育不能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因此，毛泽东及其战友自创建军队起，就开始探索一条快速、有效地培养实用型军事人才的新路。毛泽东本人的教育实践是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举办工人夜校开始的。大革命时期，他主办过多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早期的教育实践，为毛泽东日后培养军队干部打下了基础。经过井冈山时期、瑞金时期的进一步摸索，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其标志就是毛泽东为抗大制订的教育方针、校训及办学模式。从教学方式方法看，抗大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办教育，从来不搞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强调学知识、学理论本身不是目的，关键是要提高学员运用知识和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一思想，抗大的政治理论教学，从不安排长篇大论地学马列原著，而是讲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然后引导学员运用所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实际斗争中的具体问题。抗大的军事理论教学，也不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类的东西，而是以直接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毛泽东军事著作为主要内容，辅之以必要的战役战术知识。毛泽东在给抗大的讲课中，总是结合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强调要把握指导战争的规律，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谓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不固守单一的作战模式，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都能想出一套办法来对付。只有这样才能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以较少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二是强调教学内容“少而精”。战争环境下办教育，时间不能长。以抗大为例，学制最长的十个月，短的不到半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培养军政兼优的指挥干部，教学内容上势必要突出应用，强调少而精。抗大贯彻“少而精”的原则，首先是少。要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精选教学内容。实际工作最需要什么，抗大就教什么，学员缺什么，就补什么。急着用的便先学，“不急之务”则后学或暂时不学。其次求精。在每一门课教学中都力求突出重点，画龙点睛，讲清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即可，不刻意追求教学内容的系统完整，不搞繁琐哲学和反复论证。后来，毛泽东又将这一教学思想进一步引申，明确提出不仅战时培养干部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正规的院校教育也应注意这一问题。多次谈到，“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毛泽东还谈到，“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三是强调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抗大前后办了十几年，各个时期学员的特点明显不同。前两期主要是培训红军骨干，第三、四、五期主要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第六期以后，知识青年的数量减少，抗大的培训对象即以八路军基层干部为主。针对这一特点，每期开课前，抗大都要召开教育准备会，对学员的出身成分、斗争经验，文化水准、理论基础等，逐项进行分析研究，进而明确本期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例如，对文化程度较低，接受能力较差的工农干部，首先是安排文化补习，教学中强调少讲多做，“先讲必要的前提，然后才来发问，把大问题分成若干小问题，每个问题中有着一定的联系，使得听课者能在教员诱导之下，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到问题的全部。”对于知识青年，则以问答式教学为主，组织学员展开自学和讨论，充分发挥其善于独立思考的优长。而对于有丰富经验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则强调以自学为主，学习与研究相结合，利用难得的学习机会，组织来自全军各部队的领导干部相互交流，认真总结带兵、作战经验，不断充实抗大的教学内容，以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践。四是强调启发式教学，废止“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毛泽东是教员出身，知识渊博，语言幽默，擅长讲课，对教学方法也很有研究。早在古田会议时期，他就开始倡导启发式教学，并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解释）；（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些教学方法符合成人学习的规律，完全不同于旧式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毛泽东多次给抗大讲课，深受学员欢迎，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示范。许多聆听过毛泽东讲课的抗大学员，几十年后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抗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课堂教学方法，至今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五是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现代高等教育理论特别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将大学办成研究型的。当年抗大在这方面就非常成功。抗大刚成立时，军事课讲的主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战法。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我军的战争环境和作战对象发生了变化，八路军的作战形式也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平原游击战等新的战法。为了使培养出来的学员适应实战的需要，抗大专门成立了军事研究室，及时搜集和整理部队最新的战法、战例，经过认真研究，编写成新的教材。抗大还组织教员轮流下部队代职，体验部队生活，亲自参加战斗，帮助一线指挥员总结作战经验，直接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同时将这些最新战法带回课堂。例如，历史上我军长期依托山区作战，对平原上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缺乏经验。抗大便组织教员、学员参战团，直接开赴冀中平原，利用青纱帐和村落与敌周旋，边打仗，边总结，边教学，很快就摸索出一套平原游击战争的战法。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培养出一批熟悉平原游击战术的干部。六是强调博采众长，兼收并用。抗大虽然是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学校，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各项工作的指导作用，但在教学与研究方面却一点不保守。无论是苏联红军的军政教材，还是国民党军队乃至日本军队、德国军队的条令教范，只要有价值，一概采取“拿来主义”，作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参考。强调知己知彼，重视对作战对手的剖析，也是抗大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七是强调“教、学、做”合一，精讲多练。抗大衡量教学质量，不仅看教员讲了什么，讲得怎样，更主要的是看学员掌握了多少，会不会用。因此，特别强调“教、学、做”合一，精讲多练。以军事科目的教学为例，一般分讲授原则、分组实习、综合演习、教员讲评和课后复习五个阶段。在讲授时，要求教员讲得精练、简明，让学员一听就懂。讲完课后马上组织实际操练，以巩固所学的内容。学员操练时，要求教员和行政干部亲临现场，示范指导。要求学员对所学知识不仅理解，而且通过反复演练，做到熟练掌握。每期军事科目基本结束时，抗大都要根据情况组织一到两次行军、野营和战斗演习，包括夜行军、急行军、强行军，各种复杂条件下的宿营、设岗、侦察，营连规模的进攻或防御战斗演习等。在敌后办学时，一些分校还结合实战来安排课后练习，使学员既掌握了所学的知识，又不断加深对“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方针的理解。以上是抗大教学方面的主要特点。看上去这几点有些散，其实有内在联系，其精髓就是一个“活”字，既要活学，又要活用。因为，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理论知识，说白了就是一套概念体系。好的概念体系有助于人们整理生活感受，解释日常经验，指导实际斗争，确有必要通过系统学习来加以掌握。但如果学习方法不对，把实际生活与概念体系的关系搞颠倒了，学习理论后，不是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而是将概念体系生搬硬套，盲目地照书中的道理去做，就有可能越学越蠢，弄巧成拙，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所以，毛泽东在抗大的教学中，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用就需抓住重点，学得少而精；教员不能光讲概念，要指导学员运用理论去分析具体问题，实行“教、学、做”合一；现实斗争中哪些问题最重要，就应优先研究和解决；概念体系正确与否都是相对的，博采众长后加以比较，才能判别优劣；学生的文化基础和生活阅历不同，接受理论概念的最佳方式自然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教学，充分调动被教育者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总之，要学得活，用得活，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有用的人才。提到活学活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革”中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当年，这几句话被吹嘘为最符合毛泽东思想，最实际有效的学习方法。林彪垮台后，这一方针连带着受到批判，又被说成是林彪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行之一，不利于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其实，抛开政治上的是非功过，平心静气地分析，林彪倡导的这套学习方法并非他个人的发现或发明，而是对战争年代我军培养干部成功经验的一种提炼。除了立竿见影的要求有些过分外，其他几条作为教学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也确实收到了较好效果。只不过，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把战争年代军队培训干部的经验绝对化、普遍化，再有道理的东西也会走向反面。毛泽东亲手打造的抗大教学模式在教育理论上是一创新，实现了对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方法的超越。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尊师重教，教育思想源远流长，有许多成功的东西，但也有糟粕。例如，旧式教育大都将青年囚于书斋，提倡闭门潜修，沉思静虑，“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的目的不是经世致用，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修心养性，提高道德修养和知识水平。按照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容易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空谈家。为什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常常是“平日座谈心和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这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直接相关。而抗大的教育明显与之不同，强调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习与斗争相结合，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对不会是书呆子，而是能领导实际斗争的革命者。毛泽东倡导的教学方法与国外经典教育理论也有所不同。长期以来，教育界特别强调“三基四性”，即院校教育要传授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注意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严密性，帮助学生扩大知识面，打牢理论基础。在这一教育思想指导下，教学就是教师讲、学生听，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实行“满堂灌”，越讲越多，越讲越深，总怕学员吃不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就用考试、排名来刺激。这套教育方法对那些毕业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生，或许有些好处。可对于培养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干部，则绝对不可取。为什么从管理实践中走过来的领导者，如毛泽东、邓小平以及林彪等，谈起理论学习来都是强调“少而精”，坚决反对传统的教学方法，甚至说书读得越多越蠢，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一些教育主张，与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特别是管理教育方面的最新理念，竟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吻合。例如，毛泽东一向主张缩短学制，减少课程，改进考试方法。曾提出，教师可以先出一些题目，由学生去研究，通过自己看书来解决，教师在一旁加以指导。所出的二十个题目，如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有创见，便可以给一百分。如果二十题都答了，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则只能给五、六十分。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著名高等院校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再如，毛泽东曾回忆说，他在抗大讲课时，常常将讲稿事先发给学员，上课时只是提纲挈领地讲讲重点，然后就组织学员进行讨论。他还主张，学管理的最好要有实践经验，通过总结经验进行学习最有效。比如战术学习，最好能让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然后安排学生展开讨论，相互批判，相互争辩，最后由教员加以概括和总结。这些不正是现代高等院校教学改革所提倡的、国外MBA教育最时兴的课堂讨论法吗？又如，现代管理教育十分推崇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其实，这种教学方法并不新鲜，抗大在教学中已有运用，而且用得十分自如。抗日战争的基本样式是“扫荡”与“反扫荡”，如何在大兵压境时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是当时八路军部队普遍遇到的问题。抗大通过对前线大量战例的研究，及时总结出一个“利害变换线”，即以敌合击目标地一日行程划线，当敌人进至这一线时，我军要及时起跳，从两路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