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读后感【汇编4篇】

1/13周恩来的读后感【汇编4篇】【参考指引】此例优秀文档“周恩来的读后感【汇编4篇】”由三一刀客网友为您整理编辑，以供阅读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下载分享吧!周恩来的读后感【第一篇】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战争的阴影已经不是那么明显的烙印了。动荡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对于那些带领着人民走出硝烟的英雄们，尤其是周总理，却仍然熟悉。打我记事以来，周恩来总理在我心中一直是十分伟大的人，读了《周恩来传》对他的了解更是全面。周恩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总理的童年充满着艰辛。由于周总理最小的叔父没有孩子，周总理便被过继给了叔父，叔父病逝后便跟着叔母生活，叔母守寡后便把全部的身心放在来周总理身上，叔母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家，性格温和，喜静，她经常陪着周总理在房间里读书，讲故事，周总理回忆时总说自己温和的性格多半是由此而来的。但不幸的是叔母很快也去世了，才十岁的他就开始承担起一家之主的重担，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打理家事。也许正是这段特殊的时期造就了他的坚忍不拔、沉稳不屈的性格。2/13“时势造英雄，英雄平乱世”这句话着实不错，正是童年开始的磨难成就了他，而著名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则是他在南开中学上学是开始呼吁的。周总理的一生都是在为中华的崛起奋斗，虽身居高位却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贪图享受。有一次总理身边的警卫乘总理出去访问的时候添置了一点简单家具;一个落地台灯，一对沙发，一块地毯，铺设了木地板。因为办公的地方环境不是很好，总理又每天工作很长时间，警卫就贴心的做了一些小改动，但是总理回来后却十分生气，强烈要求将这些东西撤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一丝不苟，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正是童年的磨难带给他的----勤俭朴素，务实工作。看看周总理的奋斗，再看看现在正在学校学习的学生们。其它不说，就说我们大学生吧，个个人高马大，营养丰富，伙食跟几十年前的相比就是云泥之别，但是在路上仍可以听到许多人不停的抱怨食堂的饭难吃死了等等；时不时还抱怨天气这么热，空调也没有；甚至还有人把逃课当成家常便饭。当然我指的是个别学生，他们花着父母的钱，天天购物、KTV、聚餐，完全抛弃了艰苦朴素的中华传统美德。别说这些同学，就连像我一样普通的大学生，扪心自问你为国家，为社会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做过什么？凭什么坐享其成，有什么资格呢？这样想来，我反而觉得身处这样的环境幸福但不利于我们的发展，逆境才能促使进步，有的时候磨难就是一种收获，虽然有时这些经历并不是多么的愉快，但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3/13却会在某一天给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正如周总理也许也想到自己坎坷的童年经历能为自己带来如此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向周总理学习，我们要学会“居安思危”，不要再抱怨生活，要懂得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对待任何事情都要认真谨慎。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更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先辈们为我们创下的这个幸福环境。周恩来的读后感【第二篇】《周恩来回延安》是一部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重大历史题材电影，自上映以来，广受好评。影片讲述的是周恩来总理时隔26年之后，重新回到工作了13年的革命圣地延安的故事。在周总理回到延安的22个小时中，看望了曾经的老朋友、老邻居。影片充满着浓浓的人民情怀，体现了领袖与人民的鱼水深情。“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中国共产党始终牵挂着革命圣地延安的百姓，重温《周恩来回延安》，从中感悟共产党员初心。严于律己，勤政为民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周总理的一生，两袖清风，为百姓呕心沥血，重回延安时已身患重症，但他仍记得曾经的邻居，叫得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周总理的袜子打着厚厚的补丁，发白的衬衫领子都快洗破了，身为总理的他并没有“搞特权”，知道百姓还过得艰苦，一定要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周总理为广大共产党员树立了好的榜样。4/13立足本职，服务于民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想民所想，忧民所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总理带领延安人民撤退时，全力帮助放牛娃找到受惊逃走的牛，他知道，这头牛是牛娃家生活得以为继的希望。危急时刻，周总理不顾自身安危，以百姓利益为先，体现的正是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初心。爱岗敬业，奉献于民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周总理回到延安的第一句话是“我又回到家里来了”，短短一句话话浓缩了多少总理对人民真挚的爱。周总理离开延安前，郝大爷拿出原本攒着七十大寿用的小米送给总理，远道而来为周总理送行的百姓特意带来特产送给总理，总理没法拒绝热情的百姓，但是都折算成钱拿给他们。周总理就是这样，把一生都献给了人民，坚决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更加兢兢业业，爱岗敬业，不能辜负百姓对我们的信任，奋力为人民群众谋福祉。初心，即最初的坚守。向前走，不能忘记曾经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作为党员干部，我们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严守道德底线，勿做令人喷饭的事。周恩来的读后感【第三篇】周恩来的人格风范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为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他以廉养德，自奉甚俭，曾经自勉勉人地说：“物质5/13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但周恩来嘉惠后世的精神遗产远不仅是官德官品，而是体现在诸多方面和层次上，特别是他的务实主义的政治哲学、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在当下的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前者表现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普遍共识，后者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周恩来精神遗产的大部分是务实主义，他曾试图以此稳步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毛泽东相比，他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周恩来富于远大的理想，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为满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着重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全面经济建设展开后，他多次告诫党内干部，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基础落后，大家的知识这么有限，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又这么少，因此“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万勿以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1954年，随着《共同纲领》退出历史舞台，在经济建设上一种贪多求快的心理氛围逐渐形成，表现为各部门在发展目标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造成生产关系急剧升级和生产资料的全面紧张。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温，旗帜鲜明地反“冒进”，结果受到严厉的批评。“大跃进”的挫败从反面印证了周恩来务实主义精神的可贵，同时6/13也把调整国民经济的重任压在了他的肩上。在艰苦卓绝的调整时期，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农民的底子甚至不如开国初期，因此，他强调建设时期丝毫大意不得，要“戒惧恐惧”地工作。有一次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起抽象派的艺术品，周恩来问道：“抽象派有什么含义呢？如果没有意义，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这个细节表明，周恩来时刻考虑的是如何创造真实可见的成就，任何凌空蹈虚的东西都激不起他的兴趣。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许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当时以政治统摄经济的习惯作法，导致经济技术工作要么是因为政治活动而受到排挤，要么是在政治激情的支配下背离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很少能够获得应有的地位和正常的推进。这也成了周恩来甚为苦恼的事情。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建设固然要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放大意识形态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在政治（一般知识）和技术（专业知识）的关系上，周恩来明显地倾向于后者。经考证，早在1939年，周恩来就发表过这样的见解：“现阶段还是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派也不能代替党派。但到将来建设时期，就可以以学术为主了。学术领域很广阔，到那时不发展科学技术，就无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这一远见卓识在后来周恩来的行政实践中得到了顽强的体现。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很多，许多大学教授无法集中精力钻研业务，此种现象使周恩来忧心忡忡，7/13他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也是政治学习。”他甚至把当时政府机关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称为“一大德政”。为适应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周恩来这样告诫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段话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周恩来的政治风格，也是对他建设时期要“以学术为主”的观点的有力印证。现在党中央一再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下大力气解决最为紧迫的民生问题，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的确来之不易，不失为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求同存异”是周恩来提出的有长远价值的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早在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处理党内矛盾和统一战线问题时，就表现出卓越的“求同存异”的才能。上世纪50年代则是他的这一思想大放异彩的时期。这时候新中国欣欣向荣，百废待兴，无论国内外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致力于恢复经济和工业化建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指出：“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8/13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周恩来相信，“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性质、不同内涵的团结工作、统战工作乃至外交工作。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将这一哲理凝聚成“求同存异”四个字。后来它作为体现周恩来卓越智慧的一句格言传遍全世界。一位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访问过周恩来的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说过：“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基于联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求同存异”是包含差别性的统一。它与西周末年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所谓“和”，便是不同要素的协调与协和，即包含差别、对立的有序结构，而不是无差别的绝对统一。“求同存异”还受到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启迪。周恩来说：“中国的先人提出的‘大同社会’，比外国人使用的‘Community’（公社）这个字似乎要恰当一些，因为中国人叫‘大同’，就说明了有‘小异’，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周恩来深知，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世界的本色，人民内部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况下，差异与其说允许存在，毋宁说应当欢迎。“求同存异”的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从“大同社会”的理想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都富9/13于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无疑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当然，正如“求同存异”不是要消除差异，构建“和谐社会”也不意味着回避和掩盖矛盾。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用适当的方式统一矛盾，才能保持有序的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在如何“求同”、如何统一矛盾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他说过，所谓“辩证法”，就它的词源学意义上讲，意思就是进行“论战”，真理越辩越明，人们在思想上要想达到共同点，离不开讨论或辩论。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看似一致，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力主在人民代表会议上确立辩论的制度，并要从小组辩论扩大到大会辩论。“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