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

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作者】桂起权【作者简介】桂起权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武汉430072【内容提要】在经济学理论背后的解释性理论其实就是科学哲学。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扼要地阐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脉络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若干代表性的新成果。重点介绍对经济学家最有影响的证伪主义、纲领方法论与科学革命论等思潮，并表明它们确实有助于理解经济学的概念结构。最后，作者主张在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中需要大力开展跨学科性的多学科协作。【摘要题】西方经济学【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证伪主义/纲领方法论/科学革命论/跨学科协作【正文】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经济学哲学的兴趣日益增长，对国际上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多。在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哲学的激励，经济学方法论作为经济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迅速地发展成一个独立分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十分活跃，西方文献数量剧增，这就为读者研究经济方法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背景。最近，我国学者组织翻译了《经济学方法论译丛》一套五本，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于2000年12月出版。其中尤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R·E·巴克豪斯主编，M·布劳格等16位专家著）和《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L·A·博兰著）这两本书，集中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精华，内容基本上涵盖了该研究领域的所有重要话题。这就大大方便了中文读者。话说回来，这两本共1000页的厚书读起来也许并不轻松，原因有两方面。要知道，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要旨在于用科学哲学的概念模式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然而，一方面是科学哲学与大家在哲学教科书里所熟悉的观念相去甚远；另一方面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专门研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学科，它与大家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所熟悉的套路也相去甚远。因此，这些内容就很可能会给一般读者带来双重的困难。关键在于，读者要尽快适应新情况，进行概念模式的转换，从方法论上取得理解市场机制的新的洞察力。本文的目标在于，在高度压缩的篇幅内，出于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特殊需要，简明扼要地介绍波普尔、托卡托斯、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精华，并表明它们何以能用于解释市场经济理论的概念结构、逻辑方法和科学革命。一在19世纪，对西方经济学的古典部分作方法论分析可说是从西尼尔开始的，他在《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中提出了四条不需证明的公理，尤其是把“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尽可能多的财富”作为第一原理，认为“它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像万有引力在物理学中一样”（注：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195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既是逻辑学家又是经济学家的J·S·穆勒在《政治经济学若干未解决问题论文集》(1844)中讨论了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此后，凯尔恩斯(J.E.Cairnes)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1875)、门格尔在《经济学与社会学问题》(1875)、老凯恩斯(J.N.Keynes)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1891)中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学的方法论。在20世纪，哈奇森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与基本假定》(1938)和马克卢普的《论经济语义学》(1963)这两篇著名论文，使他们进入经济学方法论专家的行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方法论之争》，1963）与弗里德曼（《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在方法论上各持己见，前者为操作主义者，后者是工具主义者（主张虚拟前提无妨大局，能作出成功预测就好）。另外，对主流派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新制度派经济学家如缪尔达尔(1953)与琼·罗宾逊夫人(1962)也都发表了异端的方法论观点。二积累导致飞跃。1980年前后开始出现一批经济学方法论论著。如霍利斯等的《理性经济人》(1975)，罗森伯格的《微观定律：一个哲学分析》(1976)，斯图尔特的《经济学的推理与方法》(1979)，克兰特的《对策的作用：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结构》(1979/1984)，豪斯曼的《资本、利润与价格：论经济学的哲学》(1981)，博兰的《经济学方法的基础》(1982)和考德威尔的《超越实证主义》(1982)等等。在科学哲学中，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逻辑经验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他们最关心的是科学理论的可证实性、公理化结构与说明的模式。50年代末，波普尔证伪主义崛起（它仍属于逻辑主义）。相应地，早期的经济学方法论学者（如哈奇森）也非常重视对经济学理论逻辑结构的分析。60-70年代，历史主义学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1970)给逻辑主义致命的一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0前后至少有五位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学中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而1976年拉齐斯出版的专题论丛《经济学中的方法与评价》，则开始关心拉卡托斯纲领方法论与经济学的关系。此外，经济学中的非主流派如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制度学派都以经济学方法论作为批判武器。80年代初，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1980/1992)专著，为这一领域确立了基本的概念模式，界定了基本的议题。这些论题不仅包括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所关心的议题，如经济学定律所特有的高度理想化和趋向性质（正如穆勒所说）、初始假设的虚拟性以及与检验不相干性（正如弗里德曼所言）等等，还要加上引入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学哲学新概念。贯穿布劳格全书的是扩大了的“证伪主义”，既包括波普尔又包括拉卡托斯。布劳格认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作用在于，使得人们在评价或选择经济学理论时有个可操作的标准。80年代期间，经济学方法论著作象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布劳格本人就列举第一版与第二版之间12年内的30本书，豪斯曼则进行了比较，1975-1983年有19本经济学方法论论著出版，而1984-1993年间则有50本书问世。此后的讨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要以布劳格作为出发点，展开讨论。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除了集中在经济学的专业文献之外，还散见于哲学学者所关注的英文杂志，如美国的《科学哲学》、《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社会认识论》、《社会科学的哲学》等。在80-90年代期间，以上几种杂志中总共约有30余篇论文是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三若为经济学家着想，那么科学哲学前辈们究竟留下了哪些方法论遗产呢？我认为，它们可以简单概括如下：1.波普尔方法论包括三个主要合理成分(1)流行的波普尔证伪主义，或批判的理性主义。几个对波普尔有所批评的经济学方法论学者，如考德威尔在《流行的波普尔》(1991)，博兰在《理解经济学中的波普尔遗产》(1992)和汉兹在《检验、合理性与进步》(1993)中都承认，“批判的理性主义”才是波普尔主义的实质所在。即“科学理论在各方面都对批判开放，特别是与那些正被质疑的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关的理论。”而且波普尔本人明确表示过：“我思想的真正关键是可错主义以及批判的方法”（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5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汉兹还指出，“波普尔论者的立场是，理性是建立在批判而不是辩护之上的。猜测以及对理论的检验并没有被当作是不会出错的方法论规则，而只是在猜测和检验服务于深化严肃的讨论这一目标时才如此。”（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波普尔的“境况逻辑”。考德威尔在《流行的波普尔》(1991)中进一步指出，经济学家从波普尔的境况逻辑中能比从其证伪主义中学到更多东西（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又说：“环境逻辑（按：Context译为境况更妥）则是经济学的重要原则”（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8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境况逻辑或情境分析的基本步骤是：(a)描述境况；(b)假定理性选择原则；(c)对行为进行预期；(d)若行为与预期不符，则回头检验境况描述（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8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由于理性选择假定带有特设的性质，不可证伪，这似乎与证伪主义思想互相不协调，因此受批评者的指责。回答是，假如用拉卡托斯眼光看问题，理性假定是硬核，有韧性，不受经验的直接检验，这样就仍然可以说得通。(3)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我最喜欢的正是波普尔思想中的这种辩证法成分。博兰在《没有科学方法的科学思考》(1994)中解读出波普尔所具有的二重性：流行的波普尔与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博兰对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作了非常独特的概括。他说：对波普尔而言，科学乃是苏格拉底对话的一种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中，作为对基于经验的批判的回应，我们通过消除错误而学习。理性的批判的争论——重点在争论。波普尔有时候称此为“批判的理性主义”。考虑到其重点在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我愿将它称为苏格拉底—波普尔观点（注：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1997)，355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博兰认为，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乃是波普尔科学观的本质核心，对此我深有同感。科学相应地就是苏格拉底的批判性对话与辩论。对于任何辩论，简单而可靠的方法是不存在的，成功的保证也是不存在的。可证伪性、制度分析、批判的理性主义都只是开胃食品，而不是主菜。若把鸡尾酒会上的冷盘当作主菜，就没有抓住要害（注：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1997)，357～35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博兰指出，柏拉图的早期对话Euthyphro篇是一个极好的案例，它阐明了苏格拉底辩证法和波普尔学习理论的全部重要因素：试图通过发现错误而学习，欢迎批判以便进行学习（注：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1997)，359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类似地，博兰也用苏格拉底辩证法的精神重新解释了波普的境况逻辑（即问题导向和形势分析）。按照他的说法，问题导向是波普尔辩论的基本方式，本身就是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方法的体现，而境况分析则是说明问题条件的方便工具。联系经济学的应用，这种启发式的问题导向乃是每一位新古典经济学者心目中的第二天性。例如理性消费者所面临的形势是，要分析在现有支付能力条件下如何进行合理决策，以使效用最大化等等（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1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科学革命论是库恩为经济学家留下的方法论遗产若要理解经济学，人们还需理解经济学家共同体内隐含在相关工作之中的结构与策略。库恩提供了一套新颖的总体框架，它包含若干关键性概念：(1)范式——这是特定的科学家集团内部所特有的思想模式和总的概念框架，它是包括标准科学理论（即范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公认的实验手段、科学方法乃至价值观、哲学观在内的整个信念网。库恩后来把范式解释为“学科模子”（disciplinarymatrices，千万不可误译为“有规则的矩阵”呵！）是十分生动的。同一个科学集团培养出来的人，像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例如牛顿派学者像是用牛顿决定论模式熏陶出来的，而斯密—李嘉图学派则是用劳动价值论模子塑造而成。因此，范式与第二个概念直接相关。(2)科学共同体——指这样的科学家集团，他们从事同类的研究，教育与专业训练的共同要素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他们彼此了解，思想交流充分，在专业上判断比较一致。一句话，他们拥有共同的范式。(3)科学革命及其相关概念——新旧范式间的转换称作为科学革命。新范式建立起以后，科学进入常规阶段，常规科学主要是在指定范式指导下的解决难题的活动。当反常过多穷于应付时，科学危机就到来了，之后就又有科学革命……（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61～264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西方经济史中的六次革命，从斯密的古典革命、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斯拉法革命到理性预期学派所发动的第六次革命，都可以用库恩的科学革命论的范式转换模式作出恰当说明。例如斯密革命从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中产生，并实现了从财富由外贸决定到由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