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30年代学术界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之争

蔡双全:简析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之争[摘要]3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争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与苏联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发生的。罗敦伟等人从时代发展潮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保护中国幼稚民族产业利益与安全等方面，论证了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性。而素来秉承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认为实施“统制经济”必然会带来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弊端，诸如“与民争利”、官僚腐败、效率低下等问题，力主“自由经济”。这场争论，不但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还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键词]“统制经济”；“自由经济”；争论；政府；市场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争论。这场争论探讨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体制与政策等诸多问题，它所取得的思想成果，不但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还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争论的时代背景自30年代起，学术界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争论，有着一种深刻的时代背景。1929年自美国发轫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与破坏最严重的经济大衰退。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至1933年下降近一半，失业者最多时占总劳动力的约1/3。经济大危机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世界金融体系瓦解，许多国家经济瘫痪，损失巨大，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这场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的重重矛盾，从经济理论上说，它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圭臬的神话，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迫使资本主义各国政府不得不寻找自由市场经济的出路。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则相继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对国民经济实行“统制”政策。与此同时，苏联于1927年底通过并开始实施关于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3年1月苏联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9个月完成时，苏联在短短的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建成了1500多个大企业，工业产值相当于1913年工业产值的234.5％。其中，机器制造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3倍，农业机器增加了4.5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开始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与苏联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之间的巨大反差，对中国学术界震动巨大。于是，自30年代起，在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争论。二、日益深化的论战由于受到当时世界潮流的影响，中国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拒斥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这从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举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专题征文中就可以看出：“征文中（26篇文章）完全赞成中国的现代化应走西方或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一篇；倾向于采纳社会主义方式的约有5篇；而主张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取混合方式的占最大多数。”[1](P334)这种情况，正如时人所说，“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这名词，在1933年到1934年初，有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于报章杂志及著作上”,[2](P219)成为了一个“很时髦的题目”。罗敦伟既是国民政府智囊团的一名技术官僚，更是一位统制经济理论专家，因而他的统制经济思想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真正求得国难出路的基本方策”应是实施“统制经济政策”，并强调这是“当前中国唯一出路”。他批评中国的经济学者大半是“自由主义的理想者”，那不过是一个“梦幻”，而“事实告诉我们，许多国家都向统制经济途上进展”，如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及日本，苏俄更是如此，各国“差不多是想把政府化为生产的管理机关。”他认为，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政策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之凌乱散漫，社会秩序之纷乱无章，政治社会之变化莫测”，是一剂良方。[3]罗敦伟对“统制经济”的内涵、目的以及具体措施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说：“所谓统制经济即是与自由经济的对立”，“无论生产及消费之任何部门之自由，都应该服从中央意志，由中央统制机关，指挥统制。”其目的是，第一，“完成国民的自足主义，在计划之上满足社会的需要”，并“求得国际借贷的平衡”。第二，“摧毁封建势力，完成中国产业革命”。第三，“用自己的建设来打倒帝国主义”。第四，求得社会经济的“向上”与“平衡”，“永远消除对立的社会关系，准备大同的物质条件”。不仅如此，罗敦伟还为推行“统制经济”设计了一个详尽的蓝图：中央应先设立“经济参谋部”，其成员包括专家、技术人员、行政院长和各部部长、次长，其组织系统为中央、地方两种，其任务是：研究问题，制定建设程序，指导各省市建设，实行经济独裁等。具体措施是：“提倡国营企业，也不致压迫民营事业”，“小规模企业由私人经营，大规模企业由国家经营”。“国营企业加特尔化”，“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后盾，以民生主义为目标”。“统制经济”的重点是重工业，轻工业由人民经营。[4](P45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沈志远是苏联计划经济坚定的支持者。1933年，他出版了《计划经济学大纲》一书，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后各个时期计划经济的执行情况以及苏联经济计划的内容和形式。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方式——即具有市场底社会性与占有底私有性之间的矛盾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条件下，实施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才能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完全具备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一切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都归国家所有，“一切生产手段——土地、矿山、资源、工业、银行、交通、大商业等等——之社会化，一切‘经济命脉’归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其次，国家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国家底权力，要转移到生产者大众底手里去，这个局面一直应该延长到社会阶级之消灭”。再次，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人的社会经济之消灭”。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实施的计划经济也并非没有内部矛盾运动，但这种矛盾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人为制定的计划来解决。这是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之下，这一矛盾之表现，不具有经济冲突底性质与色彩”；第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逐步“变成生产力发展底桎梏”，而“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是经常不断地把物质生产力在日益扩大的范围上去尽量地自由发展”；第三，“资本主义矛盾之运动形式，是自发性竞争，恐慌（或危机）和战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之矛盾的，是生产者之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下之矛盾，并无自发竞争恐慌等等之表现，因为它的经济是有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指挥机关来调节的，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之矛盾的，是执政的生产管理者的政府之经济政策，是计划化的经营生产，是社会主义竞赛，是突击队运动等等。”[5](P181-183)简贯三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说明计划经济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他指出：“在波涛翻腾的近代历史洪流中，经济方面有一个很显著的趋向，即是：由自由经济到管制经济，由管制经济到计划经济。”[6]（P89）因为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随时代的消磨，渐成为历史的陈迹”，这是由于“纯粹的个人主义不但侵蚀国家的生命，而且还可以腐化个人的生活。因为个人的生活若漫无标准，久而久之，浪漫成性，精神便易于颓废，缺乏了生命之力。”[6]（P92）因此，在当今世界，取而代之的是管制经济与“统制经济”：“前者是顺乎社会的发展而生长出来的，后者是为医治一九二九年以来的经济恐慌而推敲出来的。”[6]（P90-99）基于这种认识，他极为强调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必要性：“十八九世纪的人士认为国家的职权越简单越好，简单到成为‘更夫式的’国家，只负维秩序之责，便合乎理想的标准了。现代因社会生活日趋繁复，国际斗争，日益激化，于是那‘更夫式的’国家理论，却不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了”，因此，“国家的职权由‘消极的’趋向‘积极的’以后，国民经济生活的管理，自然成为政府的任务。”而政府执行这种任务就是“以保护国家民族的生存，促进社会人群的福利为目的的。”[6]（P94）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向来对国民政府采取批评态度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也有条件地赞成“统制经济”。他指出：“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7]（P346）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可过度采用”：“今日国际竞争，日益剧烈，民族主义，弥漫全球，各国政府正以团结其民族以图生存竞争之胜利，我尚能一任其自然，甚且更进而提倡个人主义，其能自免于天演之淘汰乎？”但是，他又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实行统制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事业，皆以政府负其全责为原则，必其政府有高尚道德，伟大人才，强固权力，方克有济。我国承数千年之积弊，官僚敷衍颟顸，军人跋扈飞扬。”[8]（P5）但是，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中国必须、也只能选择统制经济的形式。马寅初从民心向背、世界潮流、保护幼稚产业等方面论证其必要性：第一，“今日中国正当为难之秋，人各惴惴不自保，皆思所以如何团结，抵御外侮，故其向心力甚强，政府正可利用人民之心理，而领导其组织”；第二，“世界科学进步极速，而道德未能与之相辅而行，如科学利器握于恶人之手，则为恶势之力亦盛大……统制者，即所以约束彼等之自由行为，纳入于轨道，而防止其为害于社会也”；第三，“中国无大工业之良好环境……不能从资本主义而成大工业”；第四，“若采用极端资本主义，则必于自由竞争制度下行之，外货势必来竞争，我之实业，过于幼稚，不堪一击”；第五，“现在各国所保护之工业，皆以发展至相当程度，不但拒绝外货进口，切鼓励大量之国货及资本出口，以侵略弱小国家之经济。”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俄国采国营政策，资本主义之货品，根本不能自由进去，地大民众，足为其尾闾者，惟中国乎。故中国保护幼稚工业，除保护税外，尚须努力合作，用统制的方法，发展国内工业，以与之相抗”。[8]（P195-195）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统制经济”思潮，一些秉承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梁子范、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提出了他们的质疑。1933年12月，标榜以言论自由为宗旨的《独立评论》，连载了梁子范的一篇文章，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两大支柱——“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提出了质疑。梁子范认为“合理化是私人经济的秘诀”，而私人经济又是“过去一百年经济进步的源泉”，相反，“公经济多流于不经济”。对于当时一般舆论普遍看好的“国有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化”不仅在生产上是低效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在官吏式的营业里，不说营业者没有企业家的胆识和经验，他们也处处擎肘政治，没有全力以应付政治的可能。”[9]1934年4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声明对于政府干涉经济不敢苟同：“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盲目的建设不如无为的休息。”[10]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一样，胡适等人事实上把政府视为一种“必要的恶”，在内心深处想建立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格局，胡适指出：“我看此时最好的办法是一种无为的政治，‘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换句话说，这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力缩小到警察权：只要能维持人民的治安，别的建设事业可以暂时不管。人民有了治安，自然会用他们的余力去发展积极的事业。”[11]丁文江则从民族主义近代化和实用理性立场出发，主张“新独裁主义”，并把它作为“统制经济”先决条件。他描述当时情形说：“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但是，民国建立23年来，“我们亲眼看见许多从国外输入的主义和制度，一到了中国不久就改头换面。”他认为，统制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如真正统一的政府、收回租界并取消不平等条约、行政制度彻底现代化等等。他指出，在国家危亡之际，“以为用统制经济的政策，可以促进政治的统一，缩小外国的势力，改良行政的系统”，这种想法“不但是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