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中村庄经济的变迁

工业化进程中村庄经济的变迁1——以东部地区的一个发达村庄为例苑鹏一、引言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出现明显放慢的趋势，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特别是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而这一时期也恰恰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工业化进程进入中期发展阶段、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的标志是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给从长期全面短缺变为了相对过剩。近几年来，尽管政府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以及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降低农民负担等多项政策措施，从“多予”、“少取”、“放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但是农民增收难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而城乡居民收入又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是否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它是否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或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工业化中，劳动生产率明显增长，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低，农业部门占总产值比重的长期下降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工业化进程对于农业最主要也是最明显的影响是通过价格机制对“农产品的需要发生变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后，由于收入增加，人们对较好食物的需求增加，以及对某些工业原料需求的增长将提高对这些初级产品的需要，从而引起农业种植结构的改变或重新定位，以及由此引起农场内部组织的调整。工业化带来了社会观念的改变，为农业注入了“企业创建精神”（Enterprisingspirit），打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经营，出现了为实现利润、甚至是为企业本身的发展而经营企业。工业化过程也是“资本化”的过程，资本的贡献率超过了劳动的贡献率，劳动在农业收入中的绝对份额和相对份额都在下降。工业化过程除了伴随着持续或长期的从农业转入其他生产部门的职业转移以外，各种生产部门之间还有“季节性的”及“周期性的”劳动转换。前者是由农业的生产特点决定的，而后者则是与经济周期相联系。在经济萧条期，那些“最后转入者”往往成为“最先排出者”。这些工人大多又回到原来的农业中，引发“变相失业”。在工业品市场，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市场垄断，农民作为买者，对于同等货物所支付的价格将高于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价格。同样地，在存在着“买方垄断”的市场竞争下，农民所出售商品的价格要低于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水平2。发展经济学基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总结出的关于工业化对于农业结构转变、农户经营转型、劳动力转移、以及市场条件改变等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是的话，可否利用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传统社区资源来缓解广大小民在工业化中的痛苦分化、改善他们的市场境遇？本文试图从典型个案研究的“旁门”入手，通过对辽东半岛发达村庄福安村在工业化中的经济演变过程分析，探索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改善农户在工业化中的不利地位、提高农民的市场竞争地位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第二部分回顾福安村抓住宏观经济发展的各个有利机会，领导村民大力发展工业、初步实现农村社区工业化3的发展历程；第三部分描述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以来，福安村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从工业“退回”到农业，引导农户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经济转型过程；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将总结概括发达村庄在工业化进程中有效进行内部资源整合的基本经验；最后部分探索如何通过组织创新、实现社区组织配置资源的可持续性、提高农户市场竞争力问题。二、发展工业：初步实现农村工业化（一）村庄非农化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历史积累1、历史上有记载的工商活动据当地镇志记载，历史上福安村原属镇区，1937年才独立建村。早在18世纪30年代，该镇就有了鲁、晋、直三省商业会馆，商贾云集，成为本地区的商业中心。19世纪50年代，山西移民在镇内建立了一家规模较大的造酒厂，年产量12万公斤，产品除了在本地销售以外，还销往周边县。到了清朝末年，当地又发展了酿造业、榨油业、铁器业等，并带动了商业的发展，连周边外省市牛马市的牲畜也转来交易。到1936年，当地大小商号发展到139家，并产生出几家著名的商号。与此同时，本地的商务会馆再次发达起来，成立独立商会，会长由当地最大的烧酒厂的老板担任，会员则来自当地的一些商号。商业的发达进一步带动了当地教育、邮电、交通等事业的发展。清末民初，当地盛行私塾，并陆续建立了6～7家学馆。民国初年，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中，女子也开始走进学校。1895年当地就设立了邮政分局；1910年又设立县长途电话局分局。1929年，开通至县城的公共汽车；1937年，鞍山电网向当地供电。2、利用社会资本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尽管比邻鞍钢，但是建国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受城乡割据的宏观经济政策限制，福安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以农业生产为主，非农生产主要集中在为村民生产、生活服务为主的粮谷加工房、铁匠炉、手工编织组、缝纫组等小手工作坊。在同期，福安曾与鞍山蔬菜公司签订来料加工合同，为其生产粉条，常年职工20人，高峰时期参与人数达到上百人，但是持续时间不长4。工业的真正起步是在1962年，当时国家对农村工副业发展的口子被放开，福安刚好接受了一批在鞍钢、包钢等地工作的本村籍返乡职工，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本和技术力量，福安建起了集体的第一家小型预制板厂，总投资不足4000元，全部来自集体的积累，职工20余人，沙石原料以本地自产为主，产品销往鞍山建筑市场，企业建成后当年获益，每年可为集体创收2万元左右，数额在当时十分可观。福安一鼓作气，1964年又利用这批人成立起机修队，瞄准鞍钢市场，为企业开展各种维修和设备检修业务，并首次采取承包制的经营方式，完成集体承包款后，余下全部归己。机修队因此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在开展维修业务基础上，着手组织产品生产，加工订单签到了石家庄，全队员工一下扩展到70余人，正当全队紧锣密鼓、准备大干一场时，被“四清”工作队发现并上报，结果省、市、县组成联合调查组处理此事，机修队被查封，预制板厂也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被迫关闭。这之后，在全国“以粮为纲”的战略方针下，福安村的工副业发展一蹶不振，陷入低潮。工副业收入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比例从1963年的20%以上，下降到60年代后期的15%左右5。文革期间，福安村开始接受鞍钢汽车厂职工的知青子女，原本就存在的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随着知青的不断涌入愈益尖锐，村集体一直寻求发展机会，当1976年外界政治气候出现转机后，福安村取得鞍钢汽车厂的资助，在村青年点建起了1座马蹄炉，为鞍钢某企业生产火车刹车闸瓦；后来，又发展起有色铸造加工。到1978年，福安村工副业总收入22.41万元，占集体总收入的36%。工业生产开始在福安村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6。(二)大力发展工业：初步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目标福村集体经济发展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全面推进社区的工业化，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逐步实施，在当地政府的鼓励和倡导下，一部分有务工经商经验的农民首先脱离生产队外出单干，而福安村集体的干部则是倾力出动，除了留守一人看家外，其余干部全部外出，利用与鞍钢的各种社会关系渠道寻找新项目。当年就组建了一家生产工业品的新企业“福安综合厂”。生产原料主要从鞍钢、本钢购进，产品也主要销往鞍山地区和大庆等地。工厂利用原来生产队遗留下来的老厂房，生产设备以购进二手货和自制为主。2万元的总投资全部来自集体的积累金。工厂厂长由曾在包钢工作过近10年、熟悉工业生产、懂技术的生产大队副大队长兼任；同时聘请5名家住福安村的鞍钢退休职工作工厂的技术指导；工厂职工在村内各队中选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家里无务工人员、生活比较困难的男青年入厂7。按照这样的发展模式，福安村的工业企业一年上一个台阶。1984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开创社队企业发展新局面后，福安村的工业发展曾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当地银行系统在本地政府的鼓励和直接指挥下，向本地乡镇企业大量贷款，同时当地政府支持乡镇企业多渠道融资，企业的投融资环境空前宽松。在此背景下，福安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从原来的依靠集体滚雪团式的自我积累转向越来越多依靠自有资金、外部贷款、单位拆借和个人集资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到80年代中后期，福安村相继建起了村集体的两大支柱企业：红砖厂（1986）和带钢厂（1987）。其中，红砖厂投资46万元，村集体自有投资仅2万元，不足5%；银行贷款9万元，其余全部来自单位间的拆借；而带钢厂总投资为71.4万元，其中集体投资31.4万元（包括20万元的旧厂房作价，实投11.4万元），银行贷款30万元，个人集资10万元。红砖厂当年就收回全部投资，而带钢厂1993年跨入辽宁省百强乡镇企业行列，当年全厂职工197人，总资产近1200万元，工业销售产值逾6000万元，总利润近400万元。两个村集体骨干企业的成功经营，奠定了福安村工业企业在全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8。1988年，中央开始了宏观经济的治理整顿，并提出了要关、停、并、转一部分乡镇企业。福安乡镇企业发展因此受到影响，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村集体基本没有再上新的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掀起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热浪。福安村所在镇开始创建经济特区。福安村抓住机遇，制定了“筑巢引凤”的新发展战略，投资500万元（其中集体投资300万元，银行贷款、单位拆借各100万元），率先建立了全镇第一个工业小区。内设25个标准化厂区单元，每个单元5000平方米；每个厂区内配有办公楼，水、电、热等供给系统，以及光缆程控电话等。第二年，福安村又计划在其对面投资400万元兴建客房部为主的度假村，作为工业小区的配套工程建设。然而，自1993年下半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后，工业小区及全村工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于是福安村决定实施战略转移，把发展重点转移到第三产业，扩大度假村建设规模，集旅游、商务、娱乐、餐饮等多功能为一体，并力争使其成为福安村新的支柱产业。度假村最后总投资1200万元，其中村自有资金800万元，银行贷款400万元。1994年秋，占地8万平方米的杏花度假村正式竣工9。到1993年，福安村农村经济总收入24693万元，其中非农业收入24168万元，占农村总收入的98％；非农收入中的工业收入21087万元，其中集体工业收入20342万元，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82％。本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60%10，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100元，80%以上来自工业收入。当年村集体可支配收入达到641万元，主要来自企业上交承包费和土地租赁费收入；相应地，当年村集体支出的632万元中，85%用于工业小区和度假村的建设，同时村集体提供社区公共物品的功能明显增强，主要表现在村集体提供中小学义务教育支出、村庄道路与环境卫生支出大幅度增加11。三、开发现代农业：工业化中期的战略转型（一）背景：宏观经济环境改变与企业改制90年代初中期，福安村的经济发展随着工业小区和度假村的相继建成达到了一个新高峰。1994年福安村党支部书记被当地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改革发展的头雁”。正当福安村向更高程度的工业化目标搏击时，市场环境的急转直下以及当地投资环境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福安村的非农产业发展陷入了困境。首先，国内钢铁初级产品市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买方市场格局基本形成。村工业企业的原料与产品主要依托的市场——鞍钢进入了生产低迷期，面对市场的挑战，鞍钢重新确立了以技术创新为重点，大力推进钢材品种质量高级化的产业优化升级战略。本地区大量以高能耗、传统落后技术为主的低质大宗钢铁初级产品受到了严重的市场冲击，不少小轧钢厂在结构调整的大潮中破产、倒闭。以带钢厂为代表的村工业企业程度不同的受到影响，工业区内的一些企业生产被迫停产，村里的工业小加工点大多关闭，在村企业工作的部分村民职工和个体企业主被迫陆续返回农业。随后，福安村所属的经济特区招商引资也因鞍钢经济形势的下滑受到影响，拟计划建设的韩国科技园区迟迟吸引不到外商投资，由于缺乏市场人气，度假村正式营业后不仅就陷入了瘫痪状态。村集体的承包收入和租赁收入明显下滑。以村工业区为例，40%的企业无法按时缴纳租赁费。同时，严重地影响了村集体的正常还贷计划。与此同时，以股份合作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