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调控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调控（上）2010-3-2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反周期调节的一种手段，它通过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以保持经济和社会平稳发展，防止经济发展出现大幅波动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动荡和其他不利的后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分为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两大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是采取行政管制手段直接进行调控，使政府意志贯彻于经济发展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失灵是造成经济发展波动的主要原因，政府一般很少采用行政管制干预的办法，而是以采用经济、政策、规划、信息等间接调控手段为主，去纠正市场失灵产生的资源配置的非效率性。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常常超出国家计划（规划）并带来物资供应和基础设施紧张等问题，因此，在大多数时间内是通过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增长“过热”；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需求不足的问题，防止经济增长“偏冷”也成为一定时期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1.防止经济增长“过热”的调控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我国政府为压低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控进行了6次：第一次是1979～1981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加快经济建设成为全国的统一认识，并开始走上轨道。国家制定了宏伟的建设计划，1977年4－5月召开的“工业学大庆”会议，提出了“要有十来个大庆”，在当年11－1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达到2.5亿吨，为此拟定了基本建设的庞大计划，全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要建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6条铁路干线和几个大港口。于是，在1978年开始了建设规模的大扩展，当年基本建设投资从上年的312亿元增加到417亿元，增长33.7%,能源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45.8%，交通运输投资增长28.2%,水利投资增长21.8%,都是当时较高的增长速度。基本建设战线出现了过热现象，使当时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持，出现了经济发展失调的局面。为解决1978年大上项目引起的投资膨胀问题，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之后，中央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停缓建大中型项目295个、小型项目1600多个，部分停缓建项目584个，压缩投资规模115亿元；1980年又停缓建大中型项目120个、小型项目839个，部分停缓建项目406个，压缩投资规模98亿元，导致1981年的全社会投资增长幅度下降为5.5%，并使GDP的增长从1978年的11.7%一路下滑到1981年的5.2%。第二次是1985～1986年经过1982～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成效，城市改革开始起步，国家向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下放了部分投资决策权，乡镇企业等民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投资主体形成了多元化，经济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全社会投资在1984年增长达到28.2%，1985年增长则进一步提高到38.8%。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使能源、交通、通信和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出现短缺和各种价格的快速上涨，1985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8.8%，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8.7%，都远高于前几年不到2%的增长幅度。为减少投资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压力，中央政府在1985年3－4月召开的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要“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和“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当年派出工作组到各地清理建设项目，共停建项目630个，缓建项目679个，并压缩和取消了200个项目的部分建设内容，减少投资80亿元。使投资增长在1986年回落到22.7%，GDP增长从1984年的15.2%下降到1986年的8.8%。第三次是1988下半年～1989年由于中央政府在1988年5月提出准备物价“闯关”，导致在下半年出现居民抢购高潮，造成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当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达到18.5%；旺盛的需求推动企业加大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建设规模迅速膨胀，建设物资供应紧张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当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了16.2%。为控制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国务院在1988年派出10个工作组奔赴全国各地清理建设项目，到年底共停缓建项目14000多个，压缩总投资432亿元。投资增长从1988年的25.4%迅速下降为1989年的-7.2%，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年中唯一的负增长。GDP的增长则从199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并在1990年继续下降到3.8%，是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幅度最低的一年。第四次是1993年4月～1997年在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方讲话之后，在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精神的鼓舞下，全国掀起了经济建设的新高潮，各地纷纷建立各种开发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房地产开发遍地开花，使1992年的投资增长达到44.4%，1993年则高攀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增长幅度61.8%。蓬勃发展的投资建设使物资供应和基础设施都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并促使相关行业的建设投资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针对1993年表现出的投资高速增长和开发区热，国务院在当年4月发文件，制止乱集资，乱拆借，强调加强债券管理，5月又发文件，清理开发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6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十六条）开始全面进行宏观调控。中央在1993年派出调查组，之后又在1994和1995连续两年派出投资检查组到投资增长过快的地区进行检查，取消了几千个没有经过中央和省级政府批准的开发区。除了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还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采用了提高贷款利息，控制贷款规模，制止企业间借贷，清理民间集资借贷等间接调控的办法。货币从紧阻断了许多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使一些项目不得不停建或缓建。这次调控究竟根据政府命令停建或缓建以及因资金中断自行停建了多少项目，至今没有公布过统计数据。但投资增长幅度连续几年迅速下降,从1993年的61.8%，经过1994年的30.4%、1995年的17.5%、1996年的14.8%，到1997年下降为8.8%。与此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逐年减弱，到1996年底出现大面积亏损，在当时原国家经贸委统计的14个大行业中，有13个是全行业亏损，但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仍确定在1998年要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1997年各项统计数据出来之后，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用了长达5年的时间，直到2002年才彻底扭转局面。GDP的增长在1999年达到7.6%的低点。第五次是2004年4月～2005年6月。经过1998-2002年连续5年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2003年之后再次出现了投资高速增长和开发区热，2004年前两个月的城镇投资同比增长高达53.0%，1季度全社会投资增长43.0%，全国各类开发区的总数达到6000多个。为防止经济增长出现“过热”，2004年4月，由国家出面停止了江苏常州“铁本”钢铁项目的建设，之后由国家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9个工作组到各地进行重点检查，并责令各省重点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等9类项目和开发区进行清理。国家在项目审批，土地控制，贷款限制、提高存款准备金比例等方面制定了十几项新政策，对投资进行调控。国家发改委2004年9月17日宣布：此次全国共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70600个，总投资规模172744亿元。国土资源部在2004年12月底宣布：全国共核减各类开发区4813个，占总数的70%；压缩规划面积249万公顷，占全部开发区规划面积的65%；退还农民耕种面积26.17万公顷。会同有关部委清查81962个新上项目用地，涉及土地面积79.26万公顷；清查出违法占用土地项目7184个，涉及土地面积3.65万公顷；对停建、暂停并限期整改及取消立项的7077个项目，分别采取了停止办理用地手续、停止后续供地、停止发放土地证、收回土地等处置措施。并对一批涉案干部给予了行政处分、党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等处罚。通过这样的检查、清理和处理，很快就取得了明显效果，5月份当月的投资增长幅度下降为18.5%，上半年，全社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28.6%，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比1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前3个季度全社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27.7%,比上半年又回落0.9个百分点,低于上年同期2.8个百分点,2004年全社会投资增长26.6%，比2003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第六次是2006年4月～2008年6月2006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再次表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第1季度，GDP同比增长10.2%，明显高于上年同期9.9%的增速，全社会投资同比增长27.7%，比上年同期加快4.9个百分点；上半年GDP同比增长达到10.9%，全社会投资增长29.8%，分别比上年同期高了0.9和4.4个百分点；1季度新增贷款12500多亿元，超过全年计划控制目标的一半，3月末M2增长18.8%，与2004年同期相接近。于是关于经济是否“过热”，特别是投资是否“过热”以及投资率是否“过高”的争论再次兴起。在4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和控制货币信贷投放的政策措施。并在4月份上调了存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国务院6月份转发了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的《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的意见》，开始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要求各地全面清理新开工项目，严格审查各类拟建项目，金融机构要从严控制基本建设贷款投放。之后上调了一些投资建设项目的资本金比例，规定地方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要到国家发改委备案，并派出工作组到各地加强督促检查。同时国家改变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开始紧缩货币供应，从2006年7月到11月连续3次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7.5%上调到9.0%；并在8月又上调了存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这些措施使投资增速逐月有所下降，2006年全社会投资增长下降为23.9%，比上半年下降5.9个百分点。但是，由于消费和出口增长较快，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降下来，当年GDP增长达到11.6%，比2005年高出1.2个百分点。进入2007年之后，在“三驾马车”都快速发展的带动下，经济继续快速增长，上半年GDP增长达到12.7%。由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快速上涨和国内猪肉出现供应紧张，导致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结构性上涨，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也都快速上涨的局面。面对经济发展的火爆形势和价格的快速上涨，国家的货币政策快速向从紧转变，除了严格控制贷款总规模之外，10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几乎每个月一次，到12月底时达到14.5%，是中国人民银行1985年统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之后的最高比率；并6次上调了存贷款利率，到年底时1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从年初的6.12%提高到7.47%，5年期从6.48%提高到7.74%。还采用提高税率和购房首付率、土地控制等政策防止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虽然GDP的增长从第3季度开始放缓，但全年经济仍是快速增长，GDP增长达到13.0%，投资增长回升到24.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增长16.8%，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增长23.5%，全年累计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经济增长从2007年第3季度已开始下行，到2008年上半年，GDP比上年同期增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第2季度比上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而且国际金融危机对出口的影响已日益显露，出口企业得到的国外订单从2007年第4季度就开始大量减少，预示2008年下半年的出口将大幅度下降。但由于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增长仍然处于较快的态势，在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08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明确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决定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这种方针的指引下，在经济增长已表现出不景气的2008年上半年又上调了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