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1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李善同：“十二五”时期至2030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43期2010-9-21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到200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各项社会事业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和发展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展望“十二五”时期以至更长时期，我国仍然处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既存在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不少挑战。从国际环境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长受到冲击，多极化国际格局正在发展。从国内来看，一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和趋势没有改变；另一方面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增长方式粗放和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进一步显现。因此需要对“十二五”时期及更长时期内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前景进行分析，以便增强预见性，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望“十二五”时期以至到2030的发展环境，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技术和要素等各个层面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将发生重要的变化。（一）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盛行，但从长期看，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还将占据主导地位。本轮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要的冲击，许多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了经济衰退，总体来看全面的经济复苏尚待时日。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各国为了救助本国的经济和就业，很可能倾向于出台各种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措施以保护本国的市场和就业，另外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很有可能导致国家干预和保护的强化。当然，过多的国家干预和贸易既不能快速解决危机所带来的后果，也不利于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因此，从长期看，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还将主导全球经济增长。但短期内，贸易保护抬头可能损害国际贸易的发展，由于中国是出口大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保护措施可能增加，从而对中国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二）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将成为国际不稳定格局的重要的因素。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很多方面产生了威胁，例如，海平面的抬升、水资源的获得、粮食生产、生物物种的变化、健康、土地使用和环境等方面，对于人类的生活和财富产生重大影响。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市场失灵现象。减轻气候变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需要国际间的协调行动，就气候政策的长期目标达成共识，建立有效合作的机构，一些主要国家需要表现出负责任的形象，努力建立对其他方的信任。但是就这些2问题达成共识并采取协调行动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困难，相关的争议将可能成为国际上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三）新的技术革命领域将是未来经济的新增长点，技术扩散效应加强。未来全球科技将发生一系列突破，并表现出新的竞争特点，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全球科技产生跨越式发展的主要领域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命科学和技术将是新的战略突破口，可能成为21世纪最值得关注的主导技术群；（2）信息科学和技术在未来30年内仍将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将表现出以技术应用和市场需求为主导，通信、计算机与其他产业不断融合的发展趋势；（3）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先进制造技术将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集成化、智能化、柔性化，并将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4）在纳米技术等物质科学的推动下，材料科学和技术也将是现代高科技前沿最为活跃的领域；（5）资源、环境、空间科学和技术得到更大发展，节能、储能及新能源技术将备受关注，以解决不断突出的供需矛盾；（6）航空航天技术将更加成熟，活动空间更为广阔。地球和海洋科学将不断拓展人类新的生存和活动空间，帮助人类更彻底地了解并掌握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未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全球化的效应，世界科技将呈现多极化的趋势。在全球化效应的持续驱动下，人才、资金、技术、信息、货物等要素流动的边界壁垒不断下降，科技资源全球流动，科技活动规范和标准逐步统一，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全球布局，以“大科学”项目为标志的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加强。（四）全球大宗资源能源类商品供需将呈现基本平衡状态，但受其分布不均衡的影响，大宗资源能源类商品全球化战略将成为各国必然选择。大宗资源能源类商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未来随着全球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全球大宗资源能源类商品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大宗资源能源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也将越来越明显。综合国际能源署和美国能源署对未来能源需求的预测结果，2005-2030年间，全球能源需求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75%左右，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源泉，发达国家能源需求将持续在高位徘徊。虽然未来全球对大宗资源能源类商品需求不断增长，但根据全球大宗资源能源类商品的已探明储量或预测产量，大宗资源能源类商品供给总体能满足需求，呈现基本平衡状态。尽管未来全球大宗资源能源类商品供需将基本平衡，但其分布极不均衡。目前世界40种主要矿石中，有13种矿产75%以上的储量集中在3个国家，有23种矿产75%以上的储量集中在5个国家。世界石油储量57%集中在中东地区；天然气储量72%集中在中东、东欧及前苏联地区；煤探明可采储量53%集中在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有色金属中，铜、铅、锌、铝、金、银等50%以上储量集中在3-5个国家。非金属矿产资源中，钾盐近75%的储量分布在加拿大和俄罗斯。由于矿产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均衡性，使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自身资源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大宗资源能源商品全球化战略将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在这种全球化战略的影响下，各国为促进经济发展，对大宗资源能源类商品的争夺将更为激烈。（五）多极化国际格局将形成。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多极化的国际局面并没有实现，实际上是美国一极独大，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得到加强。但是，随着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发展，尤其是“金砖四国”的发展，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趋势逐步显现，在未来的20-30年内，真正的多极化国际格局将形成。在此背景下，国际事务以及各种体制安排将不再是由一两个或几个大国所控制，而将越来越多地由拥有和行使多种权力的许多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来共同主导。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会相应增大。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我国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期望和要求，也会不断提高。（六）中国国内的改革将遇到严峻挑战，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的难度加大。由于地区、城乡以及要素间利益分配差异的扩大，中国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比率1990年为2.6倍，2008年扩大到3.33倍。中国的地区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显著扩大，未按人口加权的人均GDP计算的GINI系数从1990年的0.276增长到2000年的0.347，在2003年达到峰值0.35之后略为下降至2007年的0.316，地区之间的差距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发展不和谐的重要现象。从要素间的分配看，中国劳动力报酬占GDP的份额偏低，1990-2006年间劳动力报酬的份额持续下降，由1990年的约53%下降到2006年的约40%。劳动力份额偏低会扩大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要素间的利益分配差异既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投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资源）管理体制等有关，这些攻坚式的改革涉及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改革的难度更大，难以立竿见影。（七）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中国的人口自21世纪初以来，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增长阶段。有研究表明，中国人口数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人口总量开始逐步下降，由低水平增长阶段过渡到负增长阶段。2015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一个转折点，劳动力的供给量将会由增长转为逐步下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力数量增速减缓甚至下降所带来的后果，例如，197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9年，2007年为7.5年。考虑到未来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应该可以达到10年。资本积累方面，改革开放前（1952-1978）为9.3%的增长速度，1979-1998年为10%，1999-2007年为13.5%，这样高的资本积累速度主要是源于中国较高的储蓄率，但人口老龄化的来临，有可能增加国内储蓄率的不确定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迅速的老龄化过程，使得这个问题尤其突出。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高达1.69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1.9%，老年抚养比（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17.1%，接近经合组织国家1990年18.6%的水平。人口老龄化影响国民整体储蓄水平，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将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另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一直是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劳动力成本会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同时，在沿海地区土地4成本的快速上升，也会抵消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这可能加剧我国与其他低收入国家在成熟产业领域的竞争，也可能导致外资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进一步加大中国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战略性资源储量（包括水资源、矿产资源和能源）以及环境容量的不足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制约。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将面临能源供给、生产能力、运输能力和废气排放的环境容量不足的困难。同时，资源价格的提高将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由于中国距离世界技术前沿接近，后发优势缩小，迫切需要更多的自主创新投入和创新体制改革，如果这些措施能够顺利到位，预计未来还将可以保持过去的技术进步速度。（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将继续发展。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为18%，2009年已经上升为46.6%，约3.5亿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过去10年基本上每年上升1.2个百分点，未来可能只会保持每年0.7个—0.9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城市化及其带来的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一方面将直接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也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提出更多的要求而带动投资需求的增长。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各个区域的工业化程度差异很大，如2005年东部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已经达到了78，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东北地区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45，进入工业化中期前半阶段，而中部和西部的工业化水平指数为30和25，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工业化水平呈现递减，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明显。未来20年内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逐步完成，各个区域之间的工业化程度差异将缩小。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也会加剧一些结构性矛盾。如（1）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的上升，有可能加剧劳动力总量关系的失衡。（2）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可能导致更多“三无”农民的产生。（3）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增长的成本有可能上升，例如，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成本都将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本也会增加。二、“十二五”时期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分析根据前面的分析，“十二五”时期以至未来20年左右将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不仅面临国内继续深化改革的压力和能源资源约束，面临国际上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也存在很多重要的机遇。在这种复杂的情境下，不同的发展战略选择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采用情景分析法对“十二五”时期至2030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进行模拟分析，从而揭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及可能的政策选择。（一）模型介绍。这里我们所采用的分析模型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