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国家调控体系之微观宏观双层次演化研究

现代经济国家调控体系之微观宏观双层次演化研究----兼论转型国家前后两次转型的不对称复杂性王至元内容提要：现代市场经济由历史演化而形成了复杂多重的国家调控体系（涉及行政、立法、司法），它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基本层次的多种调控形式,而国家微观调控形式尤为复杂多样。因此，泛用“政府宏观调控”概念是错误的。当代转型国家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体制大转型：自前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的第一次转型中，国家调控体系被全面微观化和简单化了；而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二次转型中，国家调控体系将通过微观与宏观双层次演化而重新复杂化。前后两次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是明显不对称的，第二次转型要复杂困难得多，自然也需要经历更长的转型时期。关键词：国家调控体系演化微观调控宏观调控复杂化不对称性引言：从现代经济的两类三次大转型及时下泛用“政府宏观调控”之误说起现代经济发生了两类三次体制大转型：第一类转型是从自由放任型古典市场经济到国家干预型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它从根本上讲只有一次，因为尽管后来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减少了国家干预，但并未回到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本质上仍是国家调控型市场经济；第二类转型则有两次，第一次是从（具体发展阶段、体制形态不尽相同的）前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转型，第二次则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复归性转型。本文的重点是研究第二类的两次转型，特别是其第二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调控型现代市场经济是这一转型的目标参照物，因而本文需要首先考察第一类转型中的国家调控体系演化。依据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系统，市场、国家、企业是其三种基本的制度形态（它们两两之间存在着复杂离散的中间形态系列）①，相应地，市场调节、国家调节、企业调节是三种基本的经济调节形式。本文主要关注的国家调控方式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至少包括微观、宏观两个基本层次，又涉及行政、立法、司法等不同部门，并要求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经济体制转型必然伴随经济调节方式包括国家调控体系的转型与演化。对国家调控方式转型的复杂性人们似乎注意不够，如中国自经济转型以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成为长期最流行的说法之一，大有把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调控等同为“政府宏观调控”之意；中央政府及其各部门在大讲宏观调控，从省到县的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也在大讲宏观调控。这样泛用“宏观调控”概念是正确的吗？答案是断然的否定。因为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调控既包括宏观调控也包括微观调控、微观管制（或译规制）；二者都是基本的。第二，（至少在通常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宏观调控职能和相应的手段，只有微观调控的职能和相应手段。第三，只有中央政府的综合部门才具备和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并具有相应的手段（如货币投放、利率调整等），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也并非都是宏观的，如对不同部门、地区实施区别性的货币财政手段的调控就是微观化的。第四，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它们与市场的关系也大不相同；如宏观调控对企-----------------------------①参见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5章，又参见Oliver•E•Willimson,MarketsandHierarchies:AnalysisandAntitrustImplication,NewYork:FreePress,1975.业的调节是一种通过市场机制的间接管理(故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之说)，而对企业的微观调控则是一种或保障或限制市场机制的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前者如关于财产权与合同交易的司法管理，后者如工资物价管制和劳保环保管制）。此外，国家调控也绝不能等同于政府调控，立法和司法部门也具有基本的调控管理职能，如人大经济立法和法院依法裁决。----因此，泛用“政府宏观调控”概念乃是一种概念术语混淆的简单化滥用，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1）丝毫无助于正确区分和运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微观调控和宏观调控两类国家调节方式，（2）丝毫无助于正确把握和实施从传统计划经济的全面微观管理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多形式（市场调节、国家调节、企业调节）、多层次、多部门、多手段复杂调控的深刻转变。例如，我国当前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关系民生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如农民工的合理待遇和劳动安全问题、城乡群众的看病难贵和上学难贵问题、环境保护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等，解决它们都主要与实行有效有力的微观调控、管制和改革有关。一、从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到国家干预型市场经济:国家调控体系的微观宏观双层次演化与复杂化市场经济发展早期重商主义性质的国家宏观调节暂且不论，20世纪之前的近代古典市场经济在国内经济的宏观领域的确具有某种自由放任主义的基本特征，总供求失衡导致的周期性过剩型经济危机听凭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国家微观管理是存在的并且具有基本的重要性，首先是保护私人财产和规范市场交易的司法管理，这本质上是一种微观规则管理（即所谓守夜人职能），后来扩大到对劳资关系和劳动保护的微观管制，如英国通过《工厂法》；其次是在市场失灵情况下负责组织公共工程建设和义务教育等，即早期的公共经济。斯密曾详细深入考察并强调了政府的公共职能，近代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对国家职能的理解绝非仅限于“守夜人”角色①。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逐渐显露了其在微观经济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的严重缺陷。先看微观经济。单纯的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解决诸多公共、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及合理价格问题，不能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保障问题、劳动保护和环境资源保护问题、过度垄断和恶性竞争问题、以至许多产品及服务的标准、质量与安全问题，等等。单纯市场机制造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格局从长远和整体看既危害社会公平又破坏了社会效率，为了保障人类文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互补充的协同作用。因此，从近代市场经济诞生以来，国家微观管理职能就在逐渐增加，可以称之为国家调控方式的微观化演进及相应复杂化。二次大战以后，现代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建设和对经济生活的微观管制及公共经济发展（后者必然要求相应的对国有资产的微观管理）到了极为广泛甚至过度的地步，上世纪80年代后的自由化改革使公共经济和微观管制有一定的收缩减少，但却绝没有也不会消亡。2001年美国一系列大公司（安然等）财务丑闻发生以及随后美国国会迅速通过加强公司财务监管的法律，标志性地清楚表明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适度而不过度的微观管理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困难在于“适度”的确定。庇古继承发展前人思想在20世纪初创立的旧福利经济学，为国家微观管制和福利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②。庇古运用基数效用、人际效用比较和边际效用递减等概念，分析国民收入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多少的关系，从而论证了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局限性。他创造性地区分提出了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或者说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的概念，考察揭示了经济外部性现象，试图阐明被喻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每人追求-----------------------------①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五篇第一章。②参见A•C•庇古：《福利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6第1版。自利达到社会最大共同福利）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失灵问题，进而论证了国家实行广泛微观调节以至发展某些国营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庇古还初步运用了有关制度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以说明市场机制失灵不一定成为政府干预的理由，因为存在干预成本使政府干预不一定有效，反而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但是，他对政府微观干预的局限性似乎仍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后来国家干预和政府管制过多的弊端逐渐显露，寻租现象蔓延，管制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政府失灵”问题，从而为减少国家干预与管制的自由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①。再看宏观经济。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由于缺乏国家宏观调节和社会保障制度而导致了周期性过剩经济危机，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催生了罗斯福新政的推行，新政的实质是国家放弃了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实行以财政政策为中心并伴有货币政策的国家宏观需求管理，通过调节市场机制而间接调节企业和家庭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对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货币经济的宏观总量调节，可以称之为国家调控方式的宏观化演进及相应复杂化。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并用的国家宏观调节，以求达到既扩大就业、促进增长又抑止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以及适当改善分配的目的，并在一定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效。现代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为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宏观调节提供了理论依据。凯恩斯继承发展前人思想，摒弃了?_伊、李嘉图等众多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_伊定理（这一定律为宏观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提出运用所谓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有效总需求不足的固有倾向，说明市场不可能自动出清的总供求失衡是市场运行的常态，以此揭示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从而论证实行国家宏观总量调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②。凯恩斯本人强调的是短期需求管理，忽略了结构变化，忽略了供给方面，倡导的是一种总量性的宏观需求管理。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后出现的滞胀危机即失业与通胀并发现象，使主张单纯宏观总需求调节的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陷入困境：依据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依据所谓失业与通胀交替的菲利普斯曲线，宏观有效需求不足产生失业，宏观需求过度导致通胀，因而失业和通胀不会同时发生，滞胀现象不应当出现。但是，滞胀现象毕竟普遍发生并持续存在了，无法再简单运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解释，于是出现了美英凯恩斯主义各派③④⑤、货币主义流-----------------------------①参见A•E•Kahn，TheEconomicsofRegulation:PrinciplesandInstitutions,NewYork:Wiley,1970.又见G•J•Stigler,TheCitizenandtheState:EssaysonRegulati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5.又见戈登•塔洛克：《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②参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又见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③参见J•Tobin,EssaysinEconomics:TheoryandPolicy,MITPress,1982.又见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十三章。又见L•R•Klein,TheEconomicsofSupplyandDeman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3.④参见J•E•Meade,D•VinesandJ•Maciejowski,Stagflation,Allen&Unwin,2vols,1981,1983.⑤参见N•Kaldor,TheScourgeofMonetar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派①以及瑞典学派（如伦德堡）、供给学派（拉弗等）和制度学派（米尔达尔、米恩斯等）等多种流派的不同理论解释并展开了激烈论争，但各派之间也存在重要的共同点，即不同程度地从不同方面均求助于微观经济学的结构性研究，并且注重供给方面：或是强调微观的部门供给结构变动（如农业、石油工业产品成本上升），或是强调微观的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如福利开支增加），或是强调市场的微观结构变动及工资升降不对称性（如劳工市场或供大于求产生失业而工资下降慢，或供不应求有职业空位而工资上涨快），或是强调微观的收入分配结构变动，等等；都是认为微观结构性的供求失衡最终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