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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宋元明清時期之文化與經濟摘要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國,到唐代已經中國化,因此促成宋初儒、釋、道三種學術匯流成理學,宋元明清時代的文化成就,就表現在理學的發展及考據學的行程方面。古代的科技,發展到宋元明清時期,由於經濟、商業的繁榮,提供科技發展一個絕佳的環境。以宗族為單位的團體責任制是中國社會安定的基石;科舉的發達與經濟的繁榮,使力圖上進的文人與只求溫飽庶民,各自發展出燦爛可觀的士人藝術與庶民文化,科舉並成為士人與庶民階層文化遇合與人才流動的樞紐。※單元目標◎探究宋元明清時期穩定社會結構及其思想背景。◎探究這時期經濟繁榮所造就之庶民文化的特色。◎探究科舉制度之意義與影響及所造就之士大夫文化發展成果。第一節宋元明清時期文化的成就從北宋開始,東北契丹、女真等半農半牧民族興起,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衝突交往的重點區段已由長城西段轉至長城東段。在文化上,遼、金與西夏都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尊奉儒家思想,以漢文為國際語言。因此,宋代是一個多民族政治分治的漢文化統一體。在公元四世紀(西晉永嘉之亂)、八世紀中葉(唐安史之亂)以及十二世紀(北宋靖康之難)分別遭受胡族侵擾的嚴重戰亂。因此,漢民族的生活重心逐漸由黃河流域向南移至長江流域,再進而移至東南沿海。東南沿海漢人大量外移始於明朝中葉以後,當地漢人或往海外貿易移植,或往內陸山區流徙開發。大陸漢人海外拓殖最成功的典型是台灣的開發,西元十七世紀中葉,入台的鄭成功更以有組織的軍事力量排除荷蘭的勢力,在台灣建立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是台灣納入中華民族體系的開端。中國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以漕運、絲織業、陶業、政治區域之劃分、戶口之升降、南北方人才的消長等項的變化最為明顯。早在唐末,朝廷的財政命脈即偏倚南方。宋定都汴京,主要原因就是為了遷就漕運,國家財賦大部份偏倚南方;元政府發展海運以利江南財賦往北運;明清兩代糧食由南北運,變成國家每年一次的大耗費。政治區域的劃分自唐末開始,就呈現南方分割愈細,北方無分而有兼併的現象,故宋代北方戶口即遠遜於南方;據根據北送神宗、哲宗時期,淮漢以南戶口大約佔天下三分之二。元代南北戶口數之比為十比一;明代布政司,南方有九個,北方只有四個;明代西南各省的開發及南海殖民的進展,都是南方繁榮的明證。經濟重心的南移,使得南方人逐漸富裕,有機會讀書,促成北宋中期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南方經世致用新儒學的發展,並帶動政治改革運動,提倡興學,獎勵士人,使得中國傳統文化更加普及,深入民間。元代也有南勝北衰的現象;明代在科舉考試上,訂定南北取士名額。人才偏於南方的情況,從宰相的籍貫也可以見到,宋代中葉以後宰相大都是南方人,明代宰相有三分之二是南方人。一、科舉制度的演進與漢民族的宗族自治中國歷代的選才制度,春秋以前是「世襲制」;戰國時期,逐漸實行「客卿制」,文武官員來自「養士」與「軍功」;兩漢時期實行「徵辟」和「察舉」制度,人才由地方官吏推薦保送;魏晉南北朝實行「九品中正制」,人才選用透過逐級考核評定;隋唐至明清一千三百年間則實施「科舉」考試制度。歷代各種官吏選拔方式,以科舉制度實行時間最長,對社會與文化的影響也最深遠。宋代科舉沿襲唐代,並在唐制的基礎上發展出下列六項特色:一是多科併為一科,宋初除明經、進士外,另有十多個科目,王安石變法時,併其他科目為進士一科;二是考試內容側重經義;三是考期定為三年一屆;四是進士分列等級;五是殿試成為定制;六是設鄉舉一級。此外,為了考試的公平,宋代科舉考試還定有彌封及謄錄法,宋代對科舉的建樹,主要在於奠定制度化與公平化的考試方式。明清兩代的科舉制度,更加嚴密與完備。其強化科舉的社會地位,亦就是授予通過初級與中級科舉考試者政治與社會地位;提高通過最高級考試、獲「進士」銜者的尊貴地位。自明代考試命題限定一律出自儒家經典《四書》與《五經》,考生答題時,立論一律要根據宋代大儒朱熹的《四書集注》,答題方式一律使用「八股文」體。文章的字數篇幅、段落的數目、各段的大意與語意等,在八股文體中都有嚴格的規範。這些規範用意在於達成思想的統一化與考試評分的公正化,其副作用則是造成考試本身與考生思想的僵化。科舉考試制度對社會結構產生重大影響始於宋代,科舉考試打開了平民入仕的公平管道。社會也就衍生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尚。從而,科舉考試制度不僅擔負為國舉才之責,也對社會組織結構的改組起了決定性作用。應舉的士人們也的確在他們所誦讀的儒家經典中學習到了「士以天下為己任」的自我期許;另經過他們的努力,儒家的忠孝節義觀念,也透過社會、鄉約、族規、家禮等各種方式深入民間,推廣於全社會。取得最基層功名的知識份子構成基層鄉紳,並成為村鎮百姓與官府的橋樑。中國所以能以極少量的行政人員統治如此龐大的帝國,主要是充分憑藉宗族自治力量的緣故。因此,歷朝的官方都極力扶植宗族自我約束管理的能力,鼓勵或認可各宗族制訂家法與族規。文字形式的家法族規內容周詳的規範首見於宋代,北宋范仲淹制訂「義莊規矩」作為管理章程,此後義莊在江南大量興起;到了南宋,朱熹提倡以「建祠堂、祭先祖、置祭田」為家禮三要素,此後即成為族規的基礎要件。明清大力提倡族權,家長或族長得依照「族規」、「家法」對家族成員實行嚴密的言行管教,清代雍正朝,確認族長各項權力的條例紛紛制定並編纂入律,國家法律明確承認宗族法的效力。由於家法族規具有準法律性質,起到補充國法的作用,因而在唐代以後的一千餘年間,它們顯然成了中華法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二、理學、實學與科學宋元明清時代的學術思想,以理學的發展及考據學的形成最為重要。理學的發展過程,全賴北宋五子(周敦頤─濂,程頤、程顥─洛,張載─關,朱熹─閩)及朱熹、陸象山等學者之推動,陸象山的理論到了明代經過王陽明的發揚,形成心學一派,於是宋代所開展的理學至此演變成朱熹理學與陸王心學二大派。理學還帶動中國社會迫切需要的社會救助工作。理學所帶動的社會救助工作,以三種有意義的方式出現,一是講學之人自行辦理社會救助(辦書院、訂鄉約、辦理義莊、社倉、保甲),為南宋以下七百年間中國社會安定的重要力量;二是在士人文化的影響下,帶動官方辦理社會救助(各州縣設立各種社會救助永久性機構,收養無依老人、孤兒,並收葬無主的死者);三是透過理學薰陶,感召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普遍組織行善團體,大力捐助老人堂、救生堂等等,在地方上的貢獻極大)。理學的流行,對社會的規範也有負面的影響。理學提倡禁慾主義,宋文化轉入「老僧」性格,沉靜而內向;理學的流行,帶動婦女社會地位之壓抑,並進而鼓舞纏足之風。由於印刷術的普及應用,讀書人口大增,官立學校不足,書院成了當時唯一的出路;此外,世亂失學及禪林精舍的影響,都是促成宋代書院產生的原因。書院是在漢代「精舍」、「學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北宋著名的書院有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嶽麓書院、河南登封嵩陽書院、河南商邱應天書院。書院最值得稱述的是講學制度,一般書院的教學都具有以下特點:(一)教學與研究結合,不少書院往往是一個地區或某個學派的學術中心;(二)經常有不同學派的學術交流;(三)注意獎掖後進;(四)既讀經也學文史,既讀古籍也讀當代著作;(五)強調創新,鼓勵獨立思考。這種追求學問、道德的真誠精神,是書院最吸引人之處。清雍正十一年(1733)才下令各省省會設置書院,以考課為中心,以八股為專業,為科舉作準備。不過還有民間所辦的書院,有一類是重視義理與經世之學的書院,還有一類是以講授詞章詩文為主的書院,另有一類是注重考據訓詁之學的書院,這些民辦的書院大都不重視八股。上述第三類書院繼承了漢學傳統,後更發展成清代的樸學。造成宋元時期科技蓬勃發展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社會經濟繁榮的影響,社會購買力的增加帶動科技進步,這是外在原因。二是由於理學勃興,養成人們理性探求各種知識的習慣,因而厚植科技發展的基礎,這是內在原因。這個時期,有許多科技的提升都因受到商業的需求而引起:造船與航海技術的提升源於遠洋貿易所需;棉紡織術與活字印刷術的提升與發明,源於商品需求人口的大量增加所致;製瓷技術的提升,則源於當時人的消費能力提高,要求生活用品之精益求精,不惜以重金易精瓷。由於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演進,中國古代書籍的傳佈及文化的傳播才能更快更廣。在天文曆算方面,南宋時,天文學家黃裳做了世界最早一幅石刻星圖。宋元時期天文數學家郭守敬製訂了《授時曆》,是古代最精密的一部曆法,也是使用時間最長的曆法。在醫學方面,南宋宋慈著《洗冤集錄》,把醫學原理應用到刑法的檢驗上,此書不但開創了中國的法醫學,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法醫學著作。在農學的研究與著作方面,南宋紹興年間,陳敷以親身體驗,研究江南水稻區的農業技術,寫成《農書》一部,此書是中國現存第一部專門討論南方水稻區的專書,並有系統的討論土地的利用與肥料的使用。元代王禎的《農書》,全書共分三個部份,第一〈農桑通訣〉乃農業總論。第二〈百穀譜〉。第三,〈農器圖譜集〉是全書的重心,記錄了當時通行的農業機械,甚至復原繪出古代已經失傳的農業機械。王禎《農書》另一項貢獻是把農家月令的重點,縮小在一幅小圖中名之〈授時圖〉,這種〈授時圖〉對農民來說,既明確又實用。明清時期農業著作以明末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最具代表性,輯錄了歷代有關農業生產、農業政策的經史典故及諸家議論、歷代土地制度、古代農家對於田制的論述及其個人的見解。《農政全書》可說是一本集中國古代農業科學大成的著作。《農政全書》另一項成就是有系統且集中地敘述屯墾、水利工程和荒政三項,徐光啟將他對農事的關懷,轉而注意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生活上。晚明是科學技術研究成果豐碩的時期,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對十六世紀以前的中國醫藥學進行了全面總結,是一部集藥物學大成的鉅著。徐宏祖所著《徐霞客游記》,是一部包容有地理學、地質地貌學、礦物學諸方面內容的地理學鉅著。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總結性地記述了農業、手工業各個重要方面的生產技術,成為中國古代科技史上一部里程碑的著作。在航海技術方面,中國早已掌握先進的航海技術,像使用羅盤、計程法(計算航速和航程的方法)、探測器(一般是用長繩繫結鐵器以測深的器具)、牽星(牽北極星)板、針路的記載及海圖的繪製等。海上航行,完全依靠指南針來導航,開闢了許多新航線、縮短了航程,加速並擴大了國際經貿與文化的交流。三、市民生活、民間信仰與通俗文藝宋代以降都市的發展,包括都市數目與人口數量的增加,還有都市住民生活型態的轉變。都市生活型態的轉變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作息時間延長,南北朝、隋唐商業活動僅限於白天,市街大門隨晨鐘暮鼓啟閉,到了晚唐,商業活動逐漸延長至夜間,宋太祖時,官方進一步取消三經以後禁夜市的規定。從此以後,各大都會隨著市民活動所需,出現了不夜城。活動空間方面,南北朝與隋唐皆明確劃分住宅區與商業區,不准沿區間道路兩旁開設商家,此項禁令也在晚唐漸有鬆動。到了宋代,只要納稅,任何地區均可設店營業,爾後在元、明、清,都不再嚴格區分住區與商業區。在休閒娛樂方面,從宋以下,最重要的娛樂與休閒場所當數「勾欄」、「瓦舍」與「茶坊」。勾欄與瓦舍是專供各式戲劇團、雜技團與說唱團體表演的專業場所,是市民重要的娛樂地方。茶坊除提供消渴、民間社交等場所外,還結合各色民間藝人,在茶座間推出各種小型說唱、表演節目,豐富了市民的生活。佛教到宋朝初年,由於印度受到回教民族毀滅性的入侵,佛教在十一世紀以後在印度消失;中國地區受到工商繁興、俗世文明成果的入侵,原始的佛教風貌在十一世紀以後,也在中國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漢化佛教已充滿庶民俗世生活的人間興味。此一時期最受大量民眾崇奉佛教宗派,即是最徹底調整教義、教儀,完全配合庶民需求,兼顧世俗生活的「淨土宗」。這種務實的宗教發展,不論佛教或道教,在教義上都表現出儒、釋、道融合的現象;並同時開始撰寫能闡釋三教合一精神的新經典「寶卷」。寶卷的內容包含儒家對五倫道德的提倡、佛家因果報應、勸善懲惡的教訓,以及道家平凡庶人成仙的故事;所使用的文辭則是潛顯的說唱及戲文用語。明末以來世俗宗教行為當中,最具民族與時代特色的當屬「功過格」的流行。功過格的理念基礎包括佛教因果報
本文标题:第四章宋元明清时期之文化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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