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专论

卷首语■经济专论深化改革的再思考黄卫平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及其比较研究辜胜阻——兼评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区域发展■宏观经济抓住新经济增长周期机遇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萧灼基2003·经济回顾与2004·宏观经济形势新特征本刊记者——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拉动经济增长：2004年消费的贡献率明显提升杨继瑞■企业发展论坛中小企业创业的核心要素与创业环境分析张玉利陈立新职业经理能代替职业管理吗？王颖生产型企业：如何培育核心竞争力陈丞陈烨■企业家纵横谈强化企业经营者的“核心能力”意识王锋人生，就是始终执着与不断折腾本刊记者——访金源化学集团总裁张和平企业家价值取向的现状与特征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4·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民营经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陈明德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努力繁荣县域经济卢湖山努力破除思想障碍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李谠关于推进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潘琦■参政议政关于培育自由职业者队伍促进就业与创业的建议黄关从较大幅度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是保持发展和稳定的最佳政策选择李世杰■调研报告中国留学回国人员发展情况调查和建议张国初梁丽娟张启明■金融关于国有商业银行困境与改革路径的思考潘建成何广文冯兴元构建面向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时旭辉■行业趋势提高附加价值：我国会展产业战略发展的关键应丽君张西振■博士论文电力产业垄断、竞争和管制理论研究综述张晓春政府在发展住宅消费信贷中该起什么作用李强深化改革的再思考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走共同富裕之路，达到全面小康。回顾中国经济成长、腾飞的历程，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东西，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应该看到，无论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政治经济环境，还是发展的经济、政策运行模式，都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特色。只有遵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深怀民本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办实事、求实效，才能引导人们走上共同富裕、全面小康之路。可以说，中国在实现了温饱之后，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历史跨越的市场化取向改革中，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基础，以有为政府为核心，以完善诚信市场体系为手段，以经济发展为目标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初步成功，正在形成以民为本、立足于民、民有民办民享的政策导向，最终将经济的活力、实力、动力、潜力体现为利国富民和社会文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的共同福利水平、坚持与时俱进、维系可持续发展、社会文明呈不断提高的本质性特征，出现人们所盼望的“经济活、社会稳，生活好、民风淳，干群和、面貌新”的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渐进深化，各个行业、各个地区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继续深入改革的成本明显上升。如何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做到平滑转轨，低成本、平稳、顺利地实现跨越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三个代表的经济理论前提思索信息，材料和能源一起被列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三种基本资源之一，历史上人们在开发材料与能源的过程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材料与能源在一个时点上是有限的，因而才有了“巴黎俱乐部”关于资源和环境的担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描述未来社会时，强调了财富的极大涌出，认为只有这样，人类才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书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可能使得现代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然而，如果传统的材料与能源供给是有限的，环境承载是有限的，财富的极大涌出便会受到制约，可以思考的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认定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诞生的大工业，事实上并未考虑到资源、能源、环境承载的有限性，因此人们在思考进一步深化改革时，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便浮上了台面。然而，在新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当信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源被人们普遍接受时，可否认为这种无限资源的诞生与处理，形成的全新的产业，某种程度上为共产主义的建立赋予了全新的物质基础，这对于解释人们因资源困境无法做到物质财富极大涌出的疑虑给予了某种启示，当然这需要人们从理论上给予新的分析，推进理论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全新的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发生转换时提出的，它的提出具有相应的社会经济的前提背景。二、社会新基层单元的构建是改革的减震器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以民为本。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如何完成转制，人员分流，而社会又保持相应的稳定，同时将新制度建设的成果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应有之意。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构建、完善新条件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单元，为进一步经济发展奠定新的社会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企业一般都具有至少两个职能：一方面，企业是生产单位，另一方面它也是全体员工的“单位”，负担着向“单位人”提供社会服务的功能，企业转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这些社会功能进行剥离，然而经验表明，这种剥离一旦有失误，便容易造成相应的社会震荡：过去企业在面对政府时是下级经营单位，但面对员工则具有提供相应的政府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如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幼儿园、子弟学校、食堂、医院、娱乐、养老、保险提供等，企业改制实际是在全面摆脱非生产性的社会功能，但这些功能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单元来承接，即应逐渐转移给社会去承担。但过去因社会上实际没有相应的社会单元承接这些必不可少的功能，形成了下岗工人被“抛向”社会但无人承接或承接不好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地区安定团结的局面。遵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进新文明社区建设，其重要性在于构建了新的社会单元，社区应该被建设成新的社会基本单元，承接原本由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由企业剥离出来的分流人员，剥离出来的社会服务，均在新社区的范围内得到安置和落实，这样做稳定了社会，提高了社会生活质量。员工从自然人变为经济人由企业改制完成，而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功能则由社区承担，彻底的将老式的“单位人”转变为新式的“社会人”，在减轻企业负担、企业得以有效经营的同时，企业原有的社会功能由新的社会单元很好地承接，在改革中“企业管生产、社区管生活”，可以避免震荡，维护社会稳定，理顺改革中政府、企业、员工、社会的关系，建立员工的新“归属感”，有了新的社会关系结构，不仅解决了广大群众在企业转制中的“后顾之忧”，而且积极地提高了广大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打造诚信，促进全面小康的实现中国经济目前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与社会诚信之间的矛盾。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指令与服从，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得市场中的参与者（包括民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地位是平等的。他们活动的基础是契约，而契约的基础是信用。中国市场缺乏的是信用基础，很难想象没有个人信用，却能产生很好的社会信用；而没有信用的市场对经济的发展很难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建设一个有诚信的市场体系，是发展经济的当务之急。社会信用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在过去很少有人使用信用卡，因此也不存在个人信用记录，也无法去考察每个人的诚信情况。在经济社会中，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没有个人信用就很难建立社会信用，而没有社会信用的建立，也就没有市场中的诚信。逻辑关系是：具有个人信用的社会，市场的中介和企业才可能讲信用，有序、有诚信的市场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在构建个人、社会、市场信用的全过程中，政府讲信用、办事有诚信则是一切社会诚信现象的集中表现。因为只有政府“言而有信”，以诚信为本，上行下效，诚实守信才可能蔚为社会风气。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原则下，政府的最高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民为本，引导民众走共同富裕之路，是政府的根本职责。因此，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以民为本的政府的任何行为具有必然的诚信基础，否则便失去了为民的本质。从理论上讲，任何劳动都具有私人性和社会性，只有当二者高度统一的时候，诚信才是必然的。只有员工个人身份摆脱单一生产要素身份的束缚，使得员工主人翁的责任感具有了新的基础。他们在为社会生产的同时，也能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利益有机地融合到这种生产中，即也是在为自己生产，人们才可能从社会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角度明白诚信的重要性。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只有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全面小康，才有可能形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融合，产生社会的诚信。四、重新定义资本市场功能资本市场对投资者、企业、政府来说，最大的功能是有效配置资源，即无论从微观和中观、还是从宏观的角度看，资金都应做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否则就会产生流动。目前中国股市最大的功能性风险是，它作为集资的手段极为有效，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极为无效，形成了过程的成功与结果的不成功两者之间的悖反。这种作法源于某种认识上的“误区”：国有企业的困难被有意无意地定位为主要是缺少资金，解困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就是解决国有企业的资金问题，在财政拿不出钱，又担心银行的不良资产会因企业的财务困难而加重的时候，人们的眼光开始转向了股市，希望从股市融资、“圈钱”来解决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从更深的层面讲，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国有企业的资金困难必须由其所有者——大众无偿出资（企业对于股市融资是不用偿还的）解决。坦白地讲，那种单纯利用股市来“圈钱”、指望股市为国有企业解困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使宝贵的资金流向相对没有效益的场所，尽管可以理解这种作法的良好初衷，但这种作法不仅对投入股市的资金有风险（但吃亏上当会教育投资者），而且对股市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某种程度上讲是中国股市在发展中面临着的根本性风险。长此以往，股市前景堪忧：长期资源的无效配置将会从根本上毁了股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代表，全权管理国有经济，具有对宏、微观经济运行的无限责任，并将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等同起来。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风险在股票、证券的换手中转移，政府至少对于微观经济承担的责任正在从无限转向有限，更多的经济风险则由股市上的投资者承担起来，风险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责任的减轻，这种情况更加要求主管部门从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了。五、投资结构的倾斜思考在2003年春天爆发的“Sars”疫情中，中国公共卫生的弱点暴露了出来。有学者讲，中国的公共卫生措施及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不相匹配的，笔者想讲的是，中国公共卫生开支的增长与国家税收增长是不匹配的，与财政开支的增长是不匹配的。某种角度讲，这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已经形成了反差，这一点在农村尤为明显。笔者曾经听闻，温家宝总理在农村视察时，总是在问村民，村里的婴儿有多少是在医院出生的，村里的老人有多少是在医院中去世的，工作作风的扎实可见一斑，但结果是两个15%，这又显现出了公共卫生设施的不足。大家都在讲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石，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够最终解决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三农”问题解决的难度，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要难得多。今天，西方国家很少不对农民进行补贴，它们是从高百分比的城市人口的税收中，补贴低百分比的农民人口的，中国却很难以低百分比的城市人口的税收来支撑高百分比的农村人口的补贴，这是中国的特殊性。目前，在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过渡期中，只能从投资结构方面进行调整，以支持农村的发展。除了财政加大投入力度外，金融机构在重点支持春种秋收期间农民购买化肥、种子、农业收割机具以及抗旱应急设施建设、重大病虫害防治、农副产品收购等应急资金需求之外，也应积极发放中西部农村人畜饮水、县乡公路、农村电网改造、农村公共医疗设施等国债项目配套贷款，稳定和支持发展农、林、牧、渔业生产，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定要以人为本，围绕全面小康的落实思考问题。世界任何政府的职责之一便是很好的解决就业问题，很难试想改革的结果是国企工人、政府干部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大量下岗、分流了，原有配合低工资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无偿福利取消没有了，而收入却无法相应弥补跟上，而且还要全社会共同负担改革成本。中国农村发展相对滞后，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增产不增收，这会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