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论文

中共抗战的经济困境及其成因--------基于电影《张思德》的历史思考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防”。正因为边区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它的巩固与发展就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前途和命运。而在巩固和发展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发展农村经济又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在八年抗战中，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使边区的农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本文以电影《张思德》为背景来研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状况。关键词陕甘宁、农村经济陕甘宁边区“北起长城之陕北府谷而跨宁夏之盐池，南迄宜川而达富县，东接黄河，西临宁夏至预旺、甘肃之固原。”因地处陕西的陕北、甘肃的陇东、宁夏的东南，故名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深甘宁边区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此艰苦的条件下，人民辛苦劳动，涌现出先进人物无数，张思德就是其中的一个，艰苦的环境造就不一样的人物。成因一、陕甘宁边区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及自然环境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共有23个县，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位于黄土高原中北部，地处干旱地带，“三年两头旱”，自然条件较差，长期以来由于天灾人祸，生产建设处于缓慢发展状态。陕甘宁边区的可耕地总面积约4千万亩，1937年实际耕地为8626006亩，尚有大部分的土地没有得到耕种。边区属于北温带大陆性气候，日照充足，气候温凉干燥，干旱少雨，无霜期短，这是边区气候的总体特征。但在个别地区气候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东南部温凉较湿润，中部地区温凉较干燥，西北和北部地区温凉干燥。边区的地形主要有“原地”和“川地”组成。“原地”地势平坦，但多为沟壑所切割。在雨水充足的年份，“原地”是主要的产粮区。边区境内的主要山脉有横山山脉、梁山山脉和乔山山脉，在山和山之间有河流冲积成的平地，就是“川地”，边区的川地狭长如带，土地肥沃，地势平坦，有的地方还可以引水灌溉，是边区最好的农业区。边区土壤一般以黄土为主，另有红勃土、石灰结核红土和各种冲积土。边区的高原和山地土壤含有大量的碳酸钙，故又称钙质土，呈弱碱性，含有大量矿物盐，极易被植物所吸收，但缺乏有机质和氮。如果在雨水充足的时候，即使肥料不充分，农作物也能够生长。边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煤炭、石油和食盐资源。“据中国地质调查所估计，陕西占全国煤炭储藏量26%，而陕西煤矿绝大部分在陕北一带。”边区的盐池、定边等地历史上就是有名的产盐区。所产池盐，粒大色白，称为大盐，在盐业史上也比较有名气。陕甘宁边区有九源、洛南、华池、分水岭、南桥山、关中、曲西七个林区，森林面积达到40000方里，树种有松、柏、杨、桦、橡、榆、槐、漆等种类。边区森林面积不小，但农业气候比较恶劣，首先是由于北部大沙漠干燥寒冷气候的影响，又加上人为的破坏，故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洛河流域、延河流域、葫芦河流域以及沮水、汾川、清涧河、大理河等地，因为人口的增加，砍伐现象严重，使森林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由于统计手段的落后和战争的影响，加之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的人口流动极其频繁，对于边区人口的统计很不精确。1944年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开发研究月末，边区政府民政厅统计边区的人口是1424786人。边区人口分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边区人口分布不均衡，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主要是东部黄河沿岸的几个县，人口多，密度大;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如三边分区和陇东的北部，人口少，密度小。第二，边区人口密度在全国属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第三，边区人口在抗战八年的流动较为频繁，多为劳动力的合理调剂和迁移。陕甘宁边区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在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采用了适合当地特点的经济发展政策。如在边币与法币的斗争中，边区政府充分的利用到了边区的丰富资源—食盐，边区政府对食盐的开发和利用是边区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保障。而边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边区的农业生产成为带动边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而边区的人口状况决定了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合作社的形式必须同当地农民的要求相适应。二、国民政府陕甘宁地区进行军事包围及经济封锁抗战前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工业相对落后而且地区布,工业大部分集中沿海沿江以及黄河与长江中下游两地。据统计,在全国的工厂总数中,分布于沿海,沿江各省的占90%以上。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全国族资本工的50%,全部资本额40%,全年生产额的46%[2]。而内各省的工业却微不足道,延安在抗战前没有工业。就是北迁的工业,在西北也是少得可怜,而且西北本身的发展也不平衡,80%的工业集中在陕西、西安、宝鸡和甘肃玉门带,形成秦宝工业区和“玉门油矿区”。特别是自1939年初始,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布匹、棉纱及各种生活日用品是封锁重点,只允许奢侈品如烟酒等物资进入边区,使边区无法获得必需的生产资料,无法同外界进行商品交换。而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对陕甘宁地区的封锁更加紧密，经济状况刻不容缓。特点抗日战争前，由于长期的封建剥削和战争的破环，边区的农村经济凋敝不堪。由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着统治地位，边区农村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土地集中普遍存在。如绥德辛店区延家岔乡有农户232户，耕地2923垧(每垧约3亩)，而14户地主占有耕地1934垧，占66％；在陇东镇原王原区四乡有耕地13069亩，两家地主就占有土地7400亩，占56．6％[3]。随着土地兼并，自耕农的土地渐渐减少，1933年，绥德佃农土地减少了1／6，农民把60％的土地押出[4]。无地或少地农民承受着高额地租的压迫剥削。“在陕西农村中，每户有地十亩以下的自耕贫农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三十(据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之统计)，这些农民因自己田地不够耕种，必须向地主租田。陕西田租甚高，有所谓五五、四六、三七、二八数种……普通佃租都在五五以上，大多数的农民，在交纳佃租以后，所剩无几，有时竟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边区农村金融枯竭，农民又受到高利贷的压迫和剥削，如在绥德“最可赚钱的事业第一便是高利贷。这里借钱最低月利三分，最高五分。也有一年借一元还两元的，俗名‘一年滚’。”有的地方贫雇农所负担的高利贷占他们全年总收入的45％一85％。农民还要受到苛捐杂税的剥削，据调查，抗战前延安每年固定的捐税有洋烟税、白地税、警察捐、维持费、灯头捐、印花税、修城费、驴驮捐、羊税、血税、剥皮税、羊毛税、契税等，临时捐税名目繁多，两项总计在40种以上。加上军阀拉丁、拉畜，官府拉差，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如时人所言：“沿途无日不见陕人夫携妻，母携子，肩负其生活所必需之简单物品，仆仆道上，面有忧色，询之，则皆家中颇有田亩，可称小康者，盖不胜捐税指派之累，羁押捕打之苦，将其田契贴诸城隍庙或县政府前，扶老携幼，离乡以去。”农村手工业也遭到巨大破坏，当时边区的工业是非常落后的，民间仅有一些小手工作坊和盐池炭窑，农村家庭纺织业也因外来纱布的大量涌人而消声匿迹。可以说，一切日用品都是仰赖外间输入的。”由此可以看出抗战前边区农村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处于不发展状态。尽管在土地革命时期，边区已经建立起苏维埃政权，部分地区已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得到了土地，但农村经济并没有得到恢复。总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十分落后的地区。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成为边区建设中最迫切的任务。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广泛的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这首先就是为了使边区由半自给自足迅速走向完全自给自足，更加有保障长期抗战军队的供给，更进一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这也就是为了更高度的发展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必须指出：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最主要的是发展农村经济。这是因为，陕甘宁边区是一块农村抗日根据地，其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在当时的条件下，抗日战争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粮食、布匹和其它物资，主要来源于农村各项生产。可见，在边区经济建设中能否坚持以农业生产为主，能否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它直接关系着根据地建设的成败，也关系到根据地的命运和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在抗战初期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要发展农村经济，指出要“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愈加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西北局在《关于1942年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在经济建设上，必须用全力贯彻以农业第一的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自给自足的经济是实现长期抗战供给的保障，人民生活的提高，最基本的就是依靠于发展边区人民经济，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依靠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必须充分准备春耕，及时办理农贷，保证乡村一切工作做到不违农时，并采取有效办法，组织农民在适当地区继续开荒与发展水利，提高农民生产热忱，调剂耕牛、籽种、农具等，都必须立即具体计划执行。”[13]由此可见，边区对农村经济建设是十分重视的，而且明确指出发展农村经济是边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中国中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地区经济状况得以缓解，给边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边区有半数农村经历了土地革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获得土地的农民在抗战期间大部分上升为富农或中农了。通过表9，我们可以看出，边区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地主经济被消灭了，而在抗战时期富农、中农的比例比抗战前大大提高了，贫雇农的比例则降低了。而且1941年被调查的几个村子的贫雇农大多数是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难民。在未经土地革命的地区通过减租减息改变了阶级关系。一方面，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农民用赎回、购买等方法从地主手中获得了一部分土地。如绥德杨家塔，13家地主四年中卖出土地619亩，占土地全数的37%，有的则卖出其土地的65%。地主卖地，农民买地，这种土地关系的变化，使许多原来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变成了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另一方面，在租佃法令的保护下，地租被限制在375‰以下，利息被限制在1分或1分半以下，多年以前的欠租被勾销了。诚如邓小平所言：“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边区的广大贫雇农积极生产，一部分人摆脱了贫困，上升为中农或富农。可见，边区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抗战前边区农村旧有的手工业破坏殆尽，农村金融枯竭，商业萧条，农村产业结构只有不再向前发展的单一的农业经济了。抗日战争期间，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使边区农村呈现出农工商贸运一体化的多元产业结构。首先，在农业结构上，形成了以农作物为主、经济作物并重、农牧兼营的格局。边区恢复和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棉、麻、桑、蓝等。棉花是边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1939年恢复种植后，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和棉花自给的需要，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43年至1945年棉田面积分别占耕地面积的1.1%、2.2%和2.4%。由此棉花也就成为边区农村的一项主要收入。以1944年延安市场物价计算，10斤棉花值1.3石小米，每斤棉花4500元（边币），当年的棉花产量是3044865.2斤（见前文），这样棉花一项收入就相当于价值395832石小米，是1944年粮食产量的21.8%，或等于137亿多元（边币），折合券币6.85亿元。特别是在延属、绥德重点植棉区，棉花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半数以上。畜产品在边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羊及其皮毛是边区主要出口货物之一。仅1944年就出口羊约87533只，羊毛约88066斤，羊皮约29000张，羔皮69000张，总共牲畜皮毛出口价值约在11亿元（边币）以上。蚕桑业在抗战时期得以恢复和发展，成为桑蚕地区农村的主要副业。1941年，清涧、吴堡、安定三县产茧45000斤左右，可产丝3000斤，价值约45万元（法币）。1943年，蚕桑业发展更快，仅清润一县有大桑树27279株，小桑树13321株，新栽20459株，全县有养蚕户4379户，占全县总户数的35%，共养蚕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