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的源泉杨涛*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经济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12月12日*2005年6月,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做了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的演讲。本文是以演讲录音为基础整理成稿的。在此,我感谢田国强院长的盛情邀请，并对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帮助表示感激。1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的体制改革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这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家，能在二十几年使人均收入增长四、五倍，是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我在美国学习、工作已经二十年了。记得刚去美国的时候，中国是十分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十年前,美国公众对中国已有所了解,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也不断增多,但那时,中国毕竟只是一个富有希望的发展中国家。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一、两年，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已经与过去的形象迥然不同。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国的实力日趋壮大,美国公众也普遍感到来自中国的潜在压力。在我的中国经济课上,不少学生甚至认为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将在不远的未来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简单地讲，中国经济之所以能造成巨大影响，是来自于二十几年持续、高速度的增长。纵观历史，中国经济沉寂了五千年，人均生活水平长期处于勉强维生的状态，高速度的增长是在改革之后才开始的。相比之下,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早于中国约二百年,因此拉开了与中国的收入差距。但是,所有发达国家也都经历了人均收入长期停滞，然后,在某一时段开始腾飞的过程。下面,我们首先考察不同国家从经济停滞转向增长的典型事实,阐述由观察引发的重要经济学问题,然后我们再探讨经济增长的源泉。安格斯·麦迪逊(AngusMaddison)是研究经济增长历史的权威，他用大量数据描述了世界各国人均收入长期变化的情况(Maddison,2003）。从零年开始到十四、十五世纪，全球范围的生活水平大致处于勉强维生的停滞状态。此后至十九世纪初，虽然人均收入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非常缓慢。大约从1800年开始，随着工业革命不断深入，世界经济才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增长路径：十九世纪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二十世纪则超过了2%。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极大地提高了普通老百姓的福利和经济能力。通过历史数据,我们可以追踪各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情况,以及国家之间收入分配的格局(参见图一;Lucas,2002)。讲英语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世界其它国家一样,人均收入水平在1800年以前长2图一世界五个地区的人均GNP(y轴为1985美元价值)1990年人口(百万)I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54II日本124III法国、德国、荷兰和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184IV拉美、苏联、东欧和其它的西欧国家986V日本以外的亚洲和非洲国家3590期停滞不前。然而,从1800年开始,这些国家作为一个群体率先迎来了总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图一中的第二条曲线代表日本。虽然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启动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日本人均收入的增长一直比较缓慢。直到1950年前后,才开始突飞猛进的增长，二十世纪末已接近第一组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第三条曲线代表法国、德国、荷兰和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它们的工业化起步较早，1950年时人均收入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后,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同日本的情形相似,明显加快了。第四个群体,包括拉美、苏联、东欧和其3它西欧国家，它们的发展水平与最发达的国家始终存在差距，但在1950年后,增长速度也有提高。图一中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占世界人口大约三分之二,除日本外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停滞在勉强维生的状态，其中一些最贫穷的国家至今尚未呈现增长的迹象。以上历史数据展示了几个具有典型性的、世界经济增长的特征。十九世纪以前，当传统农业主导着经济的命脉,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过去的200年，随着工业革命在某些国家产生,那些国家便率先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世界各国间的收入差距也因此拉大了。稍后,我会用具体数据说明,目前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大约是最贫穷国家的30倍。纵观历史，最发达国家的增长路径大致相仿,而最贫穷国家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由于发达国家在持续增长，因此它们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1950年以后,日本和其它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腾飞的势头,正在快速追赶最发达的国家,它们的人均收入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另外一个突出的经济增长特征，是在过去200年间的任何一个时点,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对世界经济历史的观察,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为什么经济系统会长期滞留在传统农业社会,有什么样的因素可以促成这个经济系统起步、腾飞，从停滞状态转向持续、高速度的发展?正如田国强院长刚才强调的,这可能是经济研究最为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掌握了经济发展的成因，并且能够通过调节机制、改变政策、或者提供激励使经济系统从停滞转入高速发展，这显然对国家利益和提高全民生活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有什么样的机制和原动力能使这些国家在科学技术上不断更新,持续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是否存在制度与政策因素阻碍了它们的发展进程?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能够促使贫穷落后的国家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这些都是经济学家着力研究的热点问题。今天的演讲是讨论会形式,稍后还安排了提问、座谈，时间有限。因此,我仅从一个侧面,即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核算的方法,对以上问题做初步探讨。在二十世纪50－7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有过一个繁荣期，包括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发表的著名论文，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经济增长研究出现了短期的消沉。但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随着新古典内4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包括保罗·罗默(Paul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具有启发性的贡献,经济增长研究再度活跃而繁荣。不仅有理论上的创新,还产生了大量实证研究,对增长理论进行了定量分析和检验。今天,我们不对内生增长理论做深入探讨,而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核算上。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核算?简单地讲，就是追踪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轨迹，研究影响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增长的核算有所不同,经济发展的核算旨在解析某一特定时间t，造成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在讨论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主要关注人均收入这个变量。但是,谈到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时,其内涵会更广泛一些，它包含经济系统的结构转型，甚至生命预期等生活质量的指标。下面的讨论会进一步澄清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区别。首先,我们考虑用增长核算的方法解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在总体经济学框架内,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由总体生产要素和生产率决定的。生产函数描述的是,如何把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要素通过一定的生产效率转化成最终产品。生产效率,也称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投入以外可以直接影响产出的因素。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方程形式表示为:产出=F(要素,效率)，F(·)代表生产函数。全要素生产率（TFP）包含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也包含与经济系统相关的政策与制度因素。经济系统的基础设施水平，如交通和信息网络设施,也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增长核算时,首先要选择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同时尽可能准确地测度要素投入和产出的总量，然后通过选定的函数形式来考察各个生产要素对产出所做的贡献。经济学家们通常把产出中不能通过生产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称为“残差,”并把这个残缺项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或者简单地理解为技术进步。增长的核算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要素与效率的相对重要性。做这样的研究意义何在?它不仅能够解析一个国家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且对制定经济政策有重要参考价值。如果研究发现生产投入对产出最为重要，政策的重点就应放在生产要素的积累上,比如对资本的积累。如果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比生产投入更重要,政策的含义就有所不同:在理解要素对产出的贡献以外，我们还要深入分析技术进步、社会制度等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从而制定相应的经济增长的策略。5我想用一个经典的例子说明增长核算的基本方法，然后运用美国的数据来验证这种方法能否解释美国二十世纪经济增长的大体趋势。我们将得到的结论是，如果给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系统和自然资源，生产要素的积累及其质量的提高往往对国家的增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并非决定性因素。爱德华·丹尼森(EdwardDenison)是研究增长核算的杰出学者,他在1961年发表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书中，分析了美国二十世纪前期经济增长的路径。他选择了如下的函数形式:Yt=AtF(Kt,Lt)，Yt代表GDP，At代表技术水平或全要素生产率，Kt和Lt代表资本和劳动力两项生产要素的投入。假设美国的经济系统处于竞争状态，生产函数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并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对以上公式先取对数再求导,就可得出增长核算的核心公式：dY/Y=αdK/K+(1-α)dL/L+dA/A,其中dY/Y表示年度产出的增长率,α和(1-α)是两个加权项,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力在要素投入中所占的份额。这个公式将产出的增长分解为资本（dK/K）、劳动力（dL/L）和技术进步的增长（dA/A）之和。利用美国1905到1957年的历史数据，丹尼森首先估算出资本和劳动力报酬占国民经济收入的比率、GDP的年均增长值、资本和劳动力的年均增长值，然后将估算值代入增长核算的公式,其结论是:在美国年均2.9％的增长率中，有1.575％来自于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剩下1.325%是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的增长所不能解释的,即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丹尼森的研究并未止步于对生产要素数量的分析。他同时强调劳动力质量,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同组52年的数据，他系统分析了教育、健康和公司培训等与劳动力质量相关因素的投资成本，并把投资成本转化为劳动力素质的指标。结果发现,在美国年均2.9％的产出增长率中，有2.25％来自于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及其质量的增加,残缺项或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则缩小到0.65%。这些结论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在给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系统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生产投入的积累及其质量的提高往往能够解释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源泉。美国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增长经历是否支持以上的结论呢？我们从查尔斯·琼斯(CharlesJones)的数据中会得到相似的结论(Jones,2002)。表一中十年为一个时段，第二列表示年均GDP增长率，后三列表示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6表一美国经济增长的分解(%)GDP对增长率的贡献增长率资本劳动力TFP1960-19704.00.81.21.91970-19802.70.91.50.21980-19902.60.80.71.01960-19903.10.91.21.1资料来源：Jones(2002).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十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年均1.9％的速度增长，从而带动了总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在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渐趋缓慢，美国的增长率突降到0.2%，这段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下落。在这40年间，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积累大约可以解释经济增长三分之二的份额。如果再对资本和劳动力的质量做细致估算，来源于TFP的贡献就会进一步缩小。这样，在经济增长核算的框架内，要素投入的增长可以解释一个国家绝大部分的经济增长。生产投入水平的差距能否解释穷国与富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呢?这正是经济发展核算的中心内容。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可观察到的生产要素变化很难解释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收入的差距主要来源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自然资源等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制约因素。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用2004年可比价格计算,世界上最富十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大约是最穷十个国家的30倍。美国人均收入40,100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位,英国29,600美元,日本28,400美元，韩国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