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思想--伍启元的经济思想（DOC 12页）

1经济管理思想--伍启元的经济思想叶世昌丁孝智一、参加九教授声明的伍启元伍启元（1912~？），广东台山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入清华研究所。1934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37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39年回清华大学，为设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教授。1946年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1947年起在联合国工作，先后任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行政管理处主任、秘书处经济社会事务部公共管理处主任、发展计划署高级顾问等职。1972年退休后，任纽约大学教授。1982年任台中东海大学荣誉讲座兼法学院院长，并担任台湾政府机构咨询委员会职务。著作有《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物价统制论》、《国际价格理论大纲》（英文）、《战后世界币制问题》、《当前的物价问题》、《中国工业建设之资本与人材问题》、《由战时经济到平时经济》、《公共政策》等。伍启元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十分活跃的中国学者之一。国民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了国统区人民的深重灾难，包括伍启元在内的西南联大的部分教授先后三次公开对政府提出了批评意见。1942年4月30日，他们发表《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签名者有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九人。1944年5月1日，他们又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因九人中只有五人在校，故签名者为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伍启元五人。1945年5月1日，他们再发表《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在校的签名者为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伍启元、杨西孟五人。1945年伍启元汇编三篇文章，并以重庆《大公报》上刊登的一篇响应文章为附录，由求真出版社出版《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及经济问题的呼吁》。此书署“伍启元等著”，可见伍启元在三次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九教授的声明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省立英专四校师生和32个群众团体，在西南联大联合举办一个反内战时事晚会，受到国民政府军警的包围和破坏，在晚会上发表演说的有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这次晚会是后来发生“一二·一”惨案的前奏。后人在回顾“一二·一”惨案时，总要提到这四位教授对爱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伍启元的经济论著很多，本文就其中的三部主要著作论述其主要的经济思想，分为四论：物价统制论，抗战时期物价论，利用外资论，和谐管理论。二、物价统制论21939年1月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后，伍启元曾受托设计“物价统制”，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后来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关于物价统制的论文。1940年整理成《物价统制论》一书，作为《中国人文科学社丛刊》之一，1941年10月由正中书局出版。书中第二章谈物价统制的几个理论问题，是伍启元物价统制论的核心观点。伍启元原是自由经济的主张者，在战争时期，则认为有实行物价统制的必要。他对物价统制下定义说：“凡是用政府的力量和人为的方法，使物价离开在自由市场中供需所决定的地方，而移到政府所认为适当的地位，就是统制物价的行为。”①这就是说，自由市场中的物价决定于供求关系，统制经济下的物价决定于政府政策。伍启元是供求价值论者。按照以上定义，伍启元对物价统制作出了两点解释：(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土如果您不是在cnshu.cn网站下载此资料的,不要随意相信.请访问cnshu,加入cnshu.cn必要时可将此文件解密成可编辑的doc或ppt格式第一，自由主义经济有两个特征，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取得利润为目的，二是一切生产、分配、消费都受价格所决定。“换句话说，自由主义的经济一方面是一个利润的经济，一方面是一个价格的经济。”②而在物价统制的情况下，利润、价格机构的运行都受了极大的限制，利润已失去了许多原有的特质，价格则由政府所规定。当时有些学者认为实行物价统制就是完全放弃自由主义经济，实行纯粹的计划经济。伍启元说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物价统制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自由主义经济能够相当地继续存在，在相当条件下维持利润机构和价格机构的地位。政府还是要用利润来做统制生产的工具，要保证企业者和商人的合理利润，自由主义经济只是受了限制而没有完全崩溃。他还分析了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不同，认为在纯粹计划经济下，一切都由政府规定，价格不是整个经济机构的重心，政府并无统制价格的必要。因此，统制经济是“站在纯粹自由主义经济（或纯粹商品经济）与纯粹计画经济（或纯粹集体经济）之间”③的一种经济制度。这里所说的纯粹的计划经济只是一种逻辑推理，当时只有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但肯定不是伍启元所说的那种纯粹的计划经济。因此伍启元实际上并未准确回答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区别到底在哪里。第二，统制物价要由政府规定每一种被直接统制的商品的“适当的”或“合理的”价格。政府或统制机关在决定物价时，必须考虑到生产要素所有者、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四方面的利益，既使生产要素所有者得到合理的收入，生产者得到合理的售价，商人得到合理的报酬，同时又必须符合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做到这一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统制物价机关不只是规定物价，还要统制物价以外的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供需情况和通货情况。（一）调节供需。有些反对统制物价的人认为，统制物价违反供求的原则，如果物价定得过低，就会产生供不应求的现象。伍启元肯定这制种反对理论有一①《物价统制论》，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8页。②《物价统制论》，第9页。③《物价统制论》，第10页。3部分真理，因此他指出统制机关不但要规定物价，并且应该设法增加供给和限制购买，使商品的供给量等于需要量。另一方面伍启元又认为这种反对理论也有可以批评的地方，理由有五：1.在战争时期，物价提高不一定会使供给数量增加。由于交通不便、原料来源困难等原因都会造成这个结果。2.统制物价不一定会对生产有不利影响。生产者虽然得不到物价高涨所带来的暴利，但用不着负担物价变动的风险，又可以得到合理的利润，所以也乐于增加生产。3.平衡物价本身有时也可以增加供给的数量。如真的物价平定，囤积存货的人会把所存货物拿到市场出卖，因而增加供给数量。4.若需求缺乏弹性，则物价无论怎样增减，消费的数量都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更可以利用统制的方式去平衡物价。5.其他需求有弹性的物品，消费量要随着物价的变动而变动，价格提高会减少贫穷阶级和固定收入者的消费。这种减少消费的方式是不公平的，常会引起国内贫苦阶级、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因此应竭力避免。“我们只有用统制的——即一般限制消费的——方式，使一切消费者都受到同样的影响，才是一种公平的办法。”①（二）通货膨胀。反对物价统制的另一重要理论是通货膨胀论。这种理论认为，物价上涨是由于通货数量增加，通货价值下降，不是用统制的方法所能停止的。伍启元也承认这种理论包含有部分真理。倘使国家对货币数量、货币流通速度、国民岁入等重要因素都不加以统制，而只统制物价，是不会有效的。“物价继续上涨，本身就是通货膨胀的最好证明。”②因此，伍启元主张物价统制应注意货币流通数量、人民岁入总额、人民岁出分配、长期投资动向等种种问题。政府首先应该限制货币发行数量和平衡人民的收入，其次要鼓励人民储蓄，还可以直接统制投资，防止资本集中于不重要的和未被统制的生产上面。伍启元又认为这种理论包含着一个重大的错误，因为它否定物价本身也可以影响通货，事实上统制物价或稳定物价会产生通货收缩的影响。可以分两方面来说：1.战时财政亏缺，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倘使没有人为的办法加以干涉，非至通货完全崩溃、财政完全破产不止。物价统制就是防止的一种办法。物价稳定以后，可以减少财政亏缺，通货膨胀也得到一定限制。2.战争时期生产者和商人的利润膨大，是通货膨胀的另一主要原因。统制物价使物价稳定，生产者和商人只能得到合理的利润，他们的收入减少，通货膨胀的趋向也就停止了。至于统制物价能不能使通货膨胀完全免除，伍启元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说：“除了我们走到纯粹计画经济的路上，除了我们把整个经济都统制起来，我们是无法避免物价水准提高的。”历次的大规模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统制物价的功能，只在防止若干被统制的物品的高涨，而不能阻止一切物价的变动；平衡物价的作用，只在限制通货的过度膨胀，而不能完全避免通货的膨胀的。”③以上述理论为基础，伍启元对物价统制提出了各种具体的主张。如关于统计物价的范围，他提出了六个方面：（一）在农产品中，至少应统制粮食、主要原料（特别是衣类的原料）、重要输出品（如桐油）的价格；（二）在工矿产品中，①《物价统制论》，第13页。②《物价统制论》，第15页。③《物价统制论》，第17页。4应统制棉纺织品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主要矿业和化学工业。（三）贸易委员会已统制的输出物品。（四）与抗战建国有关以及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输入物品，除物价统制外，还允许以法定汇率购买外汇及免税等方法来降低价格；其他输入物品分别情形，禁止输入或增加进口税。（五）统制工资。（六）其他影响物价的因素，如利润、地租、运输费、保险费、利息、燃料价格……等都应统制。从这六条看，伍启元所主张的统制范围是比较广的。伍启元的物价统制理论和主张，其成功的关键必须以政府人员能奉公守法而且有很高办事效率为前提，而这却是国民政府所不具备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统制范围越广，问题也就越多。结果统制变成了垄断，财政亏缺始终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滥发货币成了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方法。伍启元认为统制物价可以抑制通货膨胀，而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却成了无法医治的痼疾。这样，就使伍启元统制物价的理想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三、抗战时期物价论《物价统制论》出版后，国统区的物价上涨更为迅猛。约半年后昆明九教授就发表了《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再过约一年后的1943年5月，伍启元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前的物价问题》，这可以看作是对《意见》的详解，也是物价统计论的续论。抗战五年来的物价上涨，伍启元认为有三个特征。第一，物价增涨已经到了很猛烈的高度。昆明物价平均超过战前100倍，重庆超过50倍，已经远超于其他国家的战时物价上涨程度。第二，物价作加速率的增涨。重庆的物价在抗战初期只有很微的增涨，以后愈涨愈高，愈涨愈快。第三，物价的变动并不是齐一的变动。各种物价上涨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别，造成了价格失衡，包括不同性质物品间的价格失衡、物价和工资间的失衡和地区间的物价失衡。物价失衡又引起了生产的失衡和分配的失衡。(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土如果您不是在cnshu.cn网站下载此资料的,不要随意相信.请访问cnshu,加入cnshu.cn必要时可将此文件解密成可编辑的doc或ppt格式关于分配的失衡，伍启元说：“如果物价变动不使财富分配发生不良的影响，则物价问题绝不能算是一极端严重的问题。物价问题所以严重，是因为物价变动使国家财富发生一种极不公平的和违反正义的重分配……是因为物价变动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因而孕育下将来社会激烈变动的祸根。”①他还引了昆明九教授“物价意见书”中的一段话说明“大部份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阶层所得到的实在报酬大为减少——减少到很不合理的地步”②。伍启元分析当时物价变动的原因，共提出了四条：通货膨胀，物资缺乏，投机因素和垄断因素。前两条是基本原因，后两条是辅助原因。（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就业的关系，伍启元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作了解①《当前的物价问题》，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9页。②《当前的物价问题》，第10页。5释。他说：通货数量增加，“在有失业状态存在的条件下，将一方面增加劳动的雇用，一方面也提高了物品的价格。但在劳动到达‘完全就业’或‘充分就业’点以后，货币需要的增加，不会再增加劳动的雇用，其全部影响都集中在物价方面。结果如果其他因素不变，物价上涨与通货数量的增加，会成一个正比例的关系。”①他指出中国在抗战前就已经通货膨胀，约到1939年劳动才达到完全就业点。伍启元继续分析说：通货膨胀包括法币膨胀、信用膨胀和货币流通速度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币膨胀，法币膨胀主要是由于财政原因。“抗战发生后，由于战费的增加和税收的锐减，财政亏缺突然增大。当时当局因种种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