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经济走势

一、引言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两极分化被一些学者提了出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警惕两极分化的巨大负面影响，努力防范两极分化，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也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国内学者解析两极分化的方式方法有较大差异，从而我国学术界对两极分化的理解有很大分歧。从现有研究看，理论界对两极分化的理解大致有两类基本观点。一类观点认为两极分化是被马克思、邓小平赋予了确定含义的概念（苏晓离，1996），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以及剥削等相联系的经济范畴（金喜在，1996）；另一类观点认为两极分化就是收入差距很大或贫富差距悬殊的收入分配状况。主张两极分化具有特定含义而不能泛化的学者比较重视定性分析，他们着重分析马克思关于两极分化的论述，其核心思想是，两极分化是一个阶级概念，我国目前不存在（或总体上不存在）两极分化。应该说，早期研究两极分化的学者大多数持这种观点，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我们应警惕两极分化（严林彪，1997；丛松日，2000；胡培兆，2003）。另一类观点虽然都认为两极分化就是收入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在具体测度两极分化的方法上有不同主张，其主要原因也是对两极分化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这些主张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主张认为，两极分化是就贫富两极而言的，是贫富悬殊发展的结果（卢嘉瑞，2003）。可以说日常生活中人们提及两极分化，大多是指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绝大比重的财富，而低收入阶层占有很少的财富，甚至温饱问题都无力解决，社会中形成了两极分化中的“两极”。至于贫富两极分别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主张，董长瑞(1998)选择五等分收入分组中最高和最低的组，朱光磊(2002)认为以5%-10%为宜。在很多学者看来，测度两极分化就是利用一定比例的富有人员与贫困人员的收入之比（或之差）进行描述，一些学者甚至直接利用极差作为两极分化的测度方法。第二种主张认为，两极分化是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是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因而他们把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区域视作两极分化。譬如，陈宗胜(2002)认为：“要回答是否进入两极分化状态这一问题，必须使用衡量收入差别程度的指标，比如按一定条件设定的泰尔指数阈值或基尼系数标准界限值。”应该说，基尼系数能够测度两极分化在国内被很多学者认同，学者们的分歧只是在基尼系数达到什么数值时才被认为发生两极分化。大部分学者的看法是，基尼系数超过0.5就预示着两极分化的产生，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基尼系数评判标准应低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王检贵，2000）。第三种主张认为，从动态的角度看，两极分化就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贫富分化过程。李实等(1998)认为，两极分化的绝对标准是指最高收入组的绝对（实际）收入提高的同时，最低收入组的绝对（实际）收入下降；相对标准是指最高收入组的收入与中值收入之比上升的同时，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与中值收入之比降低。这种主张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即便收入差距很大，只要穷者的状况有一点点改进，都不能认为出现了两极分化，这显然不同于第二种主张。当然，这种主张与第一种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均选取一定量的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进行对比，区别只是具体的测度方法和判断标准不一样。陈宗胜和周云波(2002)将上述第二种主张称为基尼系数标准值判断法（即水平法），将第三种主张称为“收入趋势比较法”，并且认为趋势法只能作为水平法的补充。应该说这一认识相对更加全面。尽管看法不一，但从国内现有研究文献看，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不管是承认两极分化还是否认两极分化，学者们似乎均没有明确说明两极分化的本质内涵。从近期“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的论文检索来看，研究两极分化的论文非常少，只有大约10篇论文重点分析了两极分化的测度。①客观地说，中国的收入两极分化研究几乎裹足不前，与收入差距和贫困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笔者以为，澄清两极分化研究中的误区，明确两极分化与收入不平等及贫富差距的区别，必将有助于对我国两极分化现象及变化趋势的正确认识，并在实践中积极应对两极分化。要说明的是，两极分化的应用面很广，广泛运用于政治、社会、教育和经济等诸多方面，但本文探讨两极分化将以收入分配为研究对象，不过结论对其他要素分配的两极分化分析仍然适用。二、收入两极分化的本质内涵（一）收入两极分化的本质内涵分析《现代汉语词典》对“两极”的一个解释是，“两个极端或两个对立面”；对“分化”的一个解释是，“性质相同的事物变成性质不同的事物；统一的事物变成分裂的事物”。②不难看出，两极分化的涵义可以理解为：原来性质相同的事物分别向两个极端或对立面转变。也就是一个原本相对统一的社会渐渐地向高低两个阶层聚集，中间阶层人数越来越稀少，这是两极分化形成的一个标志。从收入分配的类型看，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应该是哑铃型的，即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人数众多，中等收入阶层人数相对少。两极分化的本质内涵为，一个统一的社会日益分裂成两个群体，并且群内差距越小、群间差距越大，群的规模越势均力敌，两极分化便越严重。因而就收入分配而言，完全的两极分化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中间阶层完全消失，一半人拥有全部的收入且他们的收入相等，而另外一半人的收入均为零。从这个角度讲，用一定比例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值（或差值）分析两极分化是不科学的，没有领会两极分化的内涵，这种方法充其量描述的是贫富差距。③贫富差距是以富裕和贫困两个阶层为对象进行对比分析的，而两极分化则是以所有个体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聚类，根据最后两大类之间的差异程度和每一类内部的聚合程度来判断两极分化的程度。准确地讲，收入不平等与两极分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收入不平等指标本质上测度的是一群人收入分布的离散程度，它强调的是所有个体与总体均值的平均偏离程度，忽略个体在局部的聚集程度。测度收入不平等遵循的根本准则是庇古—道尔顿(Pigou-Dalton)公理，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从较富有者向较贫困者的收入转移（不改变原来的收入排序）将降低不平等程度。而两极分化更多地强调收入在局部的聚集，这与庇古—道尔顿公理有时是相违背的(Wolfson,1994)。譬如，假设四个人的收入水平呈等差数列，如图1中的a、b、c、d所示，现若在a与b之间、c与d之间分别进行收入再分配，使得a与b收入相等，c与d收入相等，如图2中的e和f所示。显然经过收入再分配后，总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但社会现在更加聚集了，而且中间阶层完全消失，因而两极分化变得更加严重。这是两极分化和收入不平等最直观的一个区别。因此，两极分化较严重时，反映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可能并不大；而不平等指标较大，其对应的两极分化可能并不严重。就完全两极分化来看，此时的基尼系数也可以接近0.5。如此看来，根据基尼系数是否大于0.5或某个特定数值来判断两极分化发生与否是站不住脚的。两极分化的“趋势比较法”除了对收入增减的片面理解外，其研究对象仍局限于少数穷人和富人，确切地说它说明的也是贫富差距而不是两极分化。图1原来的收入分布图2变化后的收入分布我们认为，两极分化应该主要依据定量分析进行判断，包括绘制概率密度分布图以及计算有关的指标等，它侧重于现象变化的数量表现，而这个数量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里面可以纳入很多定性解释，比如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等。不公正的分配结果会提高两极分化的程度；由于初始资源的不均等和劳动技能的差异等，公正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提高两极分化的程度。两极分化与社会制度虽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社会保障的方式和水平有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今天，我们也更加需要准确理解马克思关于两极分化的论述。（二）准确理解马克思和邓小平关于两极分化的论述按照Esteban和Ray(1994)的说法，马克思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位研究两极分化的社会学家。马克思指出，“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个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④“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⑤很多学者分析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时，都是从社会制度和剥削的角度讨论两极分化的产生背景，这对我们理解两极分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陷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意义。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思笔下的两极分化描述的是中间阶层稀少乃至逐渐消失、两个对立阶层相对峙的状况，且这两个阶层规模庞大，利益相左。虽然马克思研究的是两个具体对立的阶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他对两极分化的分析是非常科学的，深刻揭示了两极分化的本质，即社会成员逐渐向两个对立面聚集。在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即使还有其他阶层，他们也是少数派，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一极”。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曾多次谈到两极分化问题，深刻阐述了我国引发两极分化的可能性以及能够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保证。⑥笔者以为，李实等(1998)定义的两极分化绝对标准可能是受邓小平“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的影响。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共同富裕理论，即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共同富裕的表述中只有“先富”与“后富”之分，并没有提及划分人群的第三个类别，即邓小平对人群分类采取的是二分法——“先富”与“后富”，而这个“先富”就是已经富裕的阶层，“后富”就是指暂时没有富裕或相对贫困的阶层。因而我们认为，“富的愈来愈富”中的“富的”指的是已经富裕起来的阶层，而“穷的愈来愈穷”中的“穷的”指的是暂时没有富裕的阶层。由于开始的时候人们收入基本相同，在人们逐渐向“富的”与“穷的”两个对立面分化的过程中，两者的收入差距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两极分化便凸显出来，或者说两极分化从轻微发展到比较严重。因此不难看出，马克思和邓小平论述两极分化均有一个暗含的前提条件，即社会成员原来差别不是很大，只是后来由于制度变革或生产方式变化，他们朝着两个性质不同的方向发展。当然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不同，马克思和邓小平的论述中均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把对两极分化的深刻理解赋予了特定而具体的含义，对指导当时的社会实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收入两极分化测度方法述评由于两极分化是一个有别于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概念，因此包括基尼系数在内的所有不平等测度指标均不能很好地测度两极分化，必须引入新的测度方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部分国家的居民收入分配出现了“中产阶级消失”(disappearingmiddleclass)或“中空”(ahollowedoutmiddle)现象，一些学者开始将这一现象与两极分化联系起来，并积极探寻两极分化的测度方法。一般来说，两极分化与社会冲突有很大的相关性，⑦两极分化的程度体现了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和强度。现有的收入两极分化测度方法，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方法由Wolfson(1994)提出，以后Wang和Tusi(2000)、Chakravarty和Majumde(2001)以及Rodriguez和Salas(2003)等进行了拓展，我们将这一类型的测度指数统称为W型指数。该类指数是以中位数为界限将所有成员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组，分别测算两组中各成员的收入对中位数收入的偏差，最后将所有偏差加总。另一类方法由Esteban和Ray(1994)提出，后经Esteban、Gradín和Ray(1999)及Duclos、Esteban和Ray(2003)等改进，我们将这种类型的指数统称为ER型指数。该类方法首先按照一定标准对所有成员进行分组，然后测定组与组之间的差异程度以及各个组内成员的相似程度，最后采用一定的形式构造测算指数。应该说，W型指数是专门测度两极分化的，ER型指数还可以用来测度多极化。（一）W型指数受洛伦茨曲线在收入不平等测度中重要作用的启发，Foster和Wolfson(1992)提出了两极分化曲线的概念，说明了两极分化曲线与洛伦茨(Lorenz)曲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