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有意义吗__理论、经验与中国针对性

“中等收入陷阱”有意义吗？——理论、经验与中国针对性蔡昉“中等收入陷阱”有意义吗？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是带引号的，就是说这个概念有没有意义。我们知道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在谈“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这个问题谈多了最近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它并不是对理论本身有什么争论，而是认为，这样的概念提出来对中国到底有没有用，它是否在理论上成立？所以我想给个结合，我先谈一下国际经验，然后再讲它到底对中国具有什么样的针对性，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我记得在去年一个会上，当时参会的不都是经济学家，我讲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有一位文化学者，他就提出来，说你们经济学家讲增长，讲GDP，有没有想过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如果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像美国那样，那么世界的资源够不够用？他认为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也很好，如果你把收入分配搞好了以后，人人过的还算舒服。其实他这样说也非常有道理，但很遗憾的是，我当时就跟他说没有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做到人人收入都比较满意，从而稳稳当当，踏踏实实的过小康生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因此我想到一句话叫不进则退，不喜则忧，不得则亡。也就是说，如同河流处在中间的位置，上流的冲劲让你不可能舒舒服服停在那个地方，要么你被淘汰，要么你往前走。我第一次知道，而且明确地听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在2007年世界银行的一个关于东亚的报告上。因为东亚地区比较重要，世界银行从上个世纪开始，每隔四年就做一个东亚地区报告。大家可能知道的1993年，东亚奇迹，第一次讲到奇迹，但是后来东亚也出了一些问题。十年以后，正赶上一个机会写了东亚复兴。这个复兴不仅是东亚从当时的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更是东亚回归历史上的地位，逐步向历史上的地位回归，也就是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那个报告里，他们提出来了，说东亚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特别是他们引用了一些经验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一个发现表明，比起较富和较穷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的国家增长比较慢，这是经验结论。在那之后，我们经常会借鉴这个说法，在学术界成为比较频繁使用的术语。这个事起因是去年世界银行的行长来中国见到我们总书记，见到了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当时就提到了说世界银行跟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合作，做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我们简称“大思路”。它实际的主题是说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然后向高收入迈进，这个课题还没有发布，但是已经征求过意见，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就进一步在中国的决策圈和学术界流传。我们最近听到的几个不太赞成的理由，我简单把它归纳一下：第一个认为“陷阱”这个用词在这个地方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认为陷阱会让人想到是人为的给你下一个套，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之路，怎么可能被别人下一个套掉进去呢？因此他们认为这个词不合适。理论界也有人提出说没有一个理论可以支持有“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说过去发展理论里有“低收入陷阱”、“贫困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甚至“高水平均衡陷阱”，但是从来没有“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说理论上可能找不到依据，但我确切地说，这些看法实实在在的是有一些人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人把它写出来。第三个理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缺乏经验证据，也有人专门用了一些数据说明，它没有发现中等收入国家会显著的比高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在经济增长的绩效上差。再有一种怀疑是它对中国到底有没有用处。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不是和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相关，是不是由它而来的？如果不能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来解释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概念其实无助于我们找到正确的解决思路。我自己偏向于认为这样的一个概念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对一个理论的概念或者一个命题，我们第一可以有一个理论的框架，符合逻辑地去刻划它。第二我们能够找到足够多的事实去支持它。第三对谈这个问题的国家有针对性，有意义，有助于解决你自己面临的问题。如果这三条条件比较符合的话，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是有帮助的。下面我从这三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情况。一个是理论依据。我们到目前为止，我读的文献不够多，没有专门为“中等收入陷阱”做全面的理论概括，但是类似的文章，相关的东西有了，而且历史上的一些文献，也支持这样的概念是可以理论化的。关于陷阱是不是像人们想象的挖一个坑，诱惑你让你掉进去？其实在经济学里陷阱这个词是经常用到的，它是有特指的。它就是指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那么这个均衡状态是过于稳定以至于一个短期的破坏效果，就可把这个均衡打破了，但终究它还会恢复均衡。比如说你的额外收入的来源会提高人均收入，如果最终的均衡又恢复了的话，它还会把你的人均收入拉回来。那么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知道的马尔萨斯的“低水平均衡”和“贫困均衡陷阱”，这是经济学里对陷阱这个词是有特指的。我们再看看马尔萨斯的“陷阱”，他本人讲的比较直白，GDP是以自然基数增长的，1、2、3、4…增长，但是人口是以几何基数增长，1、2、4、8、16这样的增长，因此最后的结果，人口的增长超过实物的增长，以至于人均食品不能满足你的温饱。这样长期人口会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会使人们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后来的人把它模型化，把它叫做“马尔萨斯陷阱”或者“马尔萨斯均衡”。也有人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和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式理论结合起来就是“低水平均衡陷阱”，任何一个产出的增长都会被你相应增长的人口所摊薄，最后你的人均收入只能在生存水平上，不能致富。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期以前，甚至更早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多，但是中国的GDP总量也大，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生产率也比较高，因此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为什么不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等等，就形成了所谓的“李约瑟之谜”，或者叫“韦伯之谜”。在回答这个谜团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史学家，就发明出了一个词，叫“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说中国人配置你的土地和劳动力可以配置得比较完美，但是最终的结果，长期的结果，你是不断地在最好的均衡上配置你的资源，但是归根结底，还要回到你自己的生存水平上，也就是仅够维持生存，也就是说回到直线上来，这个直线就是说人均的产出是不变的，就是生存水平。“高水平均衡陷阱”如果这一些理论假说，就是用到“陷阱”、“均衡”的这样的一些理论，除了它本身形成了理论在一定的范围内，新古典经济学家是不太感兴趣的，在一定的学术界和决策圈子是流行的，还因为它有它的政策含义。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话，它的政策含义换句话说就是，除非有一个特殊的力量，而且比较稳定的，足够大，足够持续才能把这个超稳定的均衡破坏掉，那么相应就形成了一些与这个假设相关的一些发展经济学理论，比如说叫“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也就是说，你想打破均衡，小力量是不够的，有一个最低标准力量，必须超越这个力才可能打破这个均衡。比如说大推动，跟最小规模理论差不多。又比如说“平衡发展理论”，它的核心是不平衡发展，就是说在几个关键的领域中，不平衡的去进行投资以形成临界最小的投资规模，达到大推动的效果等等这样的一些和政策建议直接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是在“低水平均衡陷阱”这个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即使前面说的那些发展经济学理论很多人现在都不太知道，因为人们说早期的，上个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是被业余爱好者提出来，都不是纯经济学家，慢慢他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受到质疑，到80年代慢慢销声匿迹，后来的经济学变成新古典理论领域。我们知道芝加哥大学舒尔茨教授，他本身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得诺贝尔奖的著作《传统农业》，他就同样把传统农业看成是稳定的均衡状态。说传统农业中，小农，和资本主义中的农场主，在配置资源能力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可以在它的特定约束下，把资源配置得尽善尽美。但是他缺的是特殊的新的要素，可以打破原来的均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提出的建议也是引进新的要素，以打破过去的均衡。我们看它和讲“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高水平均衡陷阱”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说它在新古典经济学里其实也是可以找到它自身的逻辑。那么最近的文献，我们知道过去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讲就是一个索洛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是短缺的，那么你不断的投入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因此引申出来一个结果，资本越缺的地方，它的资本回报率越高，因此这些地方经济发展就越快。资本缺乏的地区，就是发展中国家，一定时间内假设发展中国家发展更快一些，世界经济，各国之间生产率和生产水平趋同。还有一个引申的，就是资本回报率会不断的下降的话，那么想保持经济增长，归根结底要靠索洛残差，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索洛理论里，当然没有“低水平收入陷阱”的地盘，没有马尔萨斯的地盘。2002年有一篇文章就叫马尔萨斯到索洛，他们尝试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和索洛的理论统一起来，用一个框架把它串起来，同时它也可以一体地解释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自然地假设，马尔萨斯世界，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我认为已经不太多了，因为过去有一个芝加哥的教授，曾经引用一些材料说，他表明现在非洲是最穷的国家，一个人每天摄入的卡路里，也远远高于当年马尔萨斯时代。英国和法国人均摄入的卡路里，也就是说典型意义上的马尔萨斯世界其实已经很少见了。也许我们一定要指出几个非洲国家，或者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大多数不是马尔萨斯世界。因此说，从马尔萨斯到索洛，我们中国不是索洛，我们不是新古典增长的阶段。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不是，所以这两极跨的太大了，因此我们很自然想到，它一定缺了一个从马尔萨斯到索洛过渡的阶段，理论上也是一个过渡的划分。我很自然就想到中间有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刘易斯发展阶段，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应该是处在这个中间的阶段。那么后来也找到了依据了，从马尔萨斯到索洛之间的过渡，这个过渡的核心是如何克服那些制度障碍，以便让劳动力充分地流动。劳动力流动就是刘易斯模型。从马尔萨斯到刘易斯阶段有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应该说是如何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那时候很多人都没讲到，它的核心要有足够高的储蓄率和足够多的投资。很自然刘易斯结束以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了，那么它如何进入到新古典世界里，很自然也有一个跨越，能不能跨越，跨进去你进入新古典索洛世界，跨不进去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前不久白老师承办的世界经济协会的大会上，现任的会长青木昌彦做的一个主题演讲，这个演讲他结合东亚的经验，把经济发展划分成五个阶段，我觉得在前面的基础上，就更细化了，我前面讲得太抽象了，现在和我们的现实逐渐接近了一些。第一个阶段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阶段”是一样的，它总是我们的起点，当年我们大家都穷过，美国人也穷过，英国人也穷过。第二个阶段，它开始打破了“低水平均衡”，这个时候政府有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比如说二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新独立的这些国家。这个时候它可以定义为，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后，完全靠政府也不可能是长期的，因此有一定的市场的规律发挥作用，因此是靠结构变革，比如说从农业逐渐转向第二产业，以后再发展第三产业，以这样的产业结构变革来推动经济增长。因为库兹涅茨最早概念化了，是从一产到二产到三产这样的变化规律。第三阶段叫K阶段，就是库兹涅茨通过结构变迁实现的发展阶段。他也赞同我的观点，实际上他也说了，库兹涅茨阶段也可以叫刘易斯阶段。再以后他说中国接近于完成库兹涅茨发展阶段，即K阶段，也就是赞成我说的刘易斯转拐点已经到来了，因此下一个中国会走向H阶段，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他说韩国现在在这个阶段上走的不错，中国正在向这个阶段迈进。这个阶段完了以后，比如说日本，他就进入到了PD阶段。我们也可以想到经过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可能是中等收入向上迈进的一个时期，那么即使在H阶段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挑战。为什么中等收入的国家会容易陷入到“陷阱”里面呢？也有相关的文献说明这一点，其中一个是他们在总结职业变化的时候，就是不同国家的职业调整，他们发现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比如说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整个发展时期。我们把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