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见证失衡_双顺差_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

《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3期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余永定【内容提要】中国的出口鼓励政策和结构性原因导致中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中国的引资优惠政策则导致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中国的双顺差意味着一方面中国以高成本输入资本，另一方面以低收益输出资本。换言之，双顺差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福利损失。更糟糕的是，长期的双顺差使中国陷入了美元陷阱。中国的双顺差并非仅仅是诸如储蓄过度等所谓结构失衡的结果。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结构失衡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和相应政策的结果。政策创造路径依赖。结构的再平衡需要政策变化为先导。为了纠正中国的结构不平衡，政策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来说，范式转变和政策调整已经刻不容缓。关键词：失衡双顺差汇率美元陷阱范式转变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是作者为《见证失衡》（即出，三联书店）一书所写的序言。[1]经济特区“四个为主”的方针是：建设资金来源以吸收外资为主；经济形式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经济运行以市场调节为主。[2]例如三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而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1979年，中央决定在广东和福建建立经济特区。兴办经济特区的方针是：建设资金以吸收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1]为了贯彻这一方针，1980年广东省出台了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的一系列范围十分广泛的优惠政策。[2]1984年在4个经济特区基础上，中央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与此同时，中央允许在上述开放城市（岛）划出一定区域开办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更为优惠的外资政策，允许技术先进、国内短缺的商品按一定比例内销。7国际经济评论1985年中央又开辟了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到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形形色色数以千计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对出口的优惠政策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各级地方政府竞相实施的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或增长模式。出口导向增长（export-ledgrowth）通常是指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发展中国家采用出口导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储蓄和外汇缺口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即通过出口所得外汇资金支付经济发展所需之进口，使经济突破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负债能力约束而实现高增长。与此相对应，出口导向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吸引外资（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FDI）被认为不仅可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以提高投资率，而且可以带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使引资国得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最初样板是所谓东亚“四小龙”、“四小虎”。但是，中国的出口导向与东亚国家（经济体）也存在很多不同点。其中最重要的不同点之一是中国在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大量引资的同时，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力图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增长模式可以称为“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考虑到1980年代中国的特定内、外条件，采用这种模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可能是最优的。这种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还难以做出任何最终判定，但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创造了经济奇迹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1]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存在内在的不合理性。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过程也是这种模式的自否定（Selbstnegation）过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成功发展，中国终于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建立在政策扭曲基础上的不平衡发展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着中国的发展成本（资源、环境、人力、社会、安全），使中国国民生活福利水平越来越难以实现本来应有的更大提高，并给中国的未来发展留下严重隐患。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形成、发展和走向“另类危机”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式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形成、取得成功和走向生命终点的过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实现“范式转变”（“paradigmshift”）刻不容缓。[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8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文集《见证失衡》收集了我自1996年到2009年初围绕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撰写的部分文章（包括数篇答记者问）。这些文章记录了十多年来我对于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考历程。我以为，中国经济学界就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持续十几年（甚至近三十年[1]）的时断时续的辩论应该能够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2]并非是作为初始条件的中国的特定“经济结构”所使然。相反，这些“结构性”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经济结构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辩证地看待我们的发展战略，及早发现处于萌芽状态的自我否定因素，在十年前、五年前甚至在两三年前及时调整经济政策，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些“结构性”尴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上述说法成立，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即便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结构性问题”，只要改变政策，假以时日结构也应该是可以改变的。在中国语境下，“结构性”具有长期性甚至不变性的蕴含。以“结构性”为由拒绝政策调整是完全错误的。只要调整政策就能调整结构，只有调整政策才能调整结构。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经济政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持续增长。文集的副标题《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不但概括了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三个主要领域，而且反映了我对这个问题认识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由于领域转移和认识深化基本重合，文集中的25篇文章按时间顺序排列而免去了分篇的麻烦。“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是中国执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三部曲。首先，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在中国建立了一种“创汇经济”。这种创汇经济的成功导致1991年以来以“双顺差”（即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更严格的说法应该是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与资本项目顺差）为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格局[1]我最近发现，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早在1983年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这一年的讨论会上，有参会者（佚名）指出，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保持贸易顺差“不合逻辑”。见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处编：《中国世界经济学会30年编年史》，2010年，内部文稿。[2]2007年3月16日上午11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的邀请，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与采访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所谓不稳定，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就是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所谓不协调，就是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而且是需要长期努力的问题”。来源:中国网，2007-03-1612:38:20。2010年1月22日至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征求对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时指出：“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周密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来源：。9国际经济评论的形成。其次，中国的汇率政策，作为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双顺差格局，特别是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以来，汇率问题（当然还有其他政策问题）被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汇率政策、贸易政策上调整缓慢。路径依赖导致特定政策最终固化成特定经济结构。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愈演愈烈，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代价也越来越高。最后，持续的双顺差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美元自2002年以来已经贬值40%左右。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美国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地位。从长期来看美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缩水甚至违约的危险。凯恩斯有言：“当你欠银行1万英镑时，你受银行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受你摆布。”作为美国的最大外国债权人，中国陷入了“美元陷阱”。中国国际收支终于陷入由顺差导致的“另类危机”。我自1996年对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关注是从“双顺差”问题开始的。《资本流入的宏观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10月）[1]一文提出在大力引入外资的同时，保持贸易顺差这样一种引资格局“可以比喻为穷人以高利息从富人那里借钱，再用低利息把钱借回给富人。这是对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这种引资格局应当及时纠正”。此文发表之后不久，《世界经济调研》刊登了该文的摘编（《对我国外汇储备的战略思考》，1997年6月20日），《思考》提出：“中国政府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引资和外贸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套首尾一贯的经济政策。变单纯创汇观念为实现总体上的资源最优配置，此其时矣！”文章观点很快受到严厉批评。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任正岩”的文章（《正确认识我国的外汇储备问题》，1997年7月24日）。尽管《思考》一文讨论的是中国国际收支结构问题并未涉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寡，[2]出于善意，“任正岩”并未按领导口径对我进行批评，而是用大量篇幅论证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多（当时的外汇储备是1059亿美元），引资规模也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任正岩”在论证中国为什么应该有较多外汇储备的过程中，没有提及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之类的“结构性”原因。当时人人都知道中国外贸顺差增加是外贸政策（例如人民币贬值和出口退税政策）的结果。没有人会想到储蓄—投资缺口的扩大（或其他所谓“结构性”因素）对当时的贸易顺差起到什么作用。事实上，如果说S-I=X-M的恒等关系必须维持，至少在当时X-M的增加是主动的，S-I的扩大是被动的。[1]已收入我的文集《我看世界经济》，三联书店，2004年，第32～45页。[2]在1996—1997年间，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内部有不少关于中国外汇储备是否过多的讨论。10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结构》（《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10月）[1]一文重申了自己的看法。与1996年文章不同的是该文主要从一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储蓄与投资的变化出发，对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不合理性进行了讨论。无论如何，由于高层的明确表态，1997年7月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双顺差”的讨论不再见诸报端和杂志。而紧接其后的东亚金融危机似乎也支持了中国必须增加外汇储备的观点。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恶化，政策辩论的焦点转到汇率和资本管制问题上。1994年中国成功进行汇改，建立了单一汇率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官方汇率由1993年的5.76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贬值到1994年的8.62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2]此后，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4—1997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3.4%。[3]1998年和1999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