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对我国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1城市化对我国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杨天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内容摘要：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内部同时存在着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进城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限制，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城市化因此体现为农民从农村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流动，以及城市中非正规部门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由于人力资本的差距和政府以户籍为基础的政策倾斜，非正规部门的收入要低于正规部门。这个特点在一定条件下将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单调上升。要避免城市化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负面作用，就必须消除城市内部的二元劳动力市场。这就要求政府放弃以户籍为标准歧视进城农民工的政策取向。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作者简介：杨天宇（1972－），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通讯地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100872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China’sUrbanizationandWithin-UrbanInequality：TheoryandItsTestTianyuYang(RenminUniversityofChina,SchoolofAdministrativeManagement)Abstract:DuringtheprocessofChina’sUrbanization,thereexisthigh-incomeregularsectorandlow-incomeirregularsectorsimultaneously.Beingrestrictedbyhumancapital,socialcapitalandtheinstitutionofresidence,mostofthepeasantswhocomeintothecitycannotbeacceptedbyregularsectorandhavetocomeintoirregularsector.Thereforetheurbanizationbecomesaflowfromvillagetotheurbanirregularsector,andamonotonicincreaseintherelativepopulationofirregularsector,whichwouldtendtoenlargetheWithin-UrbanInequalityunderspecificconditions.Thehypothesishasbeensupportedbytheempiricaltest.Keywords:Urbanization；Within-UrbanInequality；RegularSector；IrregularSector.2一、引言目前我国经济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7.92％增加到40.5％①。二是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城市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16，而2002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32，上升了16个百分点。这两种同时发生的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尚未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城市化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城市化与全社会收入差距的关系上面。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曲线假说”，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会经历一个先迅速扩大、尔后是暂时的稳定，然后再逐步缩小的过程”(Kuznets,1955)。不过，这里所说的“收入不平等”不是指某个单一部门内部的收入不平等，而是指“全体人口”的收入不平等；在两部门条件下，如果用泰尔指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它又可以被分解成两部分，一是两个部门内部不平等程度的总和，二是两个部门之间的不平等（Anand&Kanbur，1993）。库兹涅茨的假说后来经Robinson(1976)和Anand&Kanbur(1993)等人的发展，虽然在形式化方面有所进步，但基本上保留了库兹涅茨的原意。这种以城乡二元经济的部门转换为背景来讨论全社会收入差别的理论，虽然与城市化有关，但却与单一部门内部的收入差别变动无关（陈宗胜，2002）。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获得了一定进展，其中包括一些与城市化因素有关的文献。李实（1997）认为，工业化在城市内部表现为产业升级，而新兴产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它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对拥有现代技能和知识的劳动力的强大需求，而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将是相对有限的，从而在提高技术人员工资率的同时，压低非技术人员的工资率。另一方面，城市化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而由于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都是非技术性的，他们的进入意味着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非技术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使非技术劳动力更加供过于求。因此，城市化将拉大城市内部技术职工与非技术职工的工资差异，从而扩大收入差距。赵人伟、李实（1999）进一步认为，农村劳动力还有可能对城市非技术劳动力的就业产生替代性，这样城市失业率会由此上升，从而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技术与非技术劳动力的差别使人们开始关注人力资本对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赵人伟、李实（1999），陈钊、陆铭（2001）都指出了教育收益率的提高，从而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是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上述文献虽然注意到了城市化对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但他们的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太少，而我国城市化对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是相当复杂的。同时，上述文献也缺乏对城市化、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安排如下：第二节提出一个研究中国城市化影响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第三节是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二、一个研究中国城市化与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要研究我国城市化与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清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特点。Todaro（1969）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内部同样存在两部门现象，一是城①本文数据除特殊注明外，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3市中的现代部门（或正规部门），二是城市中的传统部门（或非正规部门）。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受到工会力量或政府政策影响，因而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同时，正规部门的工人还享有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以及劳动安全保障、社会保险等。而非正规部门的从业者没有上述待遇，其就业身份、地位只是临时性的。当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流入城市时，如果不能在正规部门中找到工作，就很可能在非正规部门打零工。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刘传江、周玲（2004）指出，我国进城农民工大部分都就业于非正规部门，以安徽省为例，该省外出打工者有78.3％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这些打工者不但不享有劳动安全保障和社会保险，而且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10.5小时，93％居住在简易住宅、工棚或居无定所①。显然，这些都与我国政府明文规定的劳动政策有很大差距，呈现明显的非正规部门特点。在Todaro的模型中，城市正规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要高于农村，这也是吸引农民迁入城市的原因。但该模型没有对比城市非正规部门与农村的实际工资水平。对于这个问题，周天勇（2001）指出，由于中国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较低，因此农民工即使是在城市非正规部门打零工，其收入也要大大高于务农收入。所以，虽然非正规部门不享有正规部门的待遇，但却足以吸引农民迁入城市打工。而对于城市正规部门来说，由于对从业者技术、学历、户籍、社会资本等方面的较高要求，大多数农民是很难进入的。具体说，进城农民工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技术、学历等人力资本因素，即城市正规部门需要的劳动力是拥有一定人力资本的技术性劳动力，农民工因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难以符合正规部门的要求②。二是户籍、社会资本等制度性因素，即地方性城市政府为了维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制定了一系列排斥和歧视农民工就业的政策，如通过各种收费渠道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明确规定诸多岗位不允许雇佣农民工，以“再就业工程”的名义，通过奖罚手段诱导企业用城市失业工人替代农民工等③。因此，我国城市内部实际上形成了二元的劳动力市场，进城农民工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这样，我国的城市化就主要体现为农民从农村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流动，城市化进程不仅表现为城市化率的提高，而且表现为城市中非正规部门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这方面一个近似的例证是，1982年，我国城市人口中的14.6%，约3146万人没有“农转非”；而到2003年，没有“农转非”的城市人口已达14699万，占当年城市人口的28％。这说明，那些没有“农转非”的进城农民对我国城市化进程贡献巨大。这个特点将对我国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借鉴Robinson（1976）的做法，用收入的对数方差来表示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假设Y1和Y2分别表示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居民收入的对数均值（Y1Y2），Y为全部城市人口收入的对数均值；T1和T2分别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人口比重；21和22分别表示两部门内居民收入的对数方差。则有：121TT（1）2211YTYTY（2）而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差距可以表示为：①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②傅勇：《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人口与经济》2004年第3期。③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42222112222112)()(YYTYYTTT＝（3）由于部门内部居民收入的方差2可以表示收入的离散程度，因此它也可以用来测量部门内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前面已经指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是农民从农村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流动，因此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中非正规部门的人口比重T2将不断增加。故可以用T2作为城市化进程中与2相对应的自变量。由此将公式（1）和公式（2）分别代入公式（3）中，可以得到2与T2间的函数关系式：CBTAT2222＝（4）其中：212)(YYA2122122)()(YYB21C与Robinson(1976)关于城乡两部门的分析相似，我们对于城市内部两部门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也得到了一个二元函数。如果假设Y1、Y2和21、22保持不变①，则由于参数A＝－(Y2－Y1)2≤0，不平等指数2的曲线形式为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不过本文与Robinson分析的不同点在于，Robinson的城乡两部门分析要求城市部门的人口份额在（0,1）区间中变动，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城市部门人口份额趋于1，农村部门人口份额趋于0；而在本文中，虽然农民由农村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流动，将不断扩大非正规部门的人口份额，但这个份额不可能达到1。原因是我国农民由农村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流动规模，并不是无限扩大的。Todaro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工资差异，而且取决于进城农民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而这个概率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Todaro，1969），用公式表示：USNNSN＝（5）其中π为农村移民找到工作的概率，γ为城市新就业机会创造率，N表示城市就业人数，S表示城市劳动力总量，S-N为城市失业人口，U（U＝SNS）为城市失业率。农民向城市的迁移意味着S0，此时2SNSU＝0，即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将导致城市失业率U上升，当城市失业率上升至均衡失业率U*时，农村移民的就业概率π将会下降至临界点π*，此时农民将停止向城市移民；只有当城市就业机会创造率因政策或周期因素上升，导致失业率低于均衡失业率时，城市化进程才会重新开始。因此，农民进城打工提高城市失业率的效应，最终将减少农村移民的就业概率，从而遏止农民迁入城市。用公式表示，①Anand和Kan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