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流动性和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收入流动性和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章奇米建伟黄季焜*摘要如果在收入分配分析时考虑了收入流动性因素，收入分配问题可能就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因为今天的穷人可能成为明天的富人。我们利用中国农村的调研数据，发现最穷的25%的农村居民收入地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增加，而农村中产阶级的向上收入流动性却逐步陷入停滞。我们还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变化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一直停留在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那部分人收入的变化，另一部分是向上流动到富人阶层或向下流动到穷人阶层那部分人收入的变化。结果发现由于收入流动性的变动对收入差距变化的作用是在不断上升的。最后，我们利用MultinomialLogit模型对可能影响收入流动性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家庭抚养人口比例、人力资本禀赋、土地转包和是否具有党员身份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有明显影响。IncomeMobilityandIncomeDistribution:EvidencefromRuralChinaQiZhangJianweiMiJikunHuangAbstract:Aftertakingincomemobilityintoaccount,incomeinequalitymaynotbeasseriousasthosefoundintheexistingliteratureifthepoortodayhashighpossibilitytobecomerichtomorrow,andviceversa.BasedonasurveydatacollectedinruralChina,wefoundthepossibilityofthepoorest25%toclimbuptohigherincomestatusincreased,whichmeanssomanyofthemwouldn’tstayasthepoorastheyusedtobeastimepassed.Buttheupwardmobilityofthoseofthemiddle-incomehasgraduallybecomestagnant.Wethendecomposethechangeofincomeinequalitybetweenthewealthyandthepoorintotwoparts:theincomechangeofthosewhoremaininginthewealthygroupandthepoorgrouppersistently,andthechangeduetotheshiftofincomestatusofthosewhomoveupwardtowealthygroupordownwardtothepoorgroup.Wefoundthatthecontributionoftheincomemobilitytoinequalityisincreasing.WealsoconstructaMultinomialLogitmodeltoidentifythefactorswhichmayinfluencetheprobabilityofmovingupward,downward,orstayingstagnant.Wefoundhouseholddependentpopulationratio,humancapitalendowment,landrentalmarketparticipation,andthepartymembershiphavesignificanteffectsontheincomemobilityofruralresidentsinChina.                                                             * 章奇，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电子邮件地址：[e-mail];米建伟，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电子邮件地址：[e-mail];黄季焜，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电子邮件地址：[e-mail]。 1.前言大多数中国经济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改革以来收入的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1978－2003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达到了9.2％（人均GDP年增长率为8％），GDP总量增长了9倍，人均GDP增长了7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的收入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显著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在加快。根据官方的调查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30.9上升到2001年的44.7（Ravallion和Chen，2004）1。1981-1985年，在亚洲6个具有可比性的大国中，中国是收入分配最为均等的一个，但是到了1999-2001年，中国成为收入差距最大国家之一（Lipton和Zhang，2005）2。尽管收入分配问题一般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但学者和政策制订者对收入分配扩大的原因和结果却并没有一致的意见(Glaeser2005)。人一些迄今为止，一般认为不能简单地看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收入差距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对收入差距扩大忧心忡忡，有些人则不以为然，甚至持肯定的态度。后者之所以对收入差距扩大保持乐观，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相信即使一个人的初始收入很低，但未来的收入却会达到较高的水平。换言之，那些在开始时处于收入分配最低层的人在未来也有很大的机会变为富人。这一观点实际上表明了收入流动性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即所谓的公平不是仅仅体现在贫富差距的高低，还要考虑是否存在足够高的从贫到富的机会(Hertz2006;Sawhill2000)。另外，有些学者也指出，如果当前较高的收入差距同时伴随着较高的收入流动性，那么从长远看来，收入分配并不会恶化(KhorandPencavel2006)。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对收入流动性的定义、衡量方法以及各个经济体内的经济和收入流动性之间的比较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例如，PikettyandSaez(2006)主要针对收入最高那部分人的收入变动进行了分析，发现19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富人的资本性收入，从而减缓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70年代以来，职业经理阶层兴起，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而由于累进税制的原因，资本性收入的比例则下降，这导致收入分配重新开始变大。Autor,Katz和Kearney(2005)则对美国过去几十年收入流动性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不同工作技能的供需变化、最低工资法、以及企业精英的崛起可以对工资结构以及收入不平等现象进行解释。Herz(2006)则对美国隔代收入流动性和收入不平等进行了考察，并得出了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流动性有所恶化的结论。另外，有关收入流动性衡量方法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BenabouandOk(2001)用税收累进指数来衡量机会大小，并运用这一方法对美国和意大利的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比较。Lummer(2002)利用误差模拟和工具变                                                             1 Ravallion和Chen（2004）指出，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过高估计了农村生活成本相对于城市的上升幅度，这种过高的估计在1定程度上拉升了城市实际人均收入，因此，在经过调整后，他们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比原来小了许多（28.0-29.4）。2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1-85和1999-2001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其它国家1998-2001年左右的基尼系数：孟加拉国31.8，印度32.5，印尼34.3，巴基斯坦33.0，越南36.1。另外1些有关国家：巴西59.1，哈萨克斯坦31.3，泰国43.2，马来西亚49.2，土耳其40.0（UNDP，2004：188-191）。在测算过程中，1些国家使用了收入指标，另1些国家使用了消费指标；1些国家以人均为单位，而另1些则以家庭为单位。 量的方法以减少估计收入流动性中由于测量误差和短期冲击所带来的误差。相较而言，研究中国收入流动性的文献则凤毛麟角。Khor和Pencavel（2006）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所进行的调查的面板数据（PanelData）分析了1990年与1995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并与同期的美国进行了对比。他们发现，中国收入差距的上升伴随着收入流动性的上升，而且与美国以及其它一些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收入流动性更大一些。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对于那些永久性收入较低的人群而言，他们收入的上升幅度要高于高收入阶层，这似乎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直觉。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中国农村居民的非隔代（intragenerational）收入流动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收入阶层的居民所处的相对地位是上升了、下降了还是保持不变。人们可能会因为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拓展了社会关系以及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而变得更为富裕，也可能会因为失业、投资失败或者患上长期疾病而陷入贫困。总之，无论存在多少种可能性，一片希望的沃土应当总是给穷人以梦想，使他们对自己在将来充满憧憬：他们不仅能够提高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也能够改善自己的相对地位以跻身于富人之列。只要处于收入底层的人们有足够的机会来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那么收入差距就不能被理所当然认为是谬误的。而通过探讨穷人能否从近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受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包括绝对和相对尺度）受益、中国能否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机会、如何帮助低收入者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政策制订者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等等，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入的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特征以及含义。与该领域的已有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的不同之处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农村而非城市，因此，将我们的研究结论与仅限于城镇居民的研究结论（KP2006）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对中国的收入流动性有一个总体性的了解；其次，我们的数据覆盖了一个较长的时间区间(1987-2002年)，这使我们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减少暂时性冲击和非观测效应所带来的“数据噪声”，使我们能够最终将收入数据处理得更接近于标准的永久性收入概念。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足够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因而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收入流动性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渠道来影响收入分配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判断这种影响的性质。在本文的下一部分我们会更加详细的阐明这一点。第三，我们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影响农户收入流动性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在以往对于收入流动性的实证研究中，通常都以收入的绝对变化来测度收入流动性，而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了收入地位的相对变化来考察收入流动性，因此分析结果的政策含义更加明显。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1）农村居民中，处于收入最底端的25％的人群收入流动性具有较强的上升势头。不过，那些滞留于收入分配最底端的人，以及那些从较高收入组跌入这一收入底层的人，其经济状况的确是在不断恶化。最富的10％，特别是最富的5％，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中是最大赢家。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使自己保持在收入上层。而且，他们 在总体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与他们相比，其余的介于最富和最穷之间的人（即农村中的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向上流动性变化并不那么令人满意。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他们之中多数人的收入地位发生了下移而非上升。总的来说，最穷的25％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他们的相对收入地位，最富的10％成功的巩固了他们的相对收入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上两类农村居民改善了他们的处境，而农村中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性趋于停滞，甚至有所下降，所以说在收入地位的变迁中他们几近于失败者。（2）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很大一部分反映了原本经济地位较低但成功实现了经济地位上升的那部分人收入的增加，正是这部分人收入的大幅增长（而不仅仅是原来就已经是富人的那一部分人群收入的增加）拉大了收入差距。这种由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