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效果分析

1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效果分析*——动态递推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程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摘要：2008年1月1日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本文建立了一个动态递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这一税收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政策变化当年，未对除政府盈余外的其它经济变量带来较大冲击。在动态递推期内，模拟情形下政府盈余与基准情形相比逐渐减小。尽管影响程度有限，但税收政策变化在递推期内降低了投资，提高于消费，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后，对于居民福利和宏观经济而言，企业所得税政策变化后，为保持政府财政盈余不变，消费税变化是较生产税和增值税更有利的一种选择。关键词：可计算一般均衡递推动态企业所得税改革社会福利TheAnalysisonEffectsofEnterprises’IncomeTaxReforminChina:AnalysisBasedonRecursiveDynamicCGEAbstract:Thenewenterprises’incometaxlawcomesintoeffectssinceJanuary,2008whichcarryouttheunifiedincometaxratestohomeandforeign-fundedenterprisesinChina.Arecursivedynamic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modelisestablishedinthispapertoanalyzetheimpactscausedbythisreform.Resultsshow,itdoesn’tbringgreatshockstotheeconomyexceptthebalanceofgovernmentalfinanceinthereformyear,andthegapofthisbalancebetweenbaselineandsimulationdecreasesyearbyyear.Thetaxreformdecreasesinvestmentsandincreasesconsumptionsinthesimulationperiod,whichmeansit’shelpfultochangegrowthpatternofeconomyofChina.Finally,inordertokeepthebalanceofgovernmentalfinanceasthelastyear,comparedwithproductiontaxandVAT,consumptiontaxisapreferablechoiceforsocialwelfareimprovementandeconomyifotherindirecttaxesareallowedtoadjust.Keywords:CGE;Recursivedynamic;Enterpriseincometaxreform;SocialwelfareJELClassification:D580,E290程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电话:[phone]手机:[phone]通讯地址：清华大学紫荆14#—726B邮编：100084Email:[e-mail]*程凌，男，出生年月：1977年4月，职务：博士研究生，工作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5组：财政、税收、投资、贸易文章字数：11，458字2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又以企业所得税为主。我国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以来，企业所得税在历年税收中的比重大致维持在15%左右。1994年税收改革对外资企业普遍给予各种优惠，企业所得税优惠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我国企业所得税大部分来自内资企业，外资企业所得税对税收总量贡献约2.1%左右。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对企业所得税征收进行了新的规定，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取消了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而代之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率。对于税收政策的变化，人们自然而然提出的问题包括：政策变化将对税收总量及财政盈余影响如何；对外商投资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会对经济增长、固定投资、消费、就业等影响如何……对于包括上述一系列问题在内的回答和思考，正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问题的需要以及方法论的特点。本文选择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CGE,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作为研究方法论。其原因在于：首先，任何政策的变化将对多个经济部门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影响具有全局性。同时，政策变化会对未来产生后续影响；其次，CGE分析框架可以并且要求建立多部门、多居民组之间的相互联系。该特点有利于对政策变化进行分析和评价，并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政策分析工具。因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动态递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税收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一、主要文献综述尽管一般均衡理论早已提出，但是以该理论为基础的CGE应用研究是在1960年代以后，主要应用领域集中在贸易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方面。自从Harberger（1959,1962）较早将CGE应用于税收政策分析研究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对税收CGE的研究逐渐从理论模型发展为实际应用模型，从单一税种模型发展为多税种模型，从静态模型发展为动态模型。静态模型通常为求解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的最优解，该均衡解同时使得各市场间出清。动态模型结构上又可分为跨期动态（IntertemporalDynamic）和递推动态（RecursiveDynamic）。与静态模型不同的是，不同动态模型中生产者目标函数的差异是动态CGE模型之间重要区别之一。①本文以税收CGE模型发展为线索，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Harberger较早地构建了含税静态CGE模型，但是该模型只是一个理论模型并未运用于实际分析。其模型推导结论表明：政府对公司税收增加几乎完全来自资本回报的减少。显然对资本征税抑制了资本的积累。Shoven和Whalley（1972）较早地利用美国数据，构造了一个包括两部门（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和两类居民（“富人”与“穷人”）的含税静态CGE模型（通常被称为S-W模型）。结果发现如果政府对制造业的资本利得征税，将导致两类部门产出均下降，并导致均衡时两部门资本密集度发生相对改变；征税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略有恶化，但征税使得“富人”福利水平降低，“穷人”福利水平得以改善。S-W模型是一个单一税种模型，Whalley（1975）构建了一个包括9个部门的多税种静态CGE模型，用于分析评价1973年英国的税收改革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发现，税收改革对社会福利的正向影响较小有些条件下甚至为负，增值税替代消费税是其中部分原因；对所得税的改革带来部分福利增加；税收改革对资源配置有一定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此后虽然出现过包括不同结构和税种的CGE的模型研究，但是均为静态模型。Ballard，Fullerton，Shoven，Whalley（1981）较早地构建了含税动态CGE模型（又被称为BFSW模型）。在其模型结构中，消费者选择不同时期的消费使得效用最大化，由于跨期储蓄的不同导致投资量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资本累积，并对产出产生影响。但是BFSW模型中生产模块是静态的，同时政府决策时受约束于当期静态收支平衡。BFSW模型被用于①Pereira,A.,andShoven,J.,1988,“SurveyofDynamicComputationalGeneralEquilibriumModelsforTaxPolicyEvaluation”,JournalofPolicyModeling,Vol.10,pp.401-436.3研究了美国税收体制中对公司所得与个人所得所存在的双重征税问题。①模型中共设计了4种对公司所得与个人所得合并之后征税的方式，结果发现，完全取消公司所得税，并将之与个人所得税的完全合并征收所带来的福利收益最大，约占国民收入的1%。BFSW模型中只将消费者模块动态化，同时假设消费者进行消费决策时具有有限预期。Ballard(1983)，Ballard和Goulder（1985）将BFSW模型中消费者有限预期假设扩展至完美预期下；同时允许消费者给后代留有遗产。其研究发现，在消费者完美预期下，消费税将带来较大社会福利损失。Bovenberg(1984,1985)构建了一个包括2部门、1类消费者的开放经济下两国动态模型。其中生产模块被动态化为企业决策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同时，假设资本市场存在，并引入托宾q。其得到的结论包括：当本国与外国产品完全可替代，投资无弹性时，开放经济与封闭经济均衡解近似。当实物资本可流动并且资本利得税可转嫁时，开放经济下效率损失大于封闭经济下。Andersson（1987）构建了一个2部门、1类居民的动态模型，其中，生产模块被动态化为企业决策使其现金流现值最大化。在该模型基础上，他研究了瑞典税收中性问题以及消费税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消费者完美预期假设下，征消费税对经济的影响并非中性，征税带来了消费者福利的损失。但是上述两模型中政府决策时仍面临静态收支平衡的约束（即不能发行债券或货币）。Auerbach和Kotlikoff（1987）构造的模型中企业目标函数为最大化企业价值，同时将政府静态约束扩展为动态约束，政府可以发行债券。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赤字将造成短期挤出，而减税所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长期可以实现自我恢复。同时，税收累进程度的不同通过投资而影响经济效率。此外，Feltenstein（1984,1986）构造了一个包括30个部门和2类居民的简单2期跨期动态模型，分析了财政赤字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其模型中生产者模块为静态（生产者最小化当期成本）。但是消费者与政府模块动态化，其中政府可以发行债券和货币弥补赤字。CGE模型主要是一种反映实体经济的模型，因此该模型特点是将货币引入CGE的模型中。利用该模型除了得到政府发行货币和债券弥补赤字存在着挤出效应这一结论外，还度量了挤出程度的大小。CGE模型需要用大量的数据估计模型参数并给各种变量赋初值，但是由于CGE模型结构中多部门、多居民组的特点使得多期历史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大多数CGE模型中参数估计采用“校准法”（Calibration）。Jorgenson和Yun(1986)构造的一个分析税收政策对资本分配的影响的CGE模型中用计量法估计模型参数。尽管其模型中包括较少的部门，从而为计量法估计参数提供了可能性，但该模型是较早用计量法估计参数的税收CGE模型。至此，税收相关CGE模型研究在技术上已趋于完善，后续的研究大多在已有的建模技术范围内，根据所研究的问题而构建不同的模型结构，如Formby和Medema（1995）研究了实行中性税收的经济效率及其等价性效果，以及增加税收时对收入分配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Bye和Åvitsland（2003）以挪威为例，建立一个跨期CGE模型，研究了同时包括资本利得税和房产利得税在内的税收中性改革问题。在研究结论方面，大量的含税CGE模型表明：大多数情况下，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扭曲作用，由于税收的存在，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税收CGE模型除了得到这一结论之外，更重要的是评价了税收政策的效果。国内研究方面，虽然不少关于CGE模型的研究，但是税收CGE方面研究仍然有限。翟凡、李善同、王直（1996）较早地构建了一个包括22个部门，12个代表居民类型的递推动态CGE模型。用于模拟和评估贸易自由化之后，不同税收政策对关税替代的社会福利效果①对于私营企业征税后再对个人征收所得税相当于双重征税4及收入分配效应。结果发现，用累进个人所得税替代关税削减损失是最为合适的政策选择。王直、徐滇庆（2002）建立了一个包括7部门的税收CGE模型分析了改革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