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用总规模分析

第1页共6页北京市信用活动分析与建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吴晶妹一、北京市信用活动发展水平分析以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江苏、浙江六省市比较看，总体上说，北京市信用总规模属中等水平；信用化程度最高，且提升速度快；信用交易中介化明显；信用活动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不足。（一）北京信用总规模属中等水平本文所指的信用总规模是微观经济主体层次的信用交易总量，即企业、居民信用交易规模。从信用交易工具角度看，信用交易规模包括企业贷款规模、居民消费信贷规模、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企业股票筹资规模、企业间商业信用规模（应收账款余额），其中，企业贷款规模和居民消费信贷规模构成了金融机构信贷余额。表一六省市信用总规模（1995－2002年）单位：亿元地区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平均上海2390288638284351493656066749105625164江苏289038624496511055815625599866845031浙江210526033316391746795488651386254656北京171320892782337440856130736392314596深圳8009841272158118852388291535121917天津111713611515163518431873219324091743全国5342966748796329515510661611877712648613985998338说明：本表根据各地《统计公告》整理。因企业债券、商业信用占比太小，故在信用总规模中未包含。表一显示了1995－2002年底，六省市信用总规模。从表中可以看出，信用总规模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在六省市当中，北京信用规模绝对额处于中等水平，与浙江省持平，大大高于天津、深圳，较上海、江苏尚有一定差距。（二）北京是六省市中经济信用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经济信用化主要指信用活动日益增加，经济交易中可以用信用来衡量的部分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主要表现是信用总规模迅速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说明信用在经济活动中迅速普及；经济主体都更普遍的采用信用方式与手段进行融资和支付结算；各种各类主要信用工具都与GDP有极强的相关性；信用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不断扩大。经济信用化程度，可以用信用总规模相对于经济规模的倍数表示，可以称为信用化比率。表二六省市信用化程度（1995－2002年）地区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平均北京1.231.291.541.681.882.492.612.951.96深圳1.011.041.131.231.311.431.491.571.27上海0.970.991.141.181.221.231.361.951.26天津1.211.231.221.221.271.141.201.191.21浙江0.600.630.720.790.870.910.971.120.82江苏0.560.640.670.710.730.660.630.630.65说明：本表根据各地《统计公告》、《统计年鉴》加工计算。表二列示了六省市1995－2002年的信用化程度，显示出了不同地区信用发达程度的差异，北京最发达。北京经济的高信用化水平，代表了北京市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系列过程对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最弱，而对外部资金来源的依赖最强。同时，反映出北京市在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的进程中，与其他五地相比，较为领先。另外，这种较高的经济信用化程度与北京高新技术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首先，北京的第2页共6页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及网络广泛应用，信息普及且容易获得，信息公开且相对透明，信息的效率与成本最理想的结合，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增强了经济主体交易的信心，消除了技术与市场障碍，信用交易总量上升。其次，由于有了新的交易手段与技术，可以采用新的交易方式，经济主体更加方便和快捷的运用这些技术与手段进行信用交易，信用活动广泛存在与经济活动之中。高新技术的发展是经济信用化的重要基础。（三）北京经济信用化速度快，势头明显0.000.501.001.502.002.503.003.50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深圳浙江图1：六省市信用化发展图图1显示了1995－2002年，六省市信用化比率的发展变化。图中横坐标代表年份，纵坐标代表信用化比率数值。从图中可以看出1995年，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四市信用化程度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只是江苏省信用化程度略低。直至1997年，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四城市信用化发展基本保持同步。1998年以后，北京经济信用化的速度明显高于其他五省市，信用化比率呈现出高速攀升的特征，而且这一高速增长趋势到2002年仍没有减弱势头。从1998年前的平缓发展，到1998年后的高速发展，代表着北京已经进入了经济信用化时期。在这一时期，信用交易逐渐普及，并快速发展起来，信用需求膨胀，这种信用的扩张刺激了经济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上海市、浙江省信用化比率走势打破了原有的稳步发展的轨迹，呈现大幅提高的趋势，这一倾向可能预示着两地经济信用化进程的开始。（四）北京市信用交易分布中介化明显信用中介化可以用信用中介率表示。从流量上表示一国一定时期内金融部门向非金融部门提供的信用占这些部门所接受的全部信用的比例；从存量上表示一国在某一时点金融部门向其他非金融部门授信的余额在所有部门全部未清偿信用余额中的份额。信用中介率指标，反映了作为信用中介的金融部门在整个社会信用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作用。该指标越高，则整个社会信用活动通过金融部门中介的份额越大，说明社会信用活动越依赖于金融部门。表三六省市信用中介率地区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北京1.001.000.980.990.980.970.981.00上海1.000.990.970.980.990.970.981.00天津1.001.000.991.000.991.000.991.00江苏0.990.990.990.990.990.980.991.00深圳0.980.980.940.980.980.960.981.00浙江1.000.990.990.990.990.991.001.00说明：本表根据表一、表二加工计算。表三显示了六省市信用中介率的情况。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和其他五省市一样，第3页共6页信用交易显示出明显的中介化特征，大部分信用交易集中在金融机构，尤其市商业银行，即使考虑微量的商业信用和企业债券，在许多年份，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信用交易，几乎成为社会信用交易的全部。金融在整个社会的信用交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金融、非金融部门信用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方面，北京市信用交易的发展明显受到了全国信用交易环境，尤其市资本市场发展不足的影响。（五）北京市信用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不足从六省市1995－2002年信用与经济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信用总规模增长，经济规模也增长，二者是相伴随的。但是，若排除信用总规模与经济规模两序列非平稳性，即趋势性的影响，考察信用总规模年增长与GDP年增长的关系，可以发现，六省市情况相距甚远。表四：六省市信用总规模年增长与GDP年增长相关性地区相关系数深圳0.92浙江0.78北京0.70上海0.28天津0.23江苏-0.02说明：本表根据表一、《统计年鉴》加工计算。从表中可见，北京、深圳、浙江三地，信用总规模年增长与GDP年增长的相关性很强，相反，上海、天津、江苏三地，两序列相关性则较弱。这说明，在北京、深圳、浙江三地，GDP的增长对信用总规模增长有可能存在较强的依赖性，而在上海、天津、江苏三地，GDP的增长受信用总规模增长的影响并不大。进一步对北京、深圳、浙江三地，信用总规模年增长与GDP年增长两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方程如下：深圳：y=0.3717x+62.14浙江：y=0.2884x+323.51北京：y=0.0763x+165.9上述方程显示，从1995－2002年的数据看，深圳信用总规模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信用总规模年增长额每增长1亿，GDP的年增长额会提高3717万元；三地中，北京信用总规模年增长对GDP年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弱，信用总规模年增长额每增长1亿，GDP的年增长额会提高763万元。信用总规模增长对GDP拉动作用不明显，表明了北京市信用化进程虽然居于全国的前列，但是，信用活动不合理、质量低，抑制了信用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同时，社会信用环境不如人意，失信普遍，信用问题频出。究其原因，一方面，宏观信用管理欠缺，尚未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没有运行不良信用惩罚机制，信用行为缺乏外部约束；另一方面，微观信用管理水平滞后，参与信用交易的微观经济主体缺乏信用管理意识、手段与措施。二、对北京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建议（一）加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积极培育信用的内因动力信用问题说到底涉及的就是社会各界在社会活动中的信用关系。良好的社会信用关系是建立在社会各界的因信用而带来的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这个平衡的过程是市场自发调整实现的，需要市场参与者认识与行为的不断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法规、政府管理、社会信用体系等的作用是有限的。就像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社会各界信用利益的平衡是内因，是信用关系变化的内部动力，法规、政府的管理、社会信用体系是外因，是社会信用关系变化的外部条件。第4页共6页加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实质上涉及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从组织上看，要设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从制度上看，要建立一套科学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从管理上看，要打破企业内部的旧的平衡；从企业文化上看，要革新观念，重树诚信理念。实施中会有很多障碍，主要来自销售部、财务部，因此，企业应同时配合出台任务标准、奖励制度等各项改革。北京的企业组织形式复杂多样，国有企业多又大，进行这样有深度的企业管理改革不容易，但不管怎样难，改革势在必行，因为竞争压力以及信用交易已普遍存在。况且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判断，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就是在加强企业信用管理、自我认识、自我保护、相互制约的机制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大力发展企业信用管理于微观企业经营、于宏观社会经济秩序均至关重要，大有裨益。（二）建立三位一体的信用管理体系，强化信用活动的外部条件信用关系的自发调整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此时，外部条件的作用虽然有限，但又非常重要。所谓三位一体就是政府管理、信用行业协会和企业行业协会管理相结合的信用管理体系，三者分工不同，共同对企业信用活动的发展进行外部监督、约束和促进。政府管理是信用管理体系的航标灯。其主要工作首先是组织与实施信用立法；日常执法与监管。其次是制定并执行信用管理机构与从业人员的资格认定，以保证信用管理机构的经营合规性和权威性。同时，政府也有责任推动专业征信机构及其数据库的建立与发展；推动与辅助失信惩罚机制有效运转；扶助与监管民间信用管理协会、行会及其它行业组织。目前政府方面最迫切的事情是应组织专家学者对北京市信用交易情况与存在问题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并据此制订北京市信用交易与管理的原则与实施细则，特别对规范授信、平等受信机会、保护企业与消费者隐私权、合理商帐追收等要尽快并明确规定。行业协会是信用管理体系的护航员。其主要职能是为行业服务，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目前，北京市需要新成立信用行业协会，辅助政府对行业的规范和扶持，帮助业者与政府沟通，提供业务交流机会，推动对市场的教育，保护业者的利益。企业行业协会，如钢铁行业协会、机械行业协会、建筑行业协会等，目前已存在，需要根据形式发展的需要，增加信用管理与服务的职能。（三）加快北京市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信用行业的发展与规范是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基础。没有完善的信用管理行业，就没有满意的信用产品与服务，社会信用管理与约束就是空话与形式。行业管理主要是通过信用行业中各种各类企业的经营活动自发形成与实现的。信用管理行业是由三大类企业构成的，即信用信息管理机构，如征信公司与数据库；专业化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