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资本权力问题浅谈

[摘要]俄罗斯金融工业寡头兴起于该国全盘私有化的过程当中，一度控制了俄国民经济的50%以上。俄金融工业集团具有官僚性、垄断性、掠夺性、保守性和低效、无能等特征，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政治进步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叶利钦时期，俄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利益基本一致，普京接任总统以后，开始打击和遏制金融工业寡头，推进国民经济自由化和政治上的强国战略。但是，近年来，正在形成“强力寡头”和“官僚寡头”的势力。（世经评论·北京）由俄罗斯金融工业寡头掌控的资本权力一度垄断和俄主导产业和经济命脉，并对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庞大势力。俄资本权力产生于俄体制转轨、政治全面自由化和经济全盘私有化的过程中。一、俄资本权力集团的构成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领导人大部分是原苏联的党政官员，他们与叶利钦政府之间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研究俄罗斯精英问题的专家奥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指出，1993年时俄罗斯的经济精英近61%出身于原苏联官员，其中，37.1%出身于共青团领导，12.9%出身于苏共领导，4.3%出身于苏维埃领导，37.1%曾为各部机关的领导，5%是过去地位最高的领导者。俄罗斯的资本权力集团即权贵资产阶级是伴随着俄罗斯独特的私有化进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盖达尔曾指出，俄罗斯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是“权力转化为资本”。叶利钦也承认，改革使“大多数居民生活条件恶化”，发生“不公正的生活分化”，“发财的人往往是那些丧失了文明社会准则的人”。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短缺经济”而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主张全盘私有化和自由化，但他也认为，俄采取“快速私有化”战略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导致了荒谬的极不公平的寡头政治资本主义。他把这种“快速私有化战略”称之为“庸俗科斯主义”。二、俄资本权力集团产生的方式目前，俄罗斯国民经济的50%掌握在金融工业寡头集团手中，而这一资本权力集团的产生主要通过以下方式：（一）私有化证券向权贵阶层手中集中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开始积极推行以“全盘私有化”为核心的“休克疗法”。俄罗斯私有化的进程始于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在1992～1994年期间，每个俄罗斯公民只要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获得面值1万卢布的购买券。凭购买券可以购买国有企业或投资基金股份，也可以有偿转让或出卖。然而，1991～1995年独联体国家体制转轨期间各成员国经济均呈现巨大滑坡。1992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达到2501%。由于国内经济环境急剧恶化，加之俄罗斯经济改革政策摇摆不定，广大民众对私有化证券逐渐失去信心。很多人低价转让证券，助长了证券私有化过程中的投机行为。暴富者和国有资产管理者们乘机廉价收购私有化证券，私有化证券向权贵手中集中。结果使国有资产不断落入少数人手中。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正在经历体制危机，国有资产向私有股份公司的转变速度又是如此迅速，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又日益严重。因此，国家无力也没有足够的准备应对出现的危机和不良后果，更没有能力对广大民众的利益起到支持和保护作用。（二）权贵资产阶级借股份制改造瓜分国有资产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由于市场秩序混乱、资产评估失准，俄国有资产以很低的价格被转让到权势者手中。企业管理者、地方政府官员和暴发户们通过钱权交易，按照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的折价对国有优质资产进行收购，这种做法与其说收购不如说抢劫和瓜分更准确一些。资产评估过程中，以俄国有企业1992年7月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的基础价值，既未考虑无形资产价值，也未考虑当时正在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1994年6月证券私有化结束，俄全部产业总值的估价只有120亿美元，还不如美国一个Kellogg公司值钱。据统计，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给国家造成了上万亿美元的损失。（三）在开放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巧取豪夺在俄罗斯银行私有化过程中，新贵们纷纷创办银行，或者把原有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据为已有。他们通过高息揽储、炒卖外汇或者开设投资公司，聚集民间资本，对国有资产进行收购、兼并与重组，并通过向政府提供抵押贷款，以低廉的价格将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企业（如能源、原材料开发企业）据为己有。俄政府实行的“股票抵押贷款计划”对这一投机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权贵资产阶级在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行融合的过程中，通过私人关系，以国家企业为基础，建立商业或金融公司，进行各种投机生意，并与地区的或部门的国家机关建立利益联系，形成包括工业、金融、商业及国家机关在内的利益集团。至此，权贵资产阶级将手中的资本权力进一步扩大。三、俄资本权力集团产生的原因在东欧与俄罗斯的体制转轨过程中，为什么只在俄罗斯出现了强大的资本权力集团－－金融工业寡头集团，而在东欧其他国家却没有出现类似的资本权力组织呢?（一）旧权贵阶层主导私有化进程在1993年10月白宫事件之后近5年的时间内，叶利钦通过新宪法加强了总统集权，杜马权力受到抑制，俄罗斯形成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体制的具有集权特征的“超级总统制”，俄罗斯的政治意识形态由转轨初期的“全面西方化”的“激进民主主义”回归到被称为“新权威主义”的传统“集权主义”。叶利钦的威望和地位得以巩固。这一时期成为叶利钦统治最为稳固、俄罗斯国内政局也比较稳定的时期。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逐渐被既得利益的现实考虑所取代。改革各派的思想观念分野也逐步转化为对现实利益的争夺。以盖达尔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被罢免，离开决策层。保守派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纷纷进入决策机构。民主派推行的“大众私有化”以及依靠发展中小企业摆脱国家经济危机的政策被抛弃了。曾任国营大托拉斯领导人的切尔诺梅尔金上任伊始就大造舆论：“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不应变成小商小贩的国家”，“想用小店铺把我们国家包围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振兴经济改善生活的做法不会成功”。以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表示反对大众私有化，认为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发挥资产责任，主张“把国有大型企业改组为集生产、销售、金融活动为一体的金融一工业集团”，认为这种组织“应在今后俄经济中占优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叶利钦政府陆续出台了《促进金融工业集团建立并展开活动的措施》（1995年4月）、《关于金融工业集团的联邦法》（1995年11月30日）、《关于促进银行与产业界一体化》（1996年4月）等一系列法令、法规。在“新权威主义”思想指导下经济转型成为权力资本兴起的温床。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势力正是在这一阶段最终形成。（二）俄罗斯统治精英民族主义意识抬头1993年10月以后，叶利钦政权实施的政策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向“新权威主义”，外交思想也由全面倒向西方的“西化论”向民族主义转向。俄罗斯统治精英认为，为了抵制西方资本的扩张，维护国家资本的力量，既不能将国有资产的股权过分分散化，实行民主派主张的“大众私有化”路线，也不能采取向外资全面开放的匈牙利私有化模式。因为，尽管外资的流入使匈牙利得以度过转型期危机，并有利于匈牙利国民经济的复兴，但是，匈牙利的国民经济已处于高度的对外依赖状况。1994年以后的俄罗斯意识形态开始从“西方化”的世界主义向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变。俄罗斯政府公开宣称，要通过国家权力将国有大型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组建成巨型“金融工业集团”以抗衡外国资本的渗透和入侵，防止俄罗斯民族经济被殖民化、非洲化。俄罗斯政府宣布组建巨型金融工业集团的目的是对抗西方资本的渗透，因此，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就不可能面对拥有资本优势的西方企业。而为了提高资产的经营和管理效率，发挥资本集中的优势，也不可能将资本大众化、分散化。因此，俄罗斯政府只能面向新贵阶层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由“自己人”进行象征性的交易，实现国有资产的“集中”私有化。四、俄罗斯资本权力集团对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负面影响俄罗斯金融工业寡头垄断了俄石油、天然气、冶金、电力、汽车制造、金融和传媒业等一系列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俄罗斯七巨头之一－－别列佐夫斯基曾经披露，俄罗斯国民经济的50%掌握于几大金融集团手中，它们实际控制了俄罗斯银行、国家预算资金、军火和稀有金属贸易、石油以及轻工业、绝大部分传媒。仅切尔诺梅尔金控股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就垄断了全俄90%的天然气生产和管道网；而丘拜斯的统一电力集团，则控制着全俄80%以上的电力网……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权力集团对俄罗斯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经济领域无法形成投资激励机制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经营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原料、金融、传媒等几大行业，并依靠国家政治权力的庇护，从事排斥自由竞争的垄断式经营。因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很不健全，市场缺乏自由度和要素缺乏流动性，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无法有效发挥，投资激励机制无法形成。这就造成俄罗斯国民经济中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普通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的发展均极为缓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工业寡头们凭借对现有产业的垄断经营即可获得大量利润和财富，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和技术创新缺乏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金融工业寡头们通过左右政府决策、非法隐瞒和转移收入等方式逃避税收责任，致使国家税源不足，税收流失，最终导致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不足，对国民经济弱势产业的直接投资与信贷支持乏力。（二）社会生活领域民众贫困化加剧俄罗斯少数金融工业寡头控制了大量的国有资产并攫取了大量社会新增财富，致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广大普通民众日益相对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资本积累和经营创新能力的民间资产阶级，更谈不上中产阶层的发达，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社会群体始终无法形成。由于财富寡头们的垄断性和投机性经营，致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长期失衡，投资激励机制无法建立，俄国内投资始终不足，即使在俄经济高速增长并出现巨额外贸盈余的年份，俄国内投资仍然萎靡不振。投资不足导致产业结构无法优化升级，科技创新长期乏力，广大民众就业压力增大，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并导致大量失业人群的绝对贫困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和不稳定。由于大量社会财富控制在少数巨富寡头手中，导致国家缺乏足够的资金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环保等公益事业及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事业，社会发展结构不合理、不平衡，为未来的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国家竞争力、综合国力的提升埋下隐患。（三）政治领域腐败盛行，政党政治发展畸形金融工业寡头集团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集权体制，希望集权国家利用政治权力实施保护性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体制转轨以来，俄罗斯政治生活的集权化倾向日益严重，权力制衡体制屡遭削弱，总统、行政长官违宪违法集权倾向严重。地方、部门国家机关日益成为个人利益集团的代理人，沦为侵犯和掠夺国家、社会和广大民众合法权利与财富的帮凶。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结合，导致权钱交易盛行、国家政治生活腐败。俄罗斯政党政治让位于朋党和利益集团政治，其发展水平很低并严重畸形。政党的纲领和主张在竞选和政治生活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个人魅力和集团利益反而凌驾于政党纲领和主张之上。俄罗斯体制转轨以来，中东欧各国大都已从众党林立的初期阶段发展为成熟的两党（或数党）理性竞争体制。而与此同时，在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发展格局中，仍然是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的大党。俄罗斯不少政党带有浓厚的“会社”、“朋党”色彩，人际关系纽带重于思想、政纲纽带，卡里斯玛魅力重于主义的影响，竞选主要是个人魅力的角逐，而非党及其纲领的较量。以致许多政党在名称上就显得非“纲领化”且突出个人色彩，如“祖国”、“家园”、“我们的选择”、“亚博卢”等。五、普京与金融工业寡头的角逐普京总统从上任伊始就受到寡头们的干涉和掣肘，普京的政治决策中处处有寡头们的影子。如果对金融寡头的势力不加以遏制，在俄罗斯，无论是政治稳定还是经济自由都无从谈起，普京总统对此深有体会。从2000年6月起，普京开始对金融寡头们实施打击。俄罗斯“大桥媒体集团公司”总裁古辛斯基因被指控诈骗国家巨额财产而遭通缉，大部分财产被查封。其后，别列佐夫斯基流亡英国，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阿布拉莫维奇亦受到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