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批判与人的解放

资本批判和人的解放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哲学部（300191）[中图分类号]B0-0[文章类型]A[文章编号]1002-8860（2006）在当前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有两种比较有影响的解释路向：一是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来理解马克思，强调马克思哲学对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关系；二是从现代生存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来理解马克思，认为马克思哲学中人的生存和解放问题占据重要地位。这两种解释共有的问题是，没有从哲学的高度理解马克思晚年通过政治经济学对资本进行的批判，没有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内涵充分揭示出来。这样的实践就有脱离资本主义生产的抽象的缺点，而对人的解放的理解，也显得非常不深入。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切都被资本化了，资本具有存在论的意义，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基础，人的自由就是对资本强制的克服，人的解放也是就消除资本的强制而言的，政治上的解放建立在对资本的强制力量解除的基础之上。一、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化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不是眼前具体的东西，不能从存在者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一种遮蔽人的感性活动的发生机制。当资本被理解为具体的东西时，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无法理解。像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就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劳动生产的积累起来的劳动，马克思批评这种观点说：“那就是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1]资本的形式规定就是生产中形成的特定社会交往关系，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机制。如果抽掉了这个规定，资本的含义就仅仅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任何时代的生产所具有的要素，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形式，这样的“资本”概念，马克思认为它不过“是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要害的问题是，“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2]对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同样没有理解资本不是物而是关系的道理，英国社会主义者约翰·布雷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3]布雷把资本看作对工人的生产来说关键的因素，而资本家却不是。马克思在此做了同样的批评，资本被理解为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自身反映恰恰就是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过程中，资本表现为有差别的各种形式和这些差别形式的总体，比如作为货币和商品以及二者的总体而存在，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等价物是资本的纯粹形式规定，而商品作为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是资本的实体的、质料的（物质的）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同样是资本的存在方式。原料和工具实际上是投资已经形成的固定资本，是资本纯粹作为质料的存在，而劳动力实际上是资本的主观的、形式的存在，因为劳动力由活劳动所负载并要消逝在商品中去，变成资本的实体的存在。资本质料的（物质的）存在和形式的存在是资本自身的内部差异，而不能理解为外部的偶然联系。作为形式的资本（交换价值）像幽灵一样经过活生生的劳动、工具体系、生产资料、货币等，永远不会停留，而且保持自身同一，它实际上就是人的自身生产的发生机制，因而也是人的感性生命被遮蔽的机制。不能把资本和劳动仅仅对立地理解，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统一：资本代表的是被计算的科学意义上的时间，是活劳动所负载的劳动力流向的方向；活劳动就是活生生的生命活动，是资本和交换价值的源泉。交换价值是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对比的指数，因而不过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因为价值才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资本的本质就在价值的价值化当中，价值追求自己的扩张，同时保持自己的同一性，马克思说：“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是化了装的存在方式。价值不断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4]价值的价值化意味着价值既是它自身同时又不是它自身，不断变换自己的形式，必须来回在商品与货币之间跳舞，一旦这种跳舞终止，整个资本蛹化自身的环节就要断裂。所以，“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时又在这种变换中保持自己和扩大自己；价值作为这一过程的扩张着主体，首先需要一个独立的形式，把自己的同一性确定下来。它只有在货币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5]起点和终点的同一，是包含自身否定，扩展了自己的量的同一，同时是与商品的实在形式保持对立的同一。如果终点不是作为起点存在，货币不是即将投入到剩余价值生产中去的货币，货币就丧失了它作为资本存在的特性；如果起点不是终点，货币不以积累货币即一般价值为目的，货币就成为单纯的消费媒介或其他什么东西了，也就不再是资本。价值之价值化因而是资产阶级社会人的社会生产的方式，是事物显示自身为资本积聚的一个环节的方式。货币作为价值的自身等同的形式穿越诸存在者，又与诸存在者保持对立，成为诸存在者的价值“在天国的存在”，而显现为商品的存在者就是价值的“人间的、世俗的存在”。资本唯一的尺度就是把一切变成可以交换的，把一切变成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的中介，一切变成了手段，而剩余价值的积累本身就是目的。所谓“万恶的求金欲”虽然表现为人的感性意识的异化形式，但实际上是人的自身生产形式本身的“恶的无限性”在人的意识中的表现，是资本的灵魂。以交换价值或孤立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为中介的生产，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关系领域的物化。一切产品或活动，甚至一切动物或植物存在的权利，全看它在交换价值的流转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产品必须是交换价值的承载者，人必须把他自己变成可以出售的，如果不是他的才华和创造力，那么就是他的健康、尊严、人格之类。交换价值以自身的力量打破了原来固定的依赖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牢固的联系建立起来。当人的自身生产是作为交换价值来生产时，人同时生产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社会联系，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关键在他对交换价值的掌握程度，马克思在比喻的意义上说：“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6]马克思在这里重复了他早年用“异化”所描述的人的存在状况——社会关系的物化。人的活动的社会性只是表现为物之间的联系，产品及其生产活动与生产者是漠不相干的，活动和活动的产物对人的意向不是表现为充实，而是表现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制关系。在活动中人不是感到感性的充实和满足，而是感到不幸。人的生存的普遍条件对人来说表现为物的锁链，而这个锁链恰恰是人的活生生的感性生命活动自己造就的。资本的运动联结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者，改变一切存在者对人的关系的比例、特点和结构。但资本的运动作为交换价值追求自身的运动，始终保持自身同一性，资本总是能够把自己实现为具体的商品和商品的关系总体，另一方面又离开商品作为单纯的货币而存在。每一个存在者显示给人的首先是它的交换价值，就价值的价值化而言，每一个存在者是交换价值驻留的处所。存在者向人显示的必然是这种社会意义，至于植物、动物的自然属性，乃至于基因序列，首先通过商业的滤镜才显示给人。资本对个别商品的特殊性毫不在乎，而只在乎在各个商品及商品的总体中体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即资本关注的是一切变化中的不变者——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经历世界而回到自身的运动就像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运动一样，自己否定自己，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即使在历史的某个环节上缺乏它发展的“社会器官”，它还是会“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社会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7]如此的表述，似乎交换价值的确体现了某种“铁的必然性”，但要知道，它不过是特定的历史时代人的自身生产的规律而已，如果逃到其他的自身生产的方式中，这种“铁的必然性”就不见了。存在论（ontology）探讨存在的东西之所以这样或那样存在的根据，或者说，存在者这样或那样显示自身的逻辑。西方传统存在论的主流，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把这个根据或逻辑归结为理性自身的完满自足，而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则将之归结为此在在世界中的本源体验。马克思的存在论是“经济学——存在论”的，由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有存在者成为它所是的东西的机制，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所体现的思想必须在存在论的高度才能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就是马克思自己的“存在论”，它揭示人的生命活动中感性时间被抽象化的机制，资本无非是有意识地挣扎着以超越自身的时间，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一般时间，也不是海德格尔式的作为时间的时间，而是特定的一种时间形态——生命时间被抽象化的发生机制，而各个存在者（包括人自身）也正是在这个人的自身活动的形态中显示自身。二、资本与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本质资本的尺度就是把一切都变成追求剩余价值的环节，但正是这一尺度消弭了所有存在者的尺度，一种抽象的、从人的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来看是没有根据的尺度，成为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我们甚至可以套用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说法：“资本是万物的尺度，是判定它们是什么的尺度，也是判定它们不是什么的尺度。”（借用杨适先生的翻译句式）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和亚里士多德在一些地方是相合的，比如在人是社会、政治动物的理解上，事物的本质（形式）是不离开其质料却贯穿于整个事物实现自身的过程中的，是实现了全部内容的形式。但是马克思不认为事物的本质（形式）是不变的，而是通过历史改变的，人的自身生产的活动造就他们的本质。亚里士多德认为，实现人的本质就是按照理性的原则来安排人的活动，以实现理性所允诺的人的幸福——合乎其本性的活动。[8]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供的批判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这个伟大传统的继承，人必须按照自己的尺度生活才能获得幸福，任何对人的感性存在的遮蔽，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压抑，都构成对对人的本质的压抑，因为感性活动内在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感性本然地包含着超越性。马克思早年思想中有非常明确的“人的本质”的表述，也即“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是在巴黎手稿中讨论异化劳动时得出这一结论的：工人能够忍受劳动对他的折磨而进行生产，这是直接显示出来的，但正因为工人能够如此，说明工人或一般意义上的人都不是依本能行事。动物的行为与它的本能的规定是直接一致的，人能够摆脱自己的自然本能，能够控制自己，所以人的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使在异化中，人能够忍受痛苦，也是以人的直接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为基础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源存在，人能够为自己的同类来生产，人能够认出动物、植物乃至一般存在者的类，并生产该种存在者的类来为人自身服务，首先是因为人是自由的、超越的存在者。人的生命活动是趋向可能性的活动，因而事物本源的呈现就是多元的可能性，矿物不仅是能够赚钱的，矿物还具有美的属性，虽然这种美的属性对饥肠辘辘的工人和贪婪的资本家是不可见的。可见，物的丰富性和人自己的本源存在是一致的，物的贫乏就是人自己的贫乏。马克思的观点启发我们，人作为类存在物的特性在于人的存在始终能够与对象、与自己的活动本身保持距离，也就是说，人能够随时随地对自己二重化，能够说“不”，也就是能够做出区分。人能够做出的最根本的区分就是把自己的活动看作对象，始终在一个开放的境域中，在超越的可能性中理解、生产存在者。自由自觉的活动揭示的是人本身的超越性，人在是其自身的同时又不是其所是，人总能超出人的现成状态，这就是生存哲学家名之为“超越”者。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时，他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因为超越的特征并不给出人“是什么”，比如理性的动物、能制造工具的动物、符号的动物等等，他只是说，人在其本性上能够自由地造就自身，在这一点上他和生存哲学家是没有分歧的。对于马克思来说，由于人的存在总是社会性的存在，总是要在各种感性关系中表现自己的生命，所以按照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自身定向，只有各种感性关系表现得合乎人性的时候，人的本质与人的现实存在之间的矛盾才会解决。社会性的存在要成为人的生命的直接的肯定，不但物质生产要合乎人性——比如人的生产能力、生产的财富是可以控制的，而不是重新成为压迫人的力量，而且人的活动本身成为生命自身的满足，活动不再以活动之外的东西为满足。所以，人的本质实际上还指示了人的感性的丰富性的实现，以及以感性活动自身为目的的生活这一规范性原则。马克思晚年很少直接谈到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