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讨论发言稿(样稿)（通用5篇）

好文供参考!1/31大讨论发言稿(样稿)（通用5篇）【引读】这篇优秀的文档“大讨论发言稿(样稿)（通用5篇）”由网友上传分享，供您参考学习使用，希望此文对您有所帮助，喜欢的话就分享给下载吧！大讨论活动发言稿【第一篇】1984年7月29日，袁木等去北戴河向中央领导汇报，等听了汇报不大满意，主要是觉得平平淡淡、缺乏新意，要求在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汇报后宣布调整起草小组成员，部分同志回原单位，另从中央部门调林涧青、郑必坚、林子力等人参加起草小组，小组负责人是林涧青(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袁木。从8月1日起，我们在北戴河，一方面分别拜访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参加拜访的是万里和姚依林。万里的观点和态度非常坚定、鲜明，认为改革非搞不可，否则没有出路。他完全赞同稿子中对我国经济状况的分析和提出的改革设想。在谈到农民生活困苦、农村教育落后和一些农村干部为非作歹时，他激动得拍起桌子。姚依林没有说多少话，只强调现在许多问题还看不准，文件要写得原则一点。在此期间，我和杨启先还参加了秦皇岛市的座谈会，听取了他们对改革的意见。另一方面，根据在北戴河听到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好文供参考!2/31重新讨论整个文件的框架，拟出了新的提纲。但是在起草小组讨论时，对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仍然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是有些同志担心会导致资本主义。8月5日，接见起草小组全体人员，表示基本同意新提纲，逐条讲了些意见，并要求20日前拿出新的稿子，交给将于9月上旬在北京组织的高级干部大讨论。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第一次见面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念书，是团干部，到团中央听过他的报告，他那敏锐的思维、生动的语言、平易近人的风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近距离面对面听他讲话，倍感亲切。第六个小阶段是根据、的意见，写出第四稿、第五稿。8月7日回北京后，我们立即按照新提纲，重新分工起草第四稿。郑必坚、王愈明和我负责写前三条，边议边写，我执笔。到8月15日，11条全部写出，由林涧青、袁木、郑必坚等统稿。这些日子，理论界又活跃起来，开会、写文章、给中央写报告，纷纷要求明确肯定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这对我们统一认识、增强信心起了促进作用。8月29日，到玉泉山同起草小组座谈，他着重对第四稿中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增强企业活力、价格改革、政企分开、经济责任制等几条提出了修改意见。他重申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这为《决定》的起草定下了好文供参考!3/31基本调子。8月30日，到玉泉山同起草小组座谈。他再次要求在总结前几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他还说了许多话，我们有时也插插话。他谈到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时说：“‘’宣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就让他们喝西北风去吧，他们把发展商品经济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又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要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嘛。不能把贫穷当做社会主义。”在讲到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弊病时，他引用了列宁的话：“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并说：“什么‘无所不包’!能包得起来吗？包起来的结果就是经济没有活力，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生活困难。”还说“什么是计划？计划就是打算、预计嘛，不可能算得那么准确。计划就是计划，不是法令”。最后他说，我对经济工作不熟识，今天我说的不算，你们就听紫阳的。根据、的意见，我们又立即分题、起草(高尚全、杨启先和我负责编写两条：经济责任制和多种经济形式)、综合、互相修改、集体“过”稿子，于9月5日形成了第五稿，共10条。袁木还让高尚全、杨启先和我起草一份文件说明，供大讨论时用。9月8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第五稿，同意把这个稿子提交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讨论。会上还决定大好文供参考!4/31讨论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在中央，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约400人，分十几个组讨论修改；在地方，分别由各省区市委常委召集大企业负责人、理论工作者讨论、修改。还指出，计划、价格、领导三条写得还不够，要加以充实。会后我们即对这三条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第七个小阶段是中央和地方组织大讨论，对第五稿提出修改意见。从9月11日至20日，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的分组讨论。我分到第10组，地点在中南海152会议室，召集人是杨尚昆、宋平、袁宝华。袁宝华见到我，就说：“请谢明干同志把文件念一遍吧，他是起草小组的。”我大声地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完后全场鼓掌，萧劲光还称赞说：“念得好！”会上，大家竞相发言，纷纷说文件写得好，气氛很活跃。从12日开始，小组每天讨论半天，念一条讨论一条。大家联系实际，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关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除在个别文字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外，没有原则性的意见。9月13日小组讨论时，传达了9月9日写给、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的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邓、李、陈均已批示同意)。《意见》在讲计划体制改革时讲了四层意思：一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二是“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好文供参考!5/31作用”;三是“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编制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不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针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四是“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应该如实地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开来”。在讲价格改革时，《意见》认为“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的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的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在调整物价时，一定要积极慎重，采取负责态度，⋯⋯务必使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仅不降低，而且尽可能有所提高”。在讲到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时，《意见》主要强调政企应分开，公司必须是企业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大家听了《意见》后，争先发言，表示赞同，要求稿子按照《意见》修改。9月14日小组讨论前，传达了陈云9月13日给的复信，信里表示同意的《意见》,认为他讲的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在谈到计划体制改革时，陈云在信中说：“我国现在好文供参考!6/31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了。因此，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即使在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工作也不是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在谈到价格改革时，陈云说：“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该稳步进行。上次化纤降价、棉布提价没有引起社会震动，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在谈到政企分开时，陈云说：“这样做很必要，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家领导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有时间议大事，加强宏观方面的指导和控制。”最后，陈云强调指出：“这几年，农村的改革已取得极大的成功，城市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广大干部不是都很熟悉。因此，要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务使改革健康发展。”大家听了都表示赞同，起草小组也及时把陈云信中的基本观点吸收到稿子里面去。9月17日讨论结束。这场大讨论显示出全党对改革的高度关切，大家对这个稿子是肯定的、拥护的，评价很高。我觉得通过这次讨论，文稿中的主要观点，在这个范围内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从简报看，虽然意见也提了不少，但新的或原则性的已不多。在讨论企业改革时，首钢负责人主张向发达国家学习，国家对企业只监督、不干预；也有人建议，应直言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起草小组多数人认为，这些观点“走得太快、太远”,目前不宜考虑。9月19日,又到起草小组，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好文供参考!7/31说到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他说打算10月13日开预备会议；18日开三中全会，半天；19日公布《决定》。根据、的意见，考虑中央、地方大讨论的意见，我们从21日到24日又分题修改稿子。高尚全、杨启先和我负责修改计划、价格两条。修改时我们直接引用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观点，并在提法上作了改动和发展。到25日，印出第六稿。第八个小阶段是约谈邓力群。9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谈话,在场的有袁木、郑必坚、杨启先和我等。说：有人说等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提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我说有，那就是保加利亚。问：我们提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同宪法有没有矛盾？郑必坚答：没有矛盾，宪法里没有提实行计划经济。随后，与邓力群就《决定》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此后几天，起草小组继续推敲稿子里的文字、提法，林涧青、袁木、郑必坚等反复修改，形成了第七稿。第九个小阶段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第七稿。10月8日，起草小组列席在怀仁堂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及中顾委、中纪委、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等80多人，陈云、李先念、彭真、、乌兰夫等老同志也出席了。会议由主好文供参考!8/31持，他先传达了邓小平对《决定》第七稿的电话意见：“文件看过了，写得很好，政治局会议我就不参加了。”接着，说：“陈云同志带来了一份在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请大家看看。”然后，开始讨论稿子。陆定一第一个发言，表示同意，并对个别文字提出了修改意见。接着，宋平、姚依林先后发言，着重对企业下放、两权分开等问题提出看法，建议把“政企分开”改为“政企职责分开”,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改为“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然后，胡乔木作了很长的发言，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未说完不少人就同他争论起来，还说：“你在北戴河不是也同意的吗？”这时，陈云对胡乔木说：“乔木，你讲得太长了⋯⋯”陈云在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先肯定这个稿子“对经济体制改革各个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有了比较周到的考虑”。“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我完全拥护”。他又说：“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工商业方面的改革也已经有了几年时间的酝酿、试点和实践。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按照这个文件的精神去办，再用几年时间，工商业方面的改革也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我们国家的生产力一定会得到一次大解放。”他还着重指出：“这次改革涉及范围很广，在进行过程中，一定还会出现一些我们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应当像对待农村改好文供参考!9/31革那样，边实践，边总结经验，以便使改革不断完善。”对改革中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现象，他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注意到这些现象，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一起抓，那么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加以限制的”。陈云发言后，薄一波、乔石、李先念、彭真等先后表态，都同意将这个稿子提交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最后，会议原则批准了这个稿子。会后，起草小组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修改出第八稿。第十个小阶段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决定》。10月12日,参加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代表报到。13日代表们看文件(第八稿)。15日至18日分组讨论。我列席了西南组讨论。会上发言踊跃，大家纷纷表示看了文件后很受鼓舞。也有的人感到写的力度还不够，有的人则担心行政部门不肯放权、改革推不动，还有的人对个别文字提出了修改意见。与此同时，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对送审的第八稿，都批示同意。陈云在10月19日的批示中还指出稿中“工资和物价挂钩这句话不要写上”,“只要说明将采取切实办法保证人民实际收入不因价格改革而降低就行了”。我们立即按照他的意见作了修改。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大宴会厅举行，由主持。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说：“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他在谈到计划体制改好文供参考!10/31革时说：“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