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再生产须致力于均衡程亚文-人口再生产须致力于均衡—

1人口再生产须致力于均衡——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生产状况及思潮演变程亚文摘要：上世纪50、60年代少儿抚养比过高，和21世纪初叶即将面临的老龄人口抚养比过高，所说明的是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口不均衡生产，就会造成社会抚养比的突然增长，并对国家产生巨大压力。因此，采取一定的国家政策，调控人口实现自然均衡发展，保证每一时间段的出生人口不出现大的落差，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将社会总抚养比控制在良性的水平上。中国人口如果在空间上尽可能被适当稀释，那么，“人口过多”的感觉也会相应降低。最近一些年来，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特别是每逢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与会代表就对人口性别比失衡、老龄化加速、富人名人超生等问题，表达了许多关注。而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作为建国以来中国专为人口问题而发布的第三个决定，重申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但也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人口问题，有了新的判断和预计。可以预料，未来在人口问题上，有关争论仍不会停息，中国人口政策应该向何处走，仍会存在不同声音。因此，通过回顾建国以来中国在人口生产及思潮上的演变，从而更好把握当代中国人口问题，非常必要。1、中国人口生产和思潮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人口再生产及其思潮演变上，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50、60年代人口快速增长，经历了两次人口出生高潮，期间每年平均出生近2300万。同期内民众生育观念仍是多子多福，政府则是主张“人多力量大”。刚建国时期鼓励多生，其后经历1959～1961年的天灾人祸开始注意计划生育问题，但直至1972年以前，基本还是放任自流。不过，在1950年代如马寅初、潘光旦等人就已经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但这一派意见受到了严厉批判，很快就销声匿迹。总体来说，在建国后至上世纪70年代初，是人越多越好论占主流。第二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家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样，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出生率显著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按政府人口部门计算，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便由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5.8降至2.1，接着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又降至1.8，已位于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在这一时期，是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得到平反，宋健、田雪原等人根据“适度人口”论提出中国的“适应人口”规模，这些观念经过反复宣传逐渐深入人心。第三段大致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社会日益逼近，与此同时，对人口形势开始有不同于70、80年代的判断，很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力不再聚集于人口过多，而是担忧因生育失衡而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给中国未来带来的影响。如蔡昉、林毅夫、胡鞍刚提出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同时人口越多越好论重新出现，美国康斯威辛大学的易富贤先生频频发文，对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控制思想进行了批评。而中央政府对人口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在最近一些年也在悄悄改变，如2003年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继续控制总量的同时，对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予以2越来越多关注。回顾中国人口生产及人口思潮发展的三阶段，可以看出，对中国人口形势及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一直存在着不同声音。而在两个时段争论又特别明显：一个是刚刚建国后一段时间，马寅初、潘光旦等人主张节制人口，而中央政府对节制人口并无多少意愿。这段时间也可以认为是解放前中国内部人口问题争论的延伸，晚清以来中国在人口问题上，便已存在很多争论，在国民政府时期，在人口问题上，已形成两种对立观念：一方认为人口过多、应节制人口，另一方面认为人口不必节制。另一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随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开始浮上水面，一些专家学者对这一人口思潮又开始反思，由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人口太多”思维一统天下，转而出现不同声音，要求反思以往人口政策。这些争论归纳起来，大致是有两种意见：一种基本是过去20年来主流人口观念的延伸，认为人口不宜过多，还应严格实行人口控制；另一种则认为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已不可逆转地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已到了可以也应该放开生育的时候。简而言之，一为人口控制论，一为人口放任论。在后一种意见中，比较激进的观念，是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人口越多越好，不需要限制。在这两个时段之间，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较少。它又可划出两个时期，一个是在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家并无很大意愿进行人口控制，人口思潮基本转入自由放任论为主流，争论声音渐告停息。而到70年代末以来，以对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平反为标志，人口思潮出现反转，人口控制论开始成为主流思想。这种思潮对之后中国人的人口观念起了几乎革命性的塑造作用，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一直延续到今日，使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无不认为应该实行人口控制和目前中国人口过多。在此时段内，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因为国家已有定论，同样不是很多。2、对三阶段人口生产状况及思潮的评价如何来看近半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变化的三个阶段及期间的思潮演变？文化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产物。任何政策和思潮，都必须放到具体的时空背景下去考察才有意义。需要从以往不同时期中国的人口思潮及由此影响下的人口再生产状况，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对以往的人口生产状况和人口思潮做出评价。从这三个不同阶段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这段时间，也就是人口再生产及其思潮演变的第二阶段，大致可以认为是中国发展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年轻人口和劳动人口占有绝对多数，社会抚养比最小。而在之外的两个阶段，一是属于过去，当时人口增速过快，新生人口过多，因少儿比突然增大而使社会抚养比突然增大；另一是属于即将展开的未来，那时同样因上世纪50、60年代的快速人口增长以及它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所形成的反差，而使中国人口将加速老龄化，社会因老龄人口显著增多而使抚养比突然增大。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情况看，上世纪50、60年代过高的生育水平，确实给中国社会发展在某些时段带来了难以人为化解的压力。且不说因青少年人口突然增多而产生的社会抚养比迅速升高、就业压力成倍增大等问题，光是这些人口能不能养活，就让当时的中国不堪重负。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一下子要多养活那么多新生人口，显然超过了国家承受能力。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口迅速增长后，1959～1961年便发生大饥荒，并不偶然，除了天灾原因外，人口生产超过粮食生产能力、马尔萨斯定律在起作用，也是一大成因。设想按照易富贤先生所说，如果中国一直不采取一定的生育控制政策，而持续放任人口增长，那么，因人口增长过多而超过粮食生产限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样的话，一定时间内，非常可能造成更多人口因饥荒而死亡，酿成更多人道主义灾难。就此而言，上世纪50年代的人口3放任思想，以及对马寅初人口思想的批判，是有失误的。也因为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诸多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有着世界普遍性。当时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并不像易富贤先生所说那样只是中国一家，实际上很多国家都采取过这一政策。最早采取计划生育政策的是印度，1952年便开始计划生育，不过因阻力太大最后没有成功，而其他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起来也没有中国严厉。与人口放任论相对，是人口越少越好的思潮，认为以中国之地，存在着一个“最适人口”，大致是在5、6亿左右，或者更低是3亿最好。这一观念经过最近20余年的传播，如今在中国仍有很大市场。不过，它所反映的，同样是特定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物质下的事实和心理，也不能“置之百世而不惑”。上世纪50、60年代直到80年代，中国尚未成为现代工商业国家，城市化也还处于较低水平，人的生育意愿仍然很高。而且中国人口大多聚居东部地区。在这两种因素作用下，人们为“人口过多”而烦，并非全无道理。然而，又要看到，中国人口密度并不比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为高，这些国家尚且不为“人口过多”而烦，它说明“人口过多”只在特定时期的事实，而并不是真相全部。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其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可以承受的人口增长水平是不同的。1851年中国人口达到4.3亿，按照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是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的人口上限，其后便因人地压力而爆发太平天国起义。今天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3亿，以多于4.3亿两倍以上的人口而能丰衣足食，显而易见说明了生产力发展对马尔萨斯定律的突破作用。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一般消费品生产能力上的长足发展，中国现在已由50、60年代的农业社会，初步转化为现代工商业社会，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大规模运输的能力、粮食生产的能力，都已成几何级数递增，中国可以养活的人口，不仅远非1851年可比，也非二、三十年前可比。另外，同样因为近20余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通过产业转移等手段来进行人口密度调节，其可行性也已具备。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人口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内平均分配，中国人口还显得多吗？那样的话，即使是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也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强，显然并不为多。中国人口主要聚居在东部省份和大中城市周围，一方面是自然因素使然，西部地区的生存条件不如东部，另一方面也是受以往经济社会条件限制，城乡发展存在不平衡，西部开发建设不够。但目前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工商业发展几近饱和，劳动成本已经提高，开始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和将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部以外转移。同时国家转移关注重点，将政策优惠向东部之外地区倾斜，通过产业转移和国家有计划地增加对西部和中小城市投资，来吸引更多东部人口转移至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这个条件也逐渐具备。中国人口如果在空间上尽可能被适当稀释，那么，“人口过多”的感觉也会相应降低。3、反思：人口再生产须致力于均衡从中国人口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再生产及相关思潮演变，可以得出基本启示：人口再生产须均衡有序，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物质再生产水平相匹配。回顾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思潮的演变，不难发现，当前两种主要人口思潮，都有其片面性。人口控制论是以中国在50、60年代基本处于农业社会的社会经济条件来思考人口数量问题，而人口放任论又以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已达到较高水平的社会经济条件来思考问题，这种抽离了具体经济社会背景的静态思考方式，无助于认识人口问题真4相，也不利于合理做出人口决策。人口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20世纪50年代以放任人口生产的主流人口思想，和80年代以人口控制为主要的主流人口思想，均产生了深刻的人口及相关社会问题。人口增长过快的危害前已有所谈及，而片面追求低人口数量，所造成的结果可能不亚于人口增长过快。在这方面，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近半世纪以所走过的道路，值得中国借鉴。在上世纪50、60年代，这些国家均如中国一样，出现过大幅人口增长，其后人口增长快速减退，结果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便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也随之减慢，原有社会保障体制也日益捉襟见肘，到本世纪来临前后不得不重新竭力鼓励生育，以防止人口年龄结构失衡进一步侵害社会长期发展。事实上，日本和欧洲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的一些问题，目前在中国也初现端倪，近年来随老龄人口增长，中国人口的抚养比也在同步增长，这与上世纪50、60年代因新生儿太多所造成的抚养比提高，对社会的影响来说是一样的。它的原因在于上世纪50、60年代生得太多，而在后来的80、90年代却出现出生率的大幅下降，由此造成了人口生产不均衡。与50、60年代每年新出生2000万以上人口形成对照，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新出生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最近几年已降至每年只有1500万左右。上世纪50、60年代少儿抚养比过高，和21世纪初叶即将面临的老龄人口抚养比过高，所说明的是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口不均衡生产，就会造成社会抚养比的突然增长，并对国家产生巨大压力。因此，采取一定的国家政策，调控人口实现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