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地理方向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11期经贸论坛出口地理方向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关兵摘要：本文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完全修正最小二乘估计法，实证分析了出口增长、出口方向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出口增长的角度看，我国单纯的出口“量”的增长没有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出口地理方向上看，向G8发达国家的出口没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向G8之外其他国家的出口却推动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肯定了我国实行出口多元化政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较低的技术吸收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区出口遭遇的“门槛”效应是导致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市场多元化发展、提高技术吸收能力以及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出口地理方向；全要素生产率；FMOLS一、引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对象。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劳动效率、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率和投资率作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认为国际贸易对于资源配置只能起到水平效应，而不会有增长效应。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一国的快速增长可能是通过单纯的要素积累所带来的，但是在转移的动态过程中增长会逐步放慢，并趋于停滞，只有依靠技术进步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并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经济系统内部。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出口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学习效应、规模效应、竞争效应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的作用。Feder（1982）、Helpman和Krugman（1985）、Rivera和Romer（1991）认为，贸易将会通过增加规模经济效应，促进生产率的增长。Grossman和Helpman（1991）、YueMa和YifanZhang（2008）、张杰、李勇和刘志彪（2009）认为，贸易通过提供更多的干中学机会带来学习效应，促进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Chuang（1998）认为，学习和技术外溢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收敛。RabertoAlvarez和RicardoLopez（2006）认为，出口会通过对前后产业的技术溢出来提升出口相关产业的生产率。赖明勇、许和连、包群（2004）等认为，出口能够产生竞争效应，即出口部门迫于国际市场压力而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大量的研究都肯定了出口贸易对国家、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而现实中，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拉动也被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成功模式所验证。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对于出口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出口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上。实际上，出口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不仅仅是出口增长，出口结构作为出口的实质内容，不可避免地会间接影响一国的生产率增长。其中，出口地理方向对生产率的影响已经开始引起国外一些[基金项目]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李嘉图模型的拓展构造与中国贸易流动的预期应用研究》（70873127）的资助。关兵：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100872电子信箱：[e-mail]。--13《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11期经贸论坛学者的关注。Clerides、Lach和Tybout（1998）、Eaton和Kortum（2004）、DeLoecker（2007）认为，出口的目的地会影响企业的学习效应，如果企业有机会与发达国家消费者开展贸易，将更有机会提高业务水平和效率。Ioannis和Bournakis（2009）的研究也表明，出口到技术先进国家的要求越高，企业的创新投资越大，R&D支出就会增加，从而能够提高一国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纵观我国的出口地理方向，欧盟、美国、日本是我国前三大出口市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占我国出口的一半左右。虽然我国从“八五”计划正式启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但是对欧美等发达国的出口依赖度依然较高（见表1）。按照国外学者的观点，一国的贸易伙伴国经济越发达，与其开展贸易所带来的学习效应越大，但我国学者对于出口地理方向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因此笔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实际情况，研究出口地理方向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我国出口市场和出口战略的调整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基础。表1我国对主要出口市场的出口额及所占比例（单位：亿美元）国家或地区欧盟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四国合计东盟韩国中国台湾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六国合计十国合计1990出口额58.2951.890.11266.5466.737.5312.63.222.44.554.384.58551.28出口9.39%8.34%14.51%42.92%75.16%6.04%2.03%0.52%3.61%0.73%0.69%13.62%88.79%1995出口额190.9247.1284.6359.81082.4104.766.93116.6516.2615.32250.831333.23出口比12.83%16.61%19.13%24.18%72.75%7.04%4.50%2.08%1.12%1.09%1.03%16.86%89.61%2000出口额381.9521416.5445.21764.6173.4112.950.422.3334.2931.58424.92189.5出口15.32%20.91%16.71%17.86%70.81%6.96%4.53%2.02%0.90%1.38%1.27%17.05%87.86%2005出口额1437.11629839.91244.85150.8553.7351.1165.5132.1110.6116.51429.56580.3出口18.86%21.38%11.02%16.34%67.60%7.27%4.61%2.17%1.73%1.45%1.53%18.76%86.36%2007出口额2451.923271020.71844.37643.9941.8561.4234.6284.9179.91942396.610040.5出口20.13%19.11%8.38%15.14%62.77%7.73%4.61%1.93%2.34%1.48%1.59%19.68%82.45%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和商务部网站。其中1990年俄罗斯出口额用苏联代替，欧盟以该年度实际成员国计算。二、出口地理方向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的模型构建笔者以Feder（1982）、AndrewLevin和Raut（1997）提出的出口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构建实证分析模型。AndrewLevin和Raut（1997）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入手，构建出口内生增长模型如下：（1）上式中代表i地区t时期的GDP，代表i地区t时期的劳动投入，代表i地区t时期的资本投入，而是i地区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AndrewLevin和Raut（1997）还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可分解为如下形式：（2）--14《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11期经贸论坛笔者将上述模型进行扩展，借鉴Ioannis和Bournakis（2009）的划分方法，将出口伙伴国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分为出口G8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出口其他国家两大类，分别代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从而研究出口以及出口地理方向的不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此，（2）式扩展为：（3）（3）式中代表i地区t时期的实际出口额，是i地区t时期对G8国家的出口占GDP的比重，是i地区t时期对G8以外国家的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为对G8国家出口额占GDP比重的弹性系数，代表对G8以外国家的出口额占GDP比重的弹性系数，（+）反映了出口部门的生产率优势；是出口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按照Feder（1982）的解释，代表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溢出程度；代表i地区t时期其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外部因素。借鉴Feder模型的假定：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和平均劳动生产率相等；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要素边际报酬存在差异，设定为，则=（++）/（1---）。也就是说，的实际意义是出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高于非出口部门的倍数。如果++=0，即=0，表示出口部门相对于非出口部门而言，不存在生产率优势；如果0＜++＜1，＞0，表示出口部门相对于非出口部门而言，存在生产率优势，具体程度取决于值的大小。同时我们看到，影响生产率的因素不仅有出口额和出口方向，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笔者进一步将上述模型进行扩展，将技术吸收能力纳入其中，并选取人力资本（HR）、研究开发活动（R&D）两个因素作为衡量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要指标，这样在（3）式模型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研发活动因素，全面分析出口和出口地理方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此，上述模型扩展为：（4）其中，代表i地区t时期的人力资本，代表i地区t时期的研发水平，代表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代表研发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将（4）式取对数：（5）根据ln（1+ó）≈ó的近似变换法则，上式可写成：（6）三、出口方向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变量选择、资料来源及实证方法1.变量选择及资料来源全要素生产率。笔者采用Färeelal（1994）提出的DEA的Malmquist方法核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DEA的Malmquist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一般要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和资本三个--15《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11期经贸论坛指标。各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根据以1952年为基期的GDP指数换算为1952年不变价；劳动投入采用从业人员人数来衡量。GDP和劳动投入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缺失的数据从各省统计年鉴得出。关于资本存量的计算，笔者借鉴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2004）估算出来的以1952年为基期的资本存量，所使用的方法与之一致。海南、重庆和西藏的数据缺失，因此本文研究不包括海南、重庆和西藏三省。出口量。按照各年度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再按以1952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予以平减。出口额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划分的出口贸易总额，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平均汇率和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和《中国统计年鉴》。用出口到G8国家的出口份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用出口到G8以外国家的出口份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资料来源于1995-2006年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和2007-2008年的《中国商务年鉴》。1996年和1997年的江苏，2000年的安徽、2003年除北京、上海、福建、广西和四川外的数据缺失，这些数据按照之前年度和之后年度的数据平均数作为取值，对于连续两年缺失的数据按照该省平均增长率计算得出。其他变量的选取和资料来源同出口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人力资本，用各省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各省1994-2004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源于李秀敏（2007）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区域协调发展——来自中国省级区域的证据》一文的数据，笔者用同样方法计算出2005-2007年的数据。2005-2007年的资料来源于2006-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研发水平，采用发明专利授权数来表示。各省授予专利权数资料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为了比较各地区的差异性，笔者将我国省市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影响因素出口增长出口方向吸收能力变量选取出口量对G8国家的出口比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