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思与新释

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思与新释作者简介：王峰明（1966-），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本学视阈中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研究”（07BZX002）的阶段性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是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理的第一人，其实质就在于确立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对于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一元决定性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事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其观点的翻版。后世思想家对传统教科书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种种批评、保卫、重建与超越的倾向和立场，无不与普列汉诺夫的阐释相勾连。因此，详尽梳理和准确把握普列汉诺夫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并站在方法论高度予以深入反思，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一元决定：“经济”抑或“生产力”1.历史观中唯心主义的二律背反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代表了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因而可以称之为“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既是“这个世界观的历史方面和经济方面”①，也是以往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产物。不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就无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鉴于此，他详细考察了18世纪下半期以来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以“感觉论”对抗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说”，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功能均是感觉的变形，而感觉则是“周围环境”对人发生影响的结果，具有思想、感觉和意愿的人乃是其周围社会环境的产物。然而，他们并没有循此思路把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规律”上来，进而解决究竟是什么东西制约着社会环境的结构以及社会环境的发展有哪些规律的问题，反而认为环境及其一切属性都由人们的意见所创造。这便是有名的“环境决定意见”和“意见支配世界（即社会关系）”的二律背反。19世纪20年代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和米涅等，开始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止步的地方。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使他们更加倾向于“环境万能”的思想，并开始从新的观点来观察环境，认为“政治宪法”和“政治制度”产生于“社会环境”，即“人们的公民生活”或“社会本身”，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财产关系”和基于财产关系的“社会中的不同的阶层及其相互关系”。政治结构生根于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取决于所有制的状况。依照普列汉诺夫的理解，这就等于默认了：“为着解释某一国家的政治生活，……要一般地研究它的一切财产关系。”②遗憾的是，当进一步讨论“所有制状况”和“财产关系”的起源时，他们又不得不求助于“人的本性”，一方面认为人的本性的发展由社会的需要来说明，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需要的发展由人的本性的发展来说明，不仅陷入了新的二律背反，而且事实上回避了问题本身。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19世纪前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着力在历史中寻求“规律性”，而不是像法国唯物主义者那样把人类历史看成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他们也没有像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那样仅仅看到“财产关系”对于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性作用，而是进一步提问：“为什么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任何关系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呢？”③其答案是：财产关系由农业和工业等“实业”和“生产”决定，人们在财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取决于他们在实业和生产中的地位。这样，他们的分析就率先进到了“物质生产”的层面。尽管如此，他们最终还是没能摆脱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思路，而且比后者更为彻底地坚持“意见决定环境”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环境决定意见”的另一面。因为他们发现，要生产就必须有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则决定于生产者的智慧和知识。所以，生产和实业的发展最终由人的智慧或知识的发展决定，知识的发展是历史运动的根本因素。他们还认为，人类智慧和知识的发展又体现着“人的本性”的发展，因此“人类的历史以人类的天性来解释”。可是，“从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人的天性呢？从历史中。”④这样，他们就重蹈了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人性决定历史”和“历史决定人性”的二律背反的覆辙。同样是在19世纪前半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抛弃了人具有固定不变的本性的观点，拒绝从人的本性出发解释社会现象。他们把社会生活看成是有自己固有规律的必然过程，认为任何事物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因此，没有永恒的东西，一切皆变。但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规律性不过是“绝对理念”自身的辩证运动。无论是人还是社会关系，其本性都以之为依靠才存在的最后基础，就是“概念”或曰“理念”。特定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是这理念的实现。每一个民族都在实现自己特殊的理念，而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特殊理念都是绝对理念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因此，历史不过是逻辑的应用，说明某个历史时代，就等于指出它对应于绝对理念逻辑演进的哪一个阶段。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本身的逻辑过程的人格化”。“将我们自己的思维过程人格化为绝对理念的形态，而在这个理念中找寻一切现象的解答，唯心主义这样便引导自己走入死巷。”⑤黑格尔哲学受到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猛烈批判。鲍威尔兄弟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既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也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不仅把人变成了完全消极被动的东西，而且它本身就是虚幻的。在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不是什么绝对理念，而是人的“自我意识”，“理性”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力量。没有绝对的理念，没有抽象的理性，只有人们的自我意识，只有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普列汉诺夫就此认为，把“人类理性”看成是世界历史的动力，用理性自身固有的内在属性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意味着把人的理性重新变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意味着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在新的形态下的复活，也同时意味着重新踏上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走过的“意见支配世界”的老路⑥。总之，在历史领域，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二律背反”，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思想矛盾使他们最终都投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怀抱。只有马克思才从思想的自我矛盾中走出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2.马克思对唯心史观二律背反的超越依普列汉诺夫之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再生”，但这种唯物主义决不是18世纪末法国唯物主义学说的简单重复，它“以唯心主义的一切成就丰富了自己”，其中最重要的，“是辩证的方法，是在现象的发展中，在现象的产生与消灭中来观察现象”，因而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⑦。鲍威尔兄弟认为，一切重大的历史冲突都不外是观念的冲突。马克思则认为，观念必须符合于“现实的经济利益”，只有理解经济利益，才会获得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钥匙。就物质利益而言，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也曾经用它来说明特定社会的特定状况，但这只是“意见支配世界这个公式的变形”⑧。因为在他们那里，人们的利益本身也依赖于他们的意见，并且随着这些意见的变化而变化。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把“公民生活”和“财产关系”确认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和根本，这一见解得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事实上的认同，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就是：“黑格尔也被迫地承认‘所有权状态’的决定的意义”⑨。马克思将之吸收进来并概括为：“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均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其总和就是所谓的“市民社会”，对它的解剖应当到“经济”中去寻找。特定社会的经济又依赖于什么呢？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都直接地援引“人的本性”来解释。黑格尔则懂得解释人类历史运动的钥匙应当在人的本性之外去寻找，这是他的巨大功绩。尽管如此，由于他错误地在精神的属性中、在绝对理念之逻辑的发展规律中寻找人类历史运动的钥匙，所以又拐弯抹角地复归于人性的观点，因为“正如我们所已经知道的，绝对精神只不过是我们思维的逻辑过程的人格化”⑩。青年黑格尔派也没有克服这种错误，他们更是径直用“人”的“精神”和“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此相反，马克思“把人的天性看作是永远地改变着的历史运动的结果，其原因在人之外”。这是因为，随着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必然要改变其全部生活式样，全部习惯，全部思想式样，全部‘天性’”(11)。同时，如果说生产力是“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那么，生产关系就是生产中发生的“人对人的关系”或者说“人们的相互联系和关系”。只有在人们的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内部并通过这些联系和关系，才会产生人们对自然界的那些作用。因此，人的本性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决定。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而言，生产力的状况对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有决定的影响”(12)。总之，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的状况，以及跟着它，社会环境的全部性质……不是为绝对精神的属性，不是为人性的性质所决定的，决定它的是‘在自己生活的生产的社会过程’中、即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人们彼此之间必然发生的互相关系。”(13)这一天才发现给予唯心主义历史观以致命打击，并使马克思彻底从“环境”与“观念”，从“人性”与“历史”之间的二律背反中走出来。3.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与经济唯物主义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经济唯物主义”。对此，普列汉诺夫指出，第一，在任何一位民粹主义者看来，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者”，就是“主张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有支配意义的人”(14)。然而，认为经济“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人却不止马克思，他也从来没有称呼自己是经济唯物主义者。第二，“经济唯物主义”是一种“因素论”。人类社会在它那里就像“是一个重担，由一些不同的‘力量’——道德、法律、经济等等——各自从它自己的方面沿着历史的道路拖曳着。”社会历史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种因素都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并列平行的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则持不同的观点：“历史的‘因素’是一些纯粹抽象的东西，等到拨开了它们周围的云雾，事情便变得很明显，人们并没有创造出若干种不同的历史——法律史、道德史、哲学史等——，而是只创造了一种历史，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这些社会关系，乃是每个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15)第三，“经济唯物主义”还是一种“折中主义”。它只承认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为“他们借助于著名的‘互相作用’可以对付得了任何问题”(16)。马克思则“坚持以一个原则来解释全部历史过程”，因而属于典型的“一元决定论”。马克思“新的历史理论的任务是在以……经济弦线——即在实际上是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弦线’——这只是在这个字的一定的意义上”(17)。在此，普列汉诺夫把“经济”等同于“生产力”，认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又严格地把经济和生产力区分开来。他讲：“按新理论，人类的历史运动是由引导到经济关系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因此，任何历史研究的事业不得不从研究某一国度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状态开始。”(18)他还说：“经济本身亦是派生的东西，正如心理一样。正因为如此，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经济是变化着的：生产力的新的状态引起新的经济结构，同样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从这里便可明白，只有在通俗的演说中才能说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初的原因。远在成为最初原因之前，它本身是结果，是生产力的‘功能’。”(19)经济关系的变化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经济本身是从生产力的状况中派生出来的，可见生产力不同于经济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什么“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而是“生产力决定论”。西方一些学者指责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了“工具—技术决定论”(20)，其实不然。他曾明确指出：“人对自然的生产作用的过程不仅需要劳动工具。劳动工具只是为生产所必需的手段之一。因此更正确些，不说劳动工具的发展，而是一般地说生产手段、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完全无疑的，在这个发展中最重要的作用正是属于或者至少至今曾是属于劳动工具的。”(21)就是说，劳动工具的作用无论多么重要，也不过是生产资料的一个部分，是物质生产得以进行和生产力得以形成的一个要素。因此，不能用劳动工具的发展代替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是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而不是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