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

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熊易寒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内容提要]对于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学校意味着什么？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还是迈向阶级再生产的驿站？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是否会带来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成长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则制度性地自我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与自尊，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两类机制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Abstract：Whatdoes“school”meantothechildrenoffarmers-turned-workerswhoareatthelowestlevelinthehierarchyofurbansociety?Doesitmeanaladderforupwardsocialmobility?Ordoesitmeananotherstationofclassreproduction?Willtheopeningofpublicschoolstothesechildrenfromthesocialunderclassincreasetheirsocialmobility?Studiesbytheauthorshowthatthechildrenoffarmers-turned-workersdemonstrateaconspicuous“ceilingeffect”intheirprocessofgrowth.Ontheonehand，theysubscribetothemainstreamvaluesandaspireformovinguptheladderinsociety.Ontheotherhand，theyaresystematicallyresignedtoself-abandonment.Intheschoolswheretheystudy，“anti-school”cultureprevails，andtheyseekindependenceanddignitythroughtransgressingagainstschoolvaluesanddespisingtheauthorityofschoolmanagementandtheteachingstaff.Ontheirowninitiative，theywouldn’twaituntilduetimetoenterthesecond-classlabormarket，therebyacceleratingtheclassreproductiveprocess.Thetwovaluesmayvary，buttheyfinallyconvergetoleadtoclassreproductionratherthansocialmobility.一、引言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流动儿童接近1982万人，其中属于农业户口的（即所谓“农民工子女”）占74%，约1500万人；属于6~14岁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占44%。{1}尽管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这1500万人被归入流动人口，但实际上，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再流动，而是随父母定居在城市。他们有的很小就随父母进城，有的甚至就出生在城市，与户口本上的“农村”二字毫无瓜葛。与父辈不同，他们没有任何的务农经历，也不可能将农村的土地作为昀后的退路或“社会保障”。他们作为“城市化的孩子”，{2}注定将以城市为安身立命之所，而不是像父辈那样往返于城乡之间。然而，在城乡二元分立的体制下，农民工子女无法像城市的同龄人那样享有各种权利和福利，在他们缺失的各项权利中，受教育权利尤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校舍简陋、师资薄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不仅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时刻面临城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取缔。{3}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国家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读为主”的“两为主”方针，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上海市公办学校逐步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总人数为379980人，其中小学阶段是297000人，初中阶段是83000人。在全日制公办和民办中小学就读的学生大概占到57.2%，其余的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4}对于政府而言，所谓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由流出地教育部门批准成立，在流入地（上海）教育部门备案并接受其“指导”；后者则是由当地教育部门批准成立并直接“领导”。对于学生而言，二者昀大的差别则在于，前者的师资、硬件等办学条件大多很差，教学质量远远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岛”，学生与上海本地青少年相对隔绝，后者则或多或少同在一个屋檐下。{5}社会分层研究对于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素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学校教育是个人实现社会流动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平等；{6}但亦有学者指出，“学校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文化不平等的主要场域”，{7}因为教育是社会精英阶级为抢占较好职业位置而排斥其他社会阶级的工具（教育具有维持精英再生产的能力）。{8}本文认为，与其笼统地说教育会促进或阻碍社会流动与社会平等，不如探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学校教育对于特定群体命运的意义：对于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学校意味着什么？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还是迈向阶级再生产的驿站？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是否会带来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二、底层的班级：物理空间的阶级隐喻来自四川的15岁女孩杨洋梦想成为一个街舞高手，与世界各国的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然而，现实与梦想之间总是存在距离，在笔者对她进行访谈的一个半月后，{9}杨洋将进入上海市某职业技术学校就读酒店管理专业，在她看来，这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因为一共只有三个专业可供农民工子女选择，除此之外就是数控车床和烹饪。这三个专业与杨洋父辈们的职业（饭店服务员、工人、厨师）何其相近，可是，不管杨洋有多么不情愿，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她推向与父辈相似的生活轨道——杨洋的父母称之为“命运”，而学者们称之为“阶级再生产”。杨洋说昀希望学习舞蹈或艺术类专业，但学校不同意，因为根据政策，这些热门专业还没有向农民工子女开放，这让她有些沮丧。但是，相比上一届毕业的农民工子女，杨洋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中等职业教育向农民工子女免费开放，是上海市昀新出台的政策。经过几个月的挣扎、犹豫，杨洋已经学会向生活妥协了：“人有一个目标，固然是好，有目标才有动力的嘛！但是动力也要建立在基础之上，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先把基础打好，再去追寻梦想！”{10}杨洋5岁时随父母来到上海，昀初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直到2006年5月，区教育局宣布她所就读的学校校舍因城区建设被收回，杨洋和妹妹才被安排到公办学校沪城中学就读。杨洋念初二，妹妹念初一，两姐妹所在的班级分别是初二（五）班和初一（五）班。在沪城中学，农民工子女被独立编班，从预备班到初三年级，编号都是（五）班，所以（五）班就变成了“民工班”的代名词。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五）班都被安排在教学楼的一楼，所以（五）班的学生形象地称上海生源的班级为“上面的班级”。杨洋说，原本学校的一楼是没有班级的，我们进来就变成（五）班的教室了。这种安排让人不能不联想到空间的隐喻色彩：一楼即底层，而班级和阶级在英文中对应的是同一个词汇（class）。于是，农民工子女的班级构成了这所学校的底层，正如他们的父辈构成了城市社会的底层。对此，学校的老师则解释说：我们这边由于人比较多，他们在那边文化课基础又比较差，所以两年前开始单独编班。之前由于（外地）学生比较少，都是插班的。这两年人多了，我们初一的时候只有17个人，初二一下子多了21个人。因为很多民工子弟学校都撤了。我们现在实行小班化教学，一个班不能超过30人，没办法让这么多人插班。{11}让笔者有些意外的是，杨洋对独立编班并不介意，她反问道：如果把你和跟自己一样等级的人分在一起的话，说是别人对你的歧视，那把你和跟你不同等级的人分在一起那又是什么呢？不如别人那是事实，又不是别人故意捏造的，所以有点自知之明啊！独立编班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呢，可以使我们充满自信，至于由于自己的自卑感而带来的因素，那都是自己的问题，并不是世界上的人都这样认为的。{12}杨洋是班里的文艺委员，之前参加校园艺术节的时候，曾经和上海的同学一起排练节目，感觉玩得挺好的，表演结束后接触少了，但见面还是会热情地打招呼，所以杨洋对上海同学的印象还不错。让她特别反感的是那些从上面的班级“掉”下来的“同类人”。在杨洋进入沪城中学之前，该校通过相对严格的考试招收了少量农民工子女作为插班生。进入初三之后，由于农民工子女在上海不能考高中，而只能考中专或职高，物理、化学不在考试范围内，升学压力小，学生不免有所懈怠。由于担心这些学生会影响班上的学习风气，老师就开始间接施压，让他们申请转班，譬如总是在课堂上强调：“这些题不参加中考的同学就不用做”，“不参加中考的同学就不要买这些（教辅）材料了，反正没什么用。”这些学生感觉老师越来越针对自己，也就心灰意冷，申请转到同年级的（五）班。杨洋说：那几个“掉”下来的插班生，以前跟上面的班在一起，到了我们班，还是用以前的眼光看我们，而忘记她们也是我们。后来发现她们心机好重，所以我们下课一起讲话，她们下课讲她们的，互相不讲话，也不一起干嘛了……反正就是觉得她们跟我们不一样了，没有放下在上海班的态度，不愿意融入我们，后面就不再（彼此）说话了。更可气的是，她们还跟原来的班级说，我们班不是那么好，很乱的，比不上他们原来的班。其实我们班原先的成绩平均分在全年级一直是第二、第三的，她们来了之后就下降了。{13}笔者悲哀地发现，杨洋已经在极力维护那条横亘在城市儿童与农民工子女之间的社会边界了。比杨洋低一届的李榴告诉笔者：“我们班曾经有人跟上海学生玩得很好，后来又打架闹翻了，班主任就批评班里的同学，说以后不准与上海学生交往了。所以我们都不敢去和上海的学生交朋友，我们觉得上海的同学看不起我们。”如果说在后一个事例中，老师为了避免冲突而充当了社会边界的维护者，那么，从杨洋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社会边界已经内化为她的“惯习”；同时，存在于校园之内的城乡二元结构，其边界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学生打架之类的人际行为（interpersonalbehavior）会被有关行动者理解为上海学生与农民工子女的群际行为（inter-groupbehavior）。为什么农民工子女的一举一动总是被贴上群体的身份标签呢？为什么他们不能作为“杨洋”、“李榴”这样的个体而存在，而必须时时刻刻作为“农民工子女”这样一个群体的成员而存在呢？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仿佛已经“身体化”（embodied）了，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幽灵”。那些从上面班级“掉”下来的同学的经历有些类似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考试）进入了公办学校，也许直到“掉”下来的前一刻，他们还在努力地“融入”班集体，然而，他们的“阶级”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回到“底层”的班级。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掉队”也是一个隐喻，暗示了农民工子女向上流动机会的稀缺，更显示了社会结构不动声色却难以反抗的支配性力量。笔者问杨洋：“那你们班到底乱不乱？”杨洋说：也确实很乱。反正快毕业了，不能参加中考，大家都放松了，不愿意学习。还有就是平行班（指以上海学生为主的班级）的班长，据说本来成绩很好的，就是因为不能参加中考，现在也不学习了，别人看他都不学习了，也跟着不学习了。再加上我们有些科目不用学了，全都是自修课，一天能有三个老师进门就不错了。{14}就这样，杨洋在混乱和无所事事中度过了初中的昀后时光。她班上的其余13名同学中，有5个女生和1个男生选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