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讲--30年代电影：现实主义与左翼

第2讲30年代电影：现实主义与左翼1931年•3月，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问世。该片由明星影片公司和法商百代唱片公司合作摄制，采用的是蜡盘配音的方法。《歌女红牡丹》歌女红牡丹因从小习演旧戏深受封建礼教熏陶。长大后红牡丹是名噪一时的歌女，母亲将她嫁给了剧院老板的弟弟陈发祥，为的是让她更加走红。红牡丹婚后，依仗自己的名气，收入颇多。但是她的丈夫陈发祥却将钱财任意挥霍，并且经常虐待红牡丹。在这种长期痛苦的生活中，红牡丹所受刺激极大，渐渐地她的嗓子不再象以前那样圆润动听了，渐渐沦为三、四等歌女，收入也十分微薄，也经不起丈夫那样的挥霍。但是红牡丹面对丈夫的所作所为依旧不敢反抗，终日忍气吞声。陈发祥因赌博欠债无数，自己又无力偿还，经别人暗地怂恿，他竟将亲生女儿卖掉，偿还赌债。过后陈发祥对自己的作法十分后悔，导致失手杀人，被逮捕进了监狱。红牡丹见丈夫如此情况，不计前嫌，去外地演出之前，到监狱中探看丈夫，并且积极地托人帮助丈夫出狱。1932年•1月28日日军炮击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设在虹口、闸北和江湾地区的电影公司及16家影院皆毁于炮火，上海的30余家中小电影公司均被迫停业。成立背景•1923年“明星”公司《孤儿救祖记》成功带来的巨额利润刺激和鼓舞了人们拍摄电影的热情，众多的电影公司纷纷成立，到1927年，中国已有100多家电影公司。•到了三十年代形成了“明星”、“天一”、“联华”三足鼎力的格局。天一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是中国电影制片机构，由邵氏兄弟(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于1925年6月在上海虹口横浜桥成立，专门从事影片的摄制与发行。邵醉翁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邨人负责制片兼编剧。三弟邵仁枚、六弟邵逸夫去新加坡、马来亚开拓南洋市场。发展简史•在完成最初两部影片《立地成佛》和《女侠李飞飞》后，邵醉翁和邵邨人派三弟邵仁枚、六弟邵逸夫去新加坡、马来亚开拓南洋市场。•由1926年起拍摄了由胡蝶主演的《梁祝痛史》、《珍珠塔前后集》、《义妖白蛇传》、《孟姜女》以及其它古装片，多数取材自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公开标榜：“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虽在内容上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艺术上比较粗糙，可是由于故事情节家喻户晓，加上浩大的宣传声势，颇受南洋华侨欢迎。1928年进一步拍摄《混世魔王》、《乾隆游江南》(9集，1928～1931)等神怪武侠片，掀起了所谓“古装片浪潮”。•1931年，利用美国人的有声器材和技术，拍摄了中国最早的两部片上发声影片之一《歌场春色》。20世纪30年代在左翼电影运动影响下，相继拍摄了《王先生》、《花花草草》、《飞絮》(1933)、《飘零》(1933)、《挣扎》(1933)、《海葬》(1935)、《母亲》(1935)等较有社会意义的影片等片，不过该公司仍以制作商业电影为主，后在香港成立分公司。1933年“天一”聘请粤剧表演艺术家薛觉先主演影片《白金龙》，在香港、南洋各地公映，颇受欢迎。1937年春“天一”在完成《花花草草》等影片后，结束了在上海的制片活动，将全部资金、设备转移至香港，成立了南洋影片公司。自1925年至1937年，该公司在沪共完成故事片约百部（包括有声片35部）、长短纪录片20部。联华影业公司•联华影业公司，中国私营电影企业，全称为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1929年由罗明佑的华北电影有限公司、黎民伟的民新影片公司、吴性栽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和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等合并而成，又吸收在上海经营印刷业的黄漪磋参加组成。最初全名为“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1932年后改称联华影业公司。总管理处在香港，上海设分理处，北平设分厂。特点•在中国长达百年的电影经验中，电影的产业效应一直遵循着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自然规则，就早期电影而言，大多数电影公司都是抱定影片制作的主业，基本不会涉及发行、放映环节。只有像明星或者天一这样经营成功的大公司才会考虑扩展经营领域，创建自己的发行、放映机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却有一家公司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在坐稳发行、放映界的王者之位后，合并多家公司一举进军电影制片领域，吸纳各方精英，借鉴西方企业管理模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的新兴势力，处处显露出与众不同的霸气。而这家意图成为中国电影“托拉斯”的公司，正是成立于1930年的联华影业公司。•由于自身的雄厚实力，联华公司很快就吸引来一批高水准的电影人才，比如导演中的孙瑜、蔡楚生、史东山，编剧里的田汉、夏衍，再加上阮玲玉、金焰等一代巨星，构成了中国30年代电影无可复制的黄金阵容。而这一切都在证明，电影需要的是完备而精密的产业化操作，是由市场决定的工业化产品，而不是小作坊手工作业的工艺品。影片制作•由于“联华”善于网罗人才，尤其注意吸收具有新文化思想的艺术人员参与创作。创作面貌有别于其它公司。1930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了揭露官场黑暗的《故都春梦》和批判封建门第观念、提倡自由恋爱的《野草闲花》。这两部影片摆脱了当时一些国产影片低级趣味的倾向，以一种清新脱俗的艺术风格，为廓清影坛风气开了个好头，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与欢迎。1932年“一·二八”沪战前夕，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上海第一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内容的故事片《共赴国难》，它让电影呐喊出民族革命的呼声，点燃起大众抗日救亡的火焰。但联华在30年代初的电影思想、艺术质量也有参差不齐的现象。•同期有许多左翼电影人加入联华，1932年12月29日，公司发行了第一部著名的左翼电影《三个摩登女性》，后有《天明》、《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小玩意》等影片。1936年2月，上海电影界根据新的形式，提出了“国防电影”的口号，联华出品的的《狼山喋血记》、《王老五》、《青年进行曲》是第一批“国防电影”。这些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题材上突破了一般的市民生活的描绘，直接表现劳动人民、左翼知识分子；在艺术手法方面既注意民族化、大众化的表现形式，又努力吸取外国电影中的好经验，发挥电影艺术的特长。为此，联华的影片被当时舆论肯定为“新派”电影的代表。其中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不仅在国内创上座最高纪录，而且在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状。•从1930—1937年，先后摄制故事片77部，长戏曲片1部，短故事片多部，以及动画片《狗侦探》、《国人速醒》等2部。由于一开始就较明确地提出了“复兴国片”、“抵抗外片”、“提倡艺术”、“宣扬文化”的方针和口号，数年间，联华成为一家有影响、有作为的电影公司。但由于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在思想上、经济上均与外国买办经济、国民党官僚资本有着各种联系，在不同的阶段，是有起伏的。但就其主流来看，能贴近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在艺术上注重人物性格刻划，已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更多地着眼于对电影特性的运用与掌握，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在观众中产生了与“明星”、“天一”的影片的不同印象，称“联华”为新派，称“明星”、“天一”为旧派。代表作：南国之春(1932)、粉红色的梦(1932)、共赴国难(1932)、都市的早晨(1933)、渔光曲(1934)、新女性(1934)、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蔡楚生(1906—1965)走过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电影民族化的艺术创造道路。他编导的影片大都深刻地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控诉旧中国的社会、统治阶级的腐败，倾吐人民大众的心声，呼唤黎明解放的到来。他导演的影片艺术特色鲜明，故事曲折动人，有头有尾，人物性格刻划细腻入微，内涵丰富，从多侧面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蔡楚生1929年，入明星影片公司，任郑正秋的助理导演和副导演，协助拍摄了《战地小同胞》（1929）、《碎琴楼》（1930）、《桃花湖》（1930）、《红泪影》（1931）等6部影片。1931年夏，加入联华影业公司，正式担任编剧、导演。先后创作了《南国之春》（1932）和《粉红色的梦》（1932）。这两部作品反映出浓厚的感伤情调，脱离了当时的严酷现实，受到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批评。在此期间，蔡楚生与他人联合编导了反映“一二八”抗日的故事影片《共赴国难》（1932）。1933年，蔡楚生参加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导演了影片《都会的早晨》，标志着他创作思想上的重大转变。1934年，编导影片《渔光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轰动影坛，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影片在1935年2月举行的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南国之春》在南国的一个小城里，三个来自外地的青年与已故银行家之女小鸿邻居，在以后的日子，青年洪瑜与小鸿发生了恋情。由父母包办洪瑜回家完婚，可小鸿还在痴情地等待，为了逃避小鸿，洪瑜去了法国，回来是小鸿已得了重病，在临终前，终于与洪瑜上了一面。《粉红色的梦》罗文是上海一个青年作家，他受了许多不良风气的影响，变得追求浪漫生活，进而抛妻离女，另找所爱，结识了交际花李蕙兰，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罗文前妻素云遭到丈夫抛弃，伤心之余只得离开灯红绿酒的上海，回到农村教书。罗文没有想到自己幻想的幸福生活如此短暂，正当他做着美梦的时候，水性杨花的交际花李蕙兰和另一个男人私奔了。这时的罗文欠了很多债，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之中。前妻素云在乡村得知了罗文的境遇后，为了让罗文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便自己以罗文的名字写了一本小说，内容便是自己的生活经历。小说写成之后，在社会上大获成功，素云将所得稿费拿给罗文还债。此时的罗文内疚不已，悔恨交加，终于，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共赴国难华翁世居上海闸北，家有四子一女。长子干练有为；次子经商，开设时装商店；三子习医，自设诊所；四子求学，但不顾学业，日以醇酒美人自娱。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奋起自强，华翁辄以国难当头，应有报国作为勉励子女。沪战将起，次子欲将时装店他迁，为华翁所阻，谓战争发生，正是我辈民众尽力后方之时。是日深夜，战事果起，闸北战火连天，华翁住宅亦为炮弹击毁。时长子已加入义勇军开赴前线，因见伤员日增，归嘱三弟及妹妹组织救护队上阵服务。二弟夫妇闻知义勇军缺衣御寒，也召集邻人缝制棉背心支援。时前线战事更趋激烈，华翁被流弹伤及背部，三子欲为父紧急救治，为华翁拒绝，勉其速赴前线抢救负伤战士。战事暂趋沉寂，四子归来，见全家工作紧张，幡然悔悟。前线战事又趋激烈，长子重伤晕厥，由三子扶归，苏醒后又挣扎欲重返前线，终因伤重不治牺牲。二子、三子、四子誓继兄志，奔向前线，踏着先烈的血迹，共赴国难。都会的早晨描写被富家少爷黄梦华遗弃的私生子奇龄在穷苦车夫许阿大抚育下，成长为品德纯正的工人，而黄梦华的另一个儿子惠龄，则在自己家里长成道德败坏的恶棍。惠龄为了霸占许阿大的女儿兰儿，用尽卑劣手段，将奇龄关进监狱，把兰儿软禁起来。此时，已病入膏肓的黄梦华已对惠龄失望，忏悔之余，想承认与奇龄的父子关系并把家产分一半给他，却遭到奇龄的拒绝。奇龄带着兰儿回到自己成长的环境中去。在这部影片里，蔡楚生用现实主义笔触，描写了下层劳苦群众的痛苦生活，歌颂了奇龄、兰儿坚强纯正的品格，揭露了黄梦华、黄惠龄等人的丑恶灵魂，表现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影片故事生动、情节曲折、条理清楚、描写细腻。是蔡楚生在左翼电影运动初期的力作，公映后受到好评。渔光曲《渔光曲》是中国电影1930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首映于1934年6月14日。是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故事影片，以该片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左翼电影关注社会底层，将他们凄惨的生活艺术化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中国最早的有声影片之一，《渔光曲》上映后颇受欢迎，曾经创造了连续放映84天的记录，该片同名主题曲也成为传唱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影片描述一个贫苦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渔民儿女小猴和小猫年幼丧父，母亲在主人家做奶妈，不久又双目失明。但小猫、小猴却与一起长大的少爷子英成了朋友。十年之后，小猫、小猴仍以租船打鱼为生，而子英则准备出国留学，临行前三人聚会，子英发誓要回来改良中国渔业。子英走后，由于东海渔村遭海匪洗劫，打鱼生活难以维继，他们退掉渔船，带着母亲投奔了上海的舅舅，在上海他们跟随舅舅以卖唱为生，后来又发生了火灾，母亲和舅舅葬身火海，